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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好的理论宣传效益，恩格斯对“宣传者”提出了四项要求：“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３０４页）实际上，这四项要求同样是对新闻评论提出了审美的要求。在形形色色的新闻评论快速发展的时下，从审美诉求的角度探讨评论的距离提升、氛围营造、逻辑力量、话语构成等不仅是现实的急需，而且是新闻学“与时俱进”的历史必然。
本文意在对新闻评论中的距离提升作一点思考。
新闻评论和新闻事件距离的“有限拉开”，即行话里说的“切口要小”，给评论员提供了驰骋的空间，亦为读者对事件背后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理论意义的理解进行了“导读”。“以小见大”就是依靠“深挖”、“联想”或“对比”等手段从比较小的新闻事件里找到一个“引人入彀”而“别有洞天”的切入点，进而提醒受众关注一个“事关重大”的“原则问题”。
１９８４年底，中国银行同意向苏联提供２００万美元的贷款。在动辄上千亿美元的国际金融事务中，这件事情的确不大。可法国《费加罗报》（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４日）的评论员却作了题为《中国不但贸易顺差而且是金融大国》的评论。其中说道：“这笔贷款的数额小得不值一提”，可它说明“苏联斤斤计较地向北京盟友提供帮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否应该认为，中国提供的这２００万美元的贷款是一种中国的略带一点残酷的幽默？”文中通过“１９８０年以来一直是顺差”、“拥有黄金外汇和外汇储备２００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的具体数字点了“金融大国”的题，显示了评论员抓住宏旨大义、见微而知著的眼光。①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有消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今年１月中旬在东北考察煤矿资源枯竭地区沉陷问题并慰问煤矿困难职工途中遇车祸受伤。昨天，在中央电视台十六届二中全会的电视新闻上出现了曾培炎的画面。据悉，曾培炎目前已基本痊愈，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仍将按惯例作计划报告。” ②
计委主任遇车祸受了伤而且已经痊愈，也不能说是“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可是马少华先生评论道：
这明显是一条迟到了的消息，尽管巧妙地找到了一条很近的新闻由头。我特别留意到这一点，不是挑剔或是称赞这家报纸的操作，而恰恰是因为：国家高级官员身上发生的类似事件，长期以来绝少报道。这种不符合新闻规律的现象，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考虑或纪律，但都是信息封闭、信息控制的结果之一。
…………
对于人民来说，领导干部千篇一律的视察、参观、剪彩，乃至开会，都可能不是新闻，有的可以说是“假事件”（外国传播学者的一个学术定义，不含褒贬）。但是，落在谁身上都是真的“事件”和真的新闻的事儿——车祸，落在他们身上也当然无疑义的是新闻。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车祸受伤的漏报或者封锁，可能是很小的事，但是领导干部身上的普通新闻不能像其他新闻那样及时报出来。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对这样一次车祸的报道上升到“把新闻当成新闻，把不是新闻的别当成新闻；把读者关心的当作新闻，把读者不关心的别当成新闻”的高度，作者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２００３年年初，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为刚降临人间的爱女买了新车——这对于“财神”梁某来说也算不得大事。可他由此被指控“避税”。为此他向市民大众道歉、自责，还拿出了相当数目的钱捐给慈善事业以示忏悔。针对此事，《南方都市报》评论员束学山“以小见大”地发问道：
有论者认为，这是源于政府官员的“公事和私事”都“公开和透明”的结果。但我以为，“公开和透明”只是一个外部条件，但这个外部条件却不一定能产生如此良好的结果。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周围看到一些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丑恶现象，看到一些官员甚至只是小科长却开着高级小轿车上下班，以至于某省的高级官员在会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于梁锦松的“效应”呢？
……这一切，是因为在香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媒体和市民都有强烈规则意识，规则强于潜规则，规则战胜了潜规则……
“梁锦松效应”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现代社会应该形成这样的规则文化：整个社会，不仅是政府部门还有媒体和无数民众都遵循这种规则，都按照这种制度办事，那么我们的社会会更健康、更文明。④
从香港的“规则战胜了潜规则”“提升”到我们四周的“不透明”，从一人一事讨论到“潜规则”的如何废止，评论员显然对“梁锦松效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通过以上简析可知，这种“以小见大”的新闻评论关键是“小”和“大”之间一定要有必然联系，即具有“提升”或“借题发挥”的前提，具有“水到渠成”的内在逻辑联系，让受众稍觉“意料之外”的同时很快感到“情理之中”。否则，不顾新闻事实而胡乱“提升”、硬性“提升”，就会变成“小题大做”甚至“以偏概全”。
总之，“以小见大”不是“评论什么”的问题，而是“怎样评论”的问题。上世纪 ３０年代“文化围剿”之际，报纸编辑呼吁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鲁迅先生笑曰：“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不能够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准风月谈·前记》）因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关乎社会进程和文化前进的方向，所以尤其需要高屋建瓴的眼光，深邃犀利的思考。即从较小的“切口”步步深入、扩展，从“风月”中发现“风云”，从司空见惯里窥见重大的主题和惊人的“文眼”，进而达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目的。
注释：
①颜雄主编，百年新闻经典〔Ｍ〕．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２４～４２５。
②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１月遇车祸现已伤愈〔Ｎ〕．北京：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０２．２７。
③马少华，曾培炎车祸报道为何迟到？〔Ｎ〕．广州：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０２．２８。
④束学山，“梁锦松效应”给我们的启示〔Ｎ〕．广州：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０３．１３
本文意在对新闻评论中的距离提升作一点思考。
新闻评论和新闻事件距离的“有限拉开”，即行话里说的“切口要小”，给评论员提供了驰骋的空间，亦为读者对事件背后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理论意义的理解进行了“导读”。“以小见大”就是依靠“深挖”、“联想”或“对比”等手段从比较小的新闻事件里找到一个“引人入彀”而“别有洞天”的切入点，进而提醒受众关注一个“事关重大”的“原则问题”。
１９８４年底，中国银行同意向苏联提供２００万美元的贷款。在动辄上千亿美元的国际金融事务中，这件事情的确不大。可法国《费加罗报》（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４日）的评论员却作了题为《中国不但贸易顺差而且是金融大国》的评论。其中说道：“这笔贷款的数额小得不值一提”，可它说明“苏联斤斤计较地向北京盟友提供帮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否应该认为，中国提供的这２００万美元的贷款是一种中国的略带一点残酷的幽默？”文中通过“１９８０年以来一直是顺差”、“拥有黄金外汇和外汇储备２００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的具体数字点了“金融大国”的题，显示了评论员抓住宏旨大义、见微而知著的眼光。①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有消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今年１月中旬在东北考察煤矿资源枯竭地区沉陷问题并慰问煤矿困难职工途中遇车祸受伤。昨天，在中央电视台十六届二中全会的电视新闻上出现了曾培炎的画面。据悉，曾培炎目前已基本痊愈，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仍将按惯例作计划报告。” ②
计委主任遇车祸受了伤而且已经痊愈，也不能说是“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可是马少华先生评论道：
这明显是一条迟到了的消息，尽管巧妙地找到了一条很近的新闻由头。我特别留意到这一点，不是挑剔或是称赞这家报纸的操作，而恰恰是因为：国家高级官员身上发生的类似事件，长期以来绝少报道。这种不符合新闻规律的现象，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考虑或纪律，但都是信息封闭、信息控制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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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民来说，领导干部千篇一律的视察、参观、剪彩，乃至开会，都可能不是新闻，有的可以说是“假事件”（外国传播学者的一个学术定义，不含褒贬）。但是，落在谁身上都是真的“事件”和真的新闻的事儿——车祸，落在他们身上也当然无疑义的是新闻。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车祸受伤的漏报或者封锁，可能是很小的事，但是领导干部身上的普通新闻不能像其他新闻那样及时报出来。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对这样一次车祸的报道上升到“把新闻当成新闻，把不是新闻的别当成新闻；把读者关心的当作新闻，把读者不关心的别当成新闻”的高度，作者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２００３年年初，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为刚降临人间的爱女买了新车——这对于“财神”梁某来说也算不得大事。可他由此被指控“避税”。为此他向市民大众道歉、自责，还拿出了相当数目的钱捐给慈善事业以示忏悔。针对此事，《南方都市报》评论员束学山“以小见大”地发问道：
有论者认为，这是源于政府官员的“公事和私事”都“公开和透明”的结果。但我以为，“公开和透明”只是一个外部条件，但这个外部条件却不一定能产生如此良好的结果。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周围看到一些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丑恶现象，看到一些官员甚至只是小科长却开着高级小轿车上下班，以至于某省的高级官员在会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于梁锦松的“效应”呢？
……这一切，是因为在香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媒体和市民都有强烈规则意识，规则强于潜规则，规则战胜了潜规则……
“梁锦松效应”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现代社会应该形成这样的规则文化：整个社会，不仅是政府部门还有媒体和无数民众都遵循这种规则，都按照这种制度办事，那么我们的社会会更健康、更文明。④
从香港的“规则战胜了潜规则”“提升”到我们四周的“不透明”，从一人一事讨论到“潜规则”的如何废止，评论员显然对“梁锦松效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通过以上简析可知，这种“以小见大”的新闻评论关键是“小”和“大”之间一定要有必然联系，即具有“提升”或“借题发挥”的前提，具有“水到渠成”的内在逻辑联系，让受众稍觉“意料之外”的同时很快感到“情理之中”。否则，不顾新闻事实而胡乱“提升”、硬性“提升”，就会变成“小题大做”甚至“以偏概全”。
总之，“以小见大”不是“评论什么”的问题，而是“怎样评论”的问题。上世纪 ３０年代“文化围剿”之际，报纸编辑呼吁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鲁迅先生笑曰：“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不能够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准风月谈·前记》）因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关乎社会进程和文化前进的方向，所以尤其需要高屋建瓴的眼光，深邃犀利的思考。即从较小的“切口”步步深入、扩展，从“风月”中发现“风云”，从司空见惯里窥见重大的主题和惊人的“文眼”，进而达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目的。
注释：
①颜雄主编，百年新闻经典〔Ｍ〕．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２４～４２５。
②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１月遇车祸现已伤愈〔Ｎ〕．北京：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０２．２７。
③马少华，曾培炎车祸报道为何迟到？〔Ｎ〕．广州：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０２．２８。
④束学山，“梁锦松效应”给我们的启示〔Ｎ〕．广州：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０３．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