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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一直处在荒芜与遗忘之间，由于快速城镇化的冲击，山清水秀也留不住一批批走出乡村、走向世界、寻求发展的年轻人。农村不断地被漠视、被遗弃，日渐没落芜杂。身在其中的农民，面临着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却无力解决，只能扼腕叹息。对于这样的现状，尽管相当多的写作者把目光转向城市题材写作，我们仍旧能够看到一部分作家，不甘心逃跑或沉默，他们的观察、思考和呈现，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周如钢发表在《福建文学》2016年第2期的小说《盘根村的偶像》以一种由外到内的叙事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昔日英勇抗日、而今芜杂衰落的盘根村。小说叙事焦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乡村衰落带来的妇女情感缺失，面子工程上的英雄崇拜。这两条主线并行不悖地穿梭于作品之中，揭示出盘根村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青壮年的流失、农村的穷困，还在于由此引发的妇女生理欲望无法满足、英雄后代正大光明与村中妇女轮流发生关系，村中老人对此现状难以容忍，却又无力改变，以及领导对帮扶单位的敷衍了事等问题。首先是留守妇女的情感缺失问题。小说开篇用一种轻快明亮激昂的笔调讲述豪气干云的盘根传奇，描写七十多岁的连春外婆回旋抗日的英勇事迹，叙述陈大彪不惧生死，与鬼子在番薯洞同归于尽的血性历史；随后通过番薯洞引出盘根村如今的衰落景象：仅有十一户人家、满眼尽是无人开垦的荒地，“番薯洞是曾经的传奇，对于现在来说，那也是噱头的一种吧”。到此周如钢一直是用一种外人的眼光来描述盘根村，记者“我”是一个游客身份，随着我与大嘴龅牙陈大宝、陈老伯、兰花等人物的不断接触，对两个女人吵架的不断了解和深思，记者“我”才逐渐转变为一个村民身份，深入盘根村内部，发现盘根村在英雄传奇掩盖下劣迹斑斑的真实面目。两个女人粗俗的吵架声中全部都是与男女生殖器官有关的字眼，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妇女自身素质稍有欠缺，另一方面是妇女情感缺失的问题，性欲的渴求成了盘根村妇女生活的主要部分，因此她们能想到的，也是在她们心中最为看重的，就是如小狗小猫般那点男女性事。现在盘根村的妇女与连春外婆形成鲜明的对比，往日的巾帼英雄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落寞、泼辣、渴求肉体满足的留守妇女。这与贞洁并没有太大关系，正如村长所言“一年到头男人不回家，或者几年不回家，一年拿个万把块回来又有什么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陈大宝弥补了盘根村九个年轻妇女生理上的需求，成为她们释放内心情欲的工具。第二点是面子工程上的英雄崇拜问题，如果说昔日的连春外婆已不再，只留下丢人现眼的留守妇女，那么曾经豪情万丈英勇抗战的陈大彪也早已被人淡忘，只留下英雄后代陈大宝好吃懒惰、游戏妇女。领导将陈大宝视为英雄后代，多加照顾；村长苦心维护着盘根村在外界的传奇英雄形象，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仿佛有陈大宝在就有英雄陈大彪的存在，这是一种面子上的英雄主义、是错误的英雄崇拜。在村长终于摆脱英雄崇拜，痛下决心要驱逐陈大宝时，驻村干部出现了——“谁要弄陈大宝啊？”这是社会的现状，英雄主义不再是一个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旗帜，而成了一种噱头，一种摆设，一种障碍。小说的结尾令我们反思，“领导说，咱市里这样的村子多的是，放眼全国，更是多如牛毛”，明知多如牛毛却不想着解决只想着敷衍，这就是现实。文中的“我”说：“盘根村真的要好好写一写了，再不能这样去敷衍了。可是，我不能写，我也不该写，我也没想好到底要怎么写。我该怎么办呢？”盘根村的偶像已无从谈起，只剩下矮丑穷的英雄后代，年老体弱的老年人，情感缺失的妇女，而这一切都在报纸上敷衍了事的宣传中被忽略了。
黄金明发表在《作品》2016年第2期的小说《人树》以“我”的自述为主，老樟树作为隐含的倾听者，以苍凉、无奈、超然的语调，讲述了寡妇母亲坎坷的一生、城市化进程冲击下大孙村的悲凉，以及老樟树终被砍伐的命运。母亲吴彩霞有过姘头、穿过破鞋、受过批斗，也熬到平反，她说：“一个寡妇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太艰难了。你慢慢就会懂的。”每一个留守妇女都有一段难言之隐，人们只在乎女性完成了多少义务，却从不过问她们缺少了多少权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成为主体，“很少有青壮年留守在村庄，连孩子也跟着父母外出读书去了”，吴彩霞辞世那年（2005），“村中只剩下十几位老人和几个孩子”，“在之后不到十年时间里，那些孩子在成长并远走高飞（或被父母接走），而年迈的土狗、兰花等老人也相继入土”，“从2015年起，村子里除了我，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乡村山野无人侍弄，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荒村野地了”，村庄的大小路径也早已面目全非。这一切都是现在农村的现状，有的农村只剩下一个外壳，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冲天的高楼大厦闲置着，外出打工的农民拼尽一辈子也买不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是，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没有人愿意花费几年的精力去挣点可能有回报的钱，难道农村就象征着落后，城镇就象征着进步么？农村和城镇并不是对立的两极，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崇尚小农经济，农村中蕴含相当多的中国印记，当全部的农村衰败不堪、无人问津，中国的特色又在哪里？农村的消失不一定带来经济的进步，但一定会导致中国许多的传统习俗——祭拜的香火屋、扫墓等的日渐消失，传承五千年的文化就在城镇化的冲击中以落后、繁琐的罪名被改革了，传统文化带给人们的凝聚精神在改革中渐渐失去意义。活了三百年的香樟树在“我”临死前也被自称大孙村的后人挖走卖钱了，“这棵树是村庄的灵魂，砍了它村子就魂飞魄散了——”，“这可是保存了村子的记忆，你们日后还想回来，就一点记忆都没有了——”，香樟树的伐走，标志着整个村庄的彻底消失，当一个村庄的灵魂和记忆都被抹掉的时候，这个村庄就彻底成为一个弃村。每一段记忆都烙印着中国千百年来的发展轨迹，为了千篇一律的城镇化建设而毁掉那份不可重来、独一无二的记忆，无疑，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却得不偿失。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周如钢发表在《福建文学》2016年第2期的小说《盘根村的偶像》以一种由外到内的叙事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昔日英勇抗日、而今芜杂衰落的盘根村。小说叙事焦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乡村衰落带来的妇女情感缺失，面子工程上的英雄崇拜。这两条主线并行不悖地穿梭于作品之中，揭示出盘根村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青壮年的流失、农村的穷困，还在于由此引发的妇女生理欲望无法满足、英雄后代正大光明与村中妇女轮流发生关系，村中老人对此现状难以容忍，却又无力改变，以及领导对帮扶单位的敷衍了事等问题。首先是留守妇女的情感缺失问题。小说开篇用一种轻快明亮激昂的笔调讲述豪气干云的盘根传奇，描写七十多岁的连春外婆回旋抗日的英勇事迹，叙述陈大彪不惧生死，与鬼子在番薯洞同归于尽的血性历史；随后通过番薯洞引出盘根村如今的衰落景象：仅有十一户人家、满眼尽是无人开垦的荒地，“番薯洞是曾经的传奇，对于现在来说，那也是噱头的一种吧”。到此周如钢一直是用一种外人的眼光来描述盘根村，记者“我”是一个游客身份，随着我与大嘴龅牙陈大宝、陈老伯、兰花等人物的不断接触，对两个女人吵架的不断了解和深思，记者“我”才逐渐转变为一个村民身份，深入盘根村内部，发现盘根村在英雄传奇掩盖下劣迹斑斑的真实面目。两个女人粗俗的吵架声中全部都是与男女生殖器官有关的字眼，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妇女自身素质稍有欠缺，另一方面是妇女情感缺失的问题，性欲的渴求成了盘根村妇女生活的主要部分，因此她们能想到的，也是在她们心中最为看重的，就是如小狗小猫般那点男女性事。现在盘根村的妇女与连春外婆形成鲜明的对比，往日的巾帼英雄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落寞、泼辣、渴求肉体满足的留守妇女。这与贞洁并没有太大关系，正如村长所言“一年到头男人不回家，或者几年不回家，一年拿个万把块回来又有什么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陈大宝弥补了盘根村九个年轻妇女生理上的需求，成为她们释放内心情欲的工具。第二点是面子工程上的英雄崇拜问题，如果说昔日的连春外婆已不再，只留下丢人现眼的留守妇女，那么曾经豪情万丈英勇抗战的陈大彪也早已被人淡忘，只留下英雄后代陈大宝好吃懒惰、游戏妇女。领导将陈大宝视为英雄后代，多加照顾；村长苦心维护着盘根村在外界的传奇英雄形象，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仿佛有陈大宝在就有英雄陈大彪的存在，这是一种面子上的英雄主义、是错误的英雄崇拜。在村长终于摆脱英雄崇拜，痛下决心要驱逐陈大宝时，驻村干部出现了——“谁要弄陈大宝啊？”这是社会的现状，英雄主义不再是一个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旗帜，而成了一种噱头，一种摆设，一种障碍。小说的结尾令我们反思，“领导说，咱市里这样的村子多的是，放眼全国，更是多如牛毛”，明知多如牛毛却不想着解决只想着敷衍，这就是现实。文中的“我”说：“盘根村真的要好好写一写了，再不能这样去敷衍了。可是，我不能写，我也不该写，我也没想好到底要怎么写。我该怎么办呢？”盘根村的偶像已无从谈起，只剩下矮丑穷的英雄后代，年老体弱的老年人，情感缺失的妇女，而这一切都在报纸上敷衍了事的宣传中被忽略了。
黄金明发表在《作品》2016年第2期的小说《人树》以“我”的自述为主，老樟树作为隐含的倾听者，以苍凉、无奈、超然的语调，讲述了寡妇母亲坎坷的一生、城市化进程冲击下大孙村的悲凉，以及老樟树终被砍伐的命运。母亲吴彩霞有过姘头、穿过破鞋、受过批斗，也熬到平反，她说：“一个寡妇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太艰难了。你慢慢就会懂的。”每一个留守妇女都有一段难言之隐，人们只在乎女性完成了多少义务，却从不过问她们缺少了多少权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成为主体，“很少有青壮年留守在村庄，连孩子也跟着父母外出读书去了”，吴彩霞辞世那年（2005），“村中只剩下十几位老人和几个孩子”，“在之后不到十年时间里，那些孩子在成长并远走高飞（或被父母接走），而年迈的土狗、兰花等老人也相继入土”，“从2015年起，村子里除了我，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乡村山野无人侍弄，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荒村野地了”，村庄的大小路径也早已面目全非。这一切都是现在农村的现状，有的农村只剩下一个外壳，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冲天的高楼大厦闲置着，外出打工的农民拼尽一辈子也买不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是，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没有人愿意花费几年的精力去挣点可能有回报的钱，难道农村就象征着落后，城镇就象征着进步么？农村和城镇并不是对立的两极，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崇尚小农经济，农村中蕴含相当多的中国印记，当全部的农村衰败不堪、无人问津，中国的特色又在哪里？农村的消失不一定带来经济的进步，但一定会导致中国许多的传统习俗——祭拜的香火屋、扫墓等的日渐消失，传承五千年的文化就在城镇化的冲击中以落后、繁琐的罪名被改革了，传统文化带给人们的凝聚精神在改革中渐渐失去意义。活了三百年的香樟树在“我”临死前也被自称大孙村的后人挖走卖钱了，“这棵树是村庄的灵魂，砍了它村子就魂飞魄散了——”，“这可是保存了村子的记忆，你们日后还想回来，就一点记忆都没有了——”，香樟树的伐走，标志着整个村庄的彻底消失，当一个村庄的灵魂和记忆都被抹掉的时候，这个村庄就彻底成为一个弃村。每一段记忆都烙印着中国千百年来的发展轨迹，为了千篇一律的城镇化建设而毁掉那份不可重来、独一无二的记忆，无疑，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却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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