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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有一位关键人物，是袁世凯。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练新军，他亲手办；另一件是兴学校，他请了创办南开学校的严修来办，自称听严先生指挥。
后来，朝廷预备立宪，召袁氏进京，去总理朝政，袁氏欣然奉命。同时，亦请严修去主理学部。戊戌变法以后，严修对朝廷早已意冷，袁氏请他主持直隶学政，一来因袁氏心诚，二来自己毕竟是乡绅，要为地方尽一份责任。
可此次，是去朝廷赴任，他颇费踌躇，辞之再三，还是去了。
一来，还是因为袁氏心诚，二来他的老师张之洞也在朝廷主政，两人一请，于情于理，他都不好再推辞了。还有一点，也许最重要，那就是朝廷表示预备立宪，他想起了那位还在受难的青春皇帝，一咬牙，就同意了。
他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而他的新私学才刚开了头，便将南开学校托付给了他最信任的张伯苓等人，将家务事交代给了子侄们，就进京。
那时新设立的学部，亦按满汉复职制老例，以满人荣庆为学部尚书，领衔而已，而以严修为学部侍郎，实际主持，好在两人相洽，君子怡怡。
严修主理学部，使学部成为新政发动机。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就是君权与民权合一。以经学立君权，以西学立民权，孔孟之道，实与民主相通。
而差别在于，一个是理想化的“道”，一个是现实性的“制”，而宪政的目标，就是要将“道”转变为“制”，这几乎成了他在学部工作的目标。
经学的“道”，虽时时强调，却无需他来推动，可西学的“制”，要一一建立，则要靠他来执行。建制之前，先要立定方针，明确教育宗旨。
他拟就学部关于教育宗旨的奏折，该折以上谕形式公布。
他指出，各国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即是普及教育，他说，教育目标，不在培养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
使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
因此，还要立法，实施义务教育，他称之为“强迫”。
而教育宗旨方面，他认为，中国政教所固有而应发扬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而以提倡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
这似乎是中国人最早论及国民性的，受了日本人的影响。
关于忠君，他说，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接着就举了德国和日本的例子——近世崛起之国，德日称最矣。
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统一；日之教育，则维护皇统而已。
关于尊孔，他将明治维新归功于中国圣贤之学。指出，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能并驾欧美，还用吾国圣贤之言而训导之，况孔子生于中国乎？
在实学这一点上，西学本与汉儒实事求是、宋儒即物穷理相通。
学贵实用，历代理学名臣如王守仁、曾国藩，都能发为事功。对于高谈性命，崇尚虚无，他斥之无用，而章句之儒，泥于记诵，则更等而下之。
以实学求实业，乃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他强调“兴学为地方要政，实与钱谷、刑名并重”，要求各省考察官员，要由过去的藩司会同臬司考察，改为由藩、学、臬三司会同考察。
学司参与考察官员，官员的政治前途便与兴学相关联。
他知道，调动了官员还不够，还要调动民。政治体制虽是官本位的，但政治文化却是民本位的。成事虽然在官府，而做事却要靠民间。
于是，奏定《各省普设教育会章程》，以教育会“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并励士绅助官兴学或立私学，达成“教育之道，普及为先”。
普及教育，尤重女学，曰：中国女学，本于经训，先王化民，以妇学为先务。故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
一套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制及行政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教育改革为新政先导，令朝野人士刮目。连太后也来召见他了，“垂问数十句”，便将他从学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严修恳请收回成命，上谕：着毋庸议。 公务之暇，严修办《学部官报》，编白话教育歌。
还与人在天津合办《醒俗画报》，普及教育和立宪知识。
而直隶总督袁氏，对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格外热衷。他害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账，所以鼓吹君主立宪以制之，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
除了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预备立宪前，他就建立了市政议会，请商绅议政。
他还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建立了天津府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该所为研究地方自治的学术机构，并成为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的基地。
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年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
但候选人资格有严格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紧接着，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
这些活动，严修和他的朋友们都参与了，他在天津与人合办《醒俗画报》，后来又办《醒俗报》，就是为了配合这些活动，而进行宣传。
可袁氏过于热衷，竟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
开了19次会议，天津县自治机构通过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章程，要求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其它代表均由选举产生。
严修以为，天津自治运动已有效验，应迅速推广勿议之不休。
清廷遂拟于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严修力排众议说：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不去实行，哪能拿出标准来说服人。
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
其时，立宪与革命，看起来各行其是，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形成了近代化合力。以一维的革命的眼光来看严修，严修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可用多维的近代化眼光来看严修，严修的历史作用超越了许多所谓革命先行者。
革命救国固然可泣，而普及教育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在致友人信中叹曰：每念立宪根基，系于教育，以全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欲图普及，不知从何处着手？为此，他彷徨中夜，刻不自安。
更何况自治兴起以后，自治机构与地方政府矛盾重重，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一开始就难以生存。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的土地税或其它捐纳能自主地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议会只好威胁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
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
据当时《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
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最终引起全国性学潮，并导致各省绅商自办路矿运动。
清廷以苏杭甬铁路借款，舆情未洽，请筹变通办法，下部议之。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学部压力甚大。
而严修坦然处之，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中学成了学潮发源地。
学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已成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对于无意中成了学潮“第一推动者”的严修，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只字未提。
可外国人识货，那时李提摩太、高葆真在上海主持广学会，正编辑世界名人图册。他们致函严修，告知已将其纳入世界名人谱中。
严修复函，自谓滥竽，厕身于伟人谱里，聊以充数而已。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练新军，他亲手办；另一件是兴学校，他请了创办南开学校的严修来办，自称听严先生指挥。
后来，朝廷预备立宪，召袁氏进京，去总理朝政，袁氏欣然奉命。同时，亦请严修去主理学部。戊戌变法以后，严修对朝廷早已意冷，袁氏请他主持直隶学政，一来因袁氏心诚，二来自己毕竟是乡绅，要为地方尽一份责任。
可此次，是去朝廷赴任，他颇费踌躇，辞之再三，还是去了。
一来，还是因为袁氏心诚，二来他的老师张之洞也在朝廷主政，两人一请，于情于理，他都不好再推辞了。还有一点，也许最重要，那就是朝廷表示预备立宪，他想起了那位还在受难的青春皇帝，一咬牙，就同意了。
他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而他的新私学才刚开了头，便将南开学校托付给了他最信任的张伯苓等人，将家务事交代给了子侄们，就进京。
那时新设立的学部，亦按满汉复职制老例，以满人荣庆为学部尚书，领衔而已，而以严修为学部侍郎，实际主持，好在两人相洽，君子怡怡。
严修主理学部，使学部成为新政发动机。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就是君权与民权合一。以经学立君权，以西学立民权，孔孟之道，实与民主相通。
而差别在于，一个是理想化的“道”，一个是现实性的“制”，而宪政的目标，就是要将“道”转变为“制”，这几乎成了他在学部工作的目标。
经学的“道”，虽时时强调，却无需他来推动，可西学的“制”，要一一建立，则要靠他来执行。建制之前，先要立定方针，明确教育宗旨。
他拟就学部关于教育宗旨的奏折，该折以上谕形式公布。
他指出，各国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即是普及教育，他说，教育目标，不在培养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
使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
因此，还要立法，实施义务教育，他称之为“强迫”。
而教育宗旨方面，他认为，中国政教所固有而应发扬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而以提倡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
这似乎是中国人最早论及国民性的，受了日本人的影响。
关于忠君，他说，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接着就举了德国和日本的例子——近世崛起之国，德日称最矣。
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统一；日之教育，则维护皇统而已。
关于尊孔，他将明治维新归功于中国圣贤之学。指出，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能并驾欧美，还用吾国圣贤之言而训导之，况孔子生于中国乎？
在实学这一点上，西学本与汉儒实事求是、宋儒即物穷理相通。
学贵实用，历代理学名臣如王守仁、曾国藩，都能发为事功。对于高谈性命，崇尚虚无，他斥之无用，而章句之儒，泥于记诵，则更等而下之。
以实学求实业，乃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他强调“兴学为地方要政，实与钱谷、刑名并重”，要求各省考察官员，要由过去的藩司会同臬司考察，改为由藩、学、臬三司会同考察。
学司参与考察官员，官员的政治前途便与兴学相关联。
他知道，调动了官员还不够，还要调动民。政治体制虽是官本位的，但政治文化却是民本位的。成事虽然在官府，而做事却要靠民间。
于是，奏定《各省普设教育会章程》，以教育会“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并励士绅助官兴学或立私学，达成“教育之道，普及为先”。
普及教育，尤重女学，曰：中国女学，本于经训，先王化民，以妇学为先务。故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
一套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制及行政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教育改革为新政先导，令朝野人士刮目。连太后也来召见他了，“垂问数十句”，便将他从学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严修恳请收回成命，上谕：着毋庸议。 公务之暇，严修办《学部官报》，编白话教育歌。
还与人在天津合办《醒俗画报》，普及教育和立宪知识。
而直隶总督袁氏，对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格外热衷。他害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账，所以鼓吹君主立宪以制之，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
除了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预备立宪前，他就建立了市政议会，请商绅议政。
他还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建立了天津府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该所为研究地方自治的学术机构，并成为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的基地。
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年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
但候选人资格有严格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紧接着，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
这些活动，严修和他的朋友们都参与了，他在天津与人合办《醒俗画报》，后来又办《醒俗报》，就是为了配合这些活动，而进行宣传。
可袁氏过于热衷，竟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
开了19次会议，天津县自治机构通过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章程，要求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其它代表均由选举产生。
严修以为，天津自治运动已有效验，应迅速推广勿议之不休。
清廷遂拟于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严修力排众议说：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不去实行，哪能拿出标准来说服人。
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
其时，立宪与革命，看起来各行其是，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形成了近代化合力。以一维的革命的眼光来看严修，严修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可用多维的近代化眼光来看严修，严修的历史作用超越了许多所谓革命先行者。
革命救国固然可泣，而普及教育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在致友人信中叹曰：每念立宪根基，系于教育，以全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欲图普及，不知从何处着手？为此，他彷徨中夜，刻不自安。
更何况自治兴起以后，自治机构与地方政府矛盾重重，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一开始就难以生存。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的土地税或其它捐纳能自主地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议会只好威胁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
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
据当时《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
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最终引起全国性学潮，并导致各省绅商自办路矿运动。
清廷以苏杭甬铁路借款，舆情未洽，请筹变通办法，下部议之。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学部压力甚大。
而严修坦然处之，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中学成了学潮发源地。
学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已成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对于无意中成了学潮“第一推动者”的严修，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只字未提。
可外国人识货，那时李提摩太、高葆真在上海主持广学会，正编辑世界名人图册。他们致函严修，告知已将其纳入世界名人谱中。
严修复函，自谓滥竽，厕身于伟人谱里，聊以充数而已。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