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欧洲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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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美国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演变特别是欧盟崛起的无视或误读尤其是布什政府采取的“美国主义”或单边主义的国际与欧洲战略,刺激或促成了法、德等欧盟主要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一种成长中的“欧洲立场”的理论阐释与政治表达。但是,欧盟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实现欧美双边合作关系的强化而不是弱化,在此前提下逐步将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转变为一种竞争、补充和合作相结合的平等伙伴关系,因而并不希望看到双边关系由于某一议题分歧而出现实质意义上的分裂与对立。
其他文献
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欧洲秩序的出现,但俄罗斯的三个决定,即退出常规武器公约、阻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在选举监督领域的工作、拒绝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款欧洲人权法院改革议定书,标志着后冷战欧洲秩序的终结。本文认为,后冷战欧洲秩序危机的核心不是民主和独裁的冲突,而是欧盟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国家和俄罗斯表现出来的传统现代国家的冲突。在俄罗斯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和对抗西方的新倾向背景下,西方不应该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专注于国家利益的接触政策和19世纪的权力政治,期望这样做来改善西方与俄
期刊
冷战结束后,研究层次由国际体系层次向国内单位层次的回落及其拓展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趋向,重视研究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国内根源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而在纷繁复杂的国内根源中,思想因素以其在外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疑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思想观念对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帮助决策者认清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影响决策者对战略形势的评估与判断以及本身内化为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
2008年11月7—9日,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的研讨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地共40多位的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世界政治发展、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后冷战时代的民主及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托马斯.迈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任、艾伯特基金会政治教育学院院长,兼任多特蒙德大学教授。2006年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世鹏教授约请,为即将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增写了以下的新词条。这些新的概念解释反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至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观点和发展动态。现发表如下,仅供参考。
美国“基督教右派”的追随者来源于“福音派”的环境中,即那些把传播和宣示福音当作核心使命来看待的信徒。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反对新社会运动的抗议运动,80年代末,他们以政治性的公司或者各种组织和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90年代,“基督联盟”活动特别活跃。基督教右派主要有两种政治策略:对共和党领导委员会进行“渗透”,在地区、州和国家三个不同层次为保守阵营候选人进行选民动员。在30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基督教右派经历了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加强了其组织结构并且扩展了它们的策略,与其初始阶段相比,它们现在更能成功地
“英国学派”的命名 让我先从“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命名谈起。英国学派实际上并不是“英国的”(English),而是罗伊·琼斯在20世纪80年代给它起的一个名字,琼斯声称该学派应该寿终正寝了。同样,哥本哈根学派的提法也来源于一篇强烈批评它的文章。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教训,即如果你要批评某个东西,那么就千万别给它命名.因为唯有名字会保存下来。
2003年10月18日上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Chinese Collegiat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宣告成立。国家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黄百炼同志、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刘光源同志、北京大
中国与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相接,共有陆海邻国20多个,是世界上陆海邻国最多、周边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而东南亚地域则是中国陆海邻国中最多的地区,该地域既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特殊渊
本文主要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本质。这种和平的本质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具体内容是:古代中国的强盛与“朝贡和睦”外交的被动性;近代中国的衰落与“以夷制夷”外交的被迫性;当代中国的变革与“和平共处”外交的参与性;未来中国的崛起与“有所作为”外交的共荣性。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行不同的外交政策有着不同的原因。但不管其原因和特点的差异性有多大,其和平的本质却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