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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秦以后的两千余年，其中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都是分裂割据时期，但自宋之后，中国再也未曾出现分裂割据局面，而是元明清的大一统，其因是宋初所确立的制度。
陈桥兵变：宋朝建立
公元960年春节，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兵不血刃轻松夺取了后周政权。赵匡胤曾领后周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遂定国号“宋”，改元建隆，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赵匡胤就是后世称之的宋太祖。
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960年宋朝建立，53年间中原地区就先后出现5朝8姓14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足4年。中原历经五代，而在南方与山西，先后还存在10个割据政权，这其中尚不包括一些小的割据势力，再加上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这时期的中国可谓政权林立，山河破碎。各割据政权争战不断，攻伐杀掠，广大人民受尽兵燹战乱之苦。唐末的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每次出兵都不带军粮，而是用车载着穷人尸体以充军粮，他们“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后梁的朱温父子为阻止李克用骑兵南下，先后三次掘开黄河堤防，山东、河南两省绝大部分地区，一片汪洋，皆成泽国。似这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事例，在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不胜枚举。靠什么结束分裂割据，完成统一？时人的看法是“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焉足用哉”。也就是只有用更强大的武力才能消灭割据，实现统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只要是割据，兵燹战火就不会止，春秋战国、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无不是如此，所以才有春秋无义战之说。战乱带给人民的永远是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因此国家统一，和平稳定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平定二李：完成宋周政权嬗替
宋建立后，太祖接受赵普建议，对后周所有官员采取笼络政策，封后周末代皇帝柴宗训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在生活上尽力予以优待和关照。郭氏、柴氏后代，给予封爵授官。原先的文武百官，一概留用，如后周宰相范质、王溥仍任宰相。这种笼络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改朝换代带来的冲击、震荡，使得最高权力平稳过渡。对拥立者加官晋爵，授予实权。对恃功凌人的拥立者毫不留情，予以惩罚。京城巡检官王彦升借夜巡之机，三更半夜闯入宰相王溥家中，图谋勒索，虽未得逞，赵匡胤获悉后，将王彦升罢官夺职。此事传出，后周朝中旧臣感到安全，由心存狐疑转为拥护;而那些拥戴功臣在镜子面前也清醒过来，行事循规蹈矩，京城秩序迅速稳定下来。但领兵在外的地方节度使则不同，虽说大部分慢慢转变态度，表示服从，但也有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占据着数州之地，不甘心俯首帖耳臣服赵匡胤者。建隆元年（960年）三月，占据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首先起兵反宋。宋太祖亲率大军出征。赵普知道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巩固新生的宋政权具有生死攸关的政治意义，是“服天下之心”的战斗，不能掉以轻心，建议以优势兵速战速决。李筠没有料到宋军会突然出现，苦战不敌投火自焚，反抗被迅速平定。
是年八月，盘踞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起兵反抗。宋太祖采纳赵普的意见，亲自南征，围住扬州，城破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淮南平定。宋太祖削平二李后将原先驻守各地的节度使做了一次大调整——换防，离开经营长久的驻地。至此，宋太祖从中央到地方基本控制了后周全境，宣告了宋代后周的嬗替完成。
收其精兵：杯酒释兵权
五代政权更替，似走马灯，令人目不暇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军队。所谓“五代为国，兴亡以兵”。无论是称帝的五代君主，还是各地称王称帅的割据者，无一不是拥有军队的，真个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南宋时人范浚说：“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公开宣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赵匡胤能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他掌握了后周最精锐的军队——中央禁军。赵匡胤作为中央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以禁军为后盾迫使后周8岁的小皇帝禅让。过去，后周的周太祖以此上位，现在赵匡胤如法炮制，原因在于他俩都掌握着一支军队。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深知个中三昧。因此，取得皇位、平定二李后，他在赵普的策划下，首先对中央禁军统帅进行调整。先是罢免了关系较远的将领，对参与及支持陈桥兵变的禁军将领予以加官晋级。慕容延钊升任殿前都点检，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任殿前都指挥使，赵光义為殿前都虞侯。宋太祖通过此举将京城禁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亲信将领手中，并依靠他们镇压了二李的反抗，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鉴于已经控制了局势，根据赵普策划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三大纲领，首先“收其精兵”——着手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上演了一出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是年七月初九晚朝结束，宋太祖把石守信等掌握禁军的高级将领留了下来一同喝酒。酒过三巡，宋太祖让侍从退了下去，叹息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出力，做不了这个皇帝。但是，我做这个皇帝也太难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石守信等忙问何故。宋太祖道：“谁不想做皇帝呢？”石等人一听，吓得急忙下跪，纷纷道：“今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宋太祖说：“话不能这么讲。你们没有异心，可你们的部下哪个不想富贵？一旦黄袍加你之身，你虽然不想当皇帝，还能由得了你吗？”一席话将诸将从醉酒中唤醒，纷纷要求宋太祖给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叹口气说：“人生在世，犹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释去带兵之苦，多置良田美宅，享受荣华富贵，也为子孙立永不可动的产业。朕再同你们联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是很好吗！”次日，参与陈桥兵变的这批将领纷纷上表称病，辞去禁军职务，交出兵权，宋太祖则给了大量赏赐。杯酒释兵权是用经济利益换取高级将领手中的兵权，没有引起震荡。其后不久，宋太祖开始与功臣联姻，把守寡的妹妹嫁予高怀德，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与王审琦的儿子，还让三弟赵光美娶了张令铎之女。
机构调整：建立高度集权的 军事体制
此前，宋太祖因自己曾担任过殿前都点检，此职不再授人，杯酒释兵权后，又取消了殿前副都点检，这样禁军就不再有最高军职，而是由皇帝直接掌控了。原先禁军分属两个机构统领，一是殿前司，一是侍卫司，殿前司的长官已经不设，侍卫司长官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此时也不再授。这样一来，禁军二司统帅地位大大降低;宋太祖还将侍卫司一分为二，分别为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两司变三衙，兵力分散，并以资历较浅的武将担任禁军首领，禁军统帅的权力削弱，而且三衙互相牵制，更甚于两司。职能仅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具政令。”三衙统兵却没有调兵权，三衙统帅地位较前降低，调兵权则归于枢密院。
宋沿唐末以来旧制，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简称枢府、西府，与中书省（政府）“对持文武二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浅者称签书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的长官也称执政。《宋史·职官志》记载枢密使职权，主要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行走事宜。宋朝尚书省虽设有兵部，名义上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实际职权却被枢密院侵夺而形同虚设，有其名无其实，充其量就是“独省”文书而已。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不得过问枢密院的事情。宋神宗改革时，曾有“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遭到宋神宗的反对。神宗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通过上述措施，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兵符出于密院，而不能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有调兵权的枢密院不掌管军队，掌管军队的三衙却调不动兵，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皇帝掌控了最高军权，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更有甚者，宋朝还实行以文制武，枢密院长官皆由文臣担任。后来干脆由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称安抚使、经略安抚使。
削夺其权，制其钱谷：
分化事权，“强干弱枝”
在“收其精兵”的次年，宋太祖开始了“削夺其权”，“制其钱谷”，对行政、财政、司法权力进行调整，重新布局。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是出镇地方的节度使权力太大，军政财司法诸权一把抓，故能割据。要消除藩镇割据，还必须削夺节度使的军、政、财、司法诸项权力。其主要措施：
一是取消节度使统领的“支郡”，将其划归中央管辖。所谓支郡是指节度使所辖州郡中驻所以外的州郡。如山南东道节度使辖襄、均、房、复四州，襄州是节度使驻所，为本州，其余三州即为支郡。支郡收归中央，州县长官（知州、知府、知县）概由中央委派文官担任，每任三年。
二是取消节度使的掌兵权，并逐渐实施撤罢节镇，使节度使成为授予高官或有功之臣的荣誉虚衔。
三是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行政权交还州（府）县衙门，州县长官由中央任免，中央同时向各州派遣通判。通判既非知州副职，也非知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事务与官员履职情况，负有监督州县长官的权力。这种情况下，知州知府往往不敢独断专行，遇事无不与通判商量。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通判共同签署才能生效。还规定节度使不许任用自己提拔的亲吏处理公务，担任掌书记（节度使佐官，如赵普就担任过赵匡胤的掌书记，负责奏牍文书，类似今之机要秘书、秘书长）一职的必须有两任在政府工作的经历，新人不得出任掌书记。
四是剥夺节度使的财政权。设置转运使司（简称漕司）掌一路（辖若干州府）财赋收入，财权交由中央派出的转运使，规定各州所收租税除留下必要的经费开支外，所有金帛要全部运送到中央，严禁过去以“留使”“留州”等名目截留财物，财税收入全部送归中央。为杜绝或瞒报截留，或大斗进小斗出，收取差额（时称“余羡”）中饱私囊，宋太祖定制，每到夏税将要缴纳时，由中央在京官中选派常参官（指在京文武升为朝官的但还无职事者每日而参见皇帝的官员）到地方主管百姓缴纳租税，并禁止藩镇派亲吏到各地进行长途贩运，堵死藩镇经商获利渠道。自此改变了“自唐天寶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领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的现象。财权集中到中央，切断了藩镇兴风作浪的经济基础，再也无力与中央对抗。
五是收司法权于中央。唐末五代藩镇专横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962）规定重大案件必须由朝廷复审，州县不得擅自判处死刑，犯死罪的上送朝廷刑部复审，刑部复审定谳后才能执行。后专设审刑院，为刑案最高审查机构。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的司法治安。开宝六年（973年），取消以前藩镇以牙将审断州府刑狱的旧制，代之以朝廷派出的科举入仕的文官，自此剥夺了藩镇对州府的司法权。
权力集中到中央后，必须保障中央政令的畅通无阻，一贯到底，这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宋朝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部分，构成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的军事体制。前两种为正规军，禁军是中央军，一般约在20万左右，其中10余万驻守京城，拱卫京师，余下者驻军事要地，以京师禁军足以控制外地驻军，合外地驻军而能抵挡在京禁军，这叫做“内外相制”。入禁军者为身强力壮且骁勇的青年。厢军系年轻骁勇的抽入禁军后留下的老弱，基本无战斗力，只能充役使之用，由地方统率，总领于中央侍卫司。由于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斗力上，京师都比地方雄厚，形成所谓的“强干弱枝”，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都无力对抗中央。乡兵是按户抽调的壮丁，主要功能是维护本地治安。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遇战事配合禁军作战。
一切“皆出于天子”：
奠定此后中国千年大一统
南宋朱熹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此以后，“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皆出于天子”。中央政府权力强化了，一改唐末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元明清的大一统与有宋一代制定的上述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宋朝确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大多为明清所继承。例如宋朝由三衙分掌全国军队，明朝设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军队。明清时统兵权与调兵权一如宋代分置，而由皇帝为最高军事统帅，从此阻断了“兴亡以兵”的现象。明清时期全国驻军也如宋朝制度，如清满八旗20余万，10余万驻京师京畿，其余分驻全国各要冲，以绿营兵驻防各省。再如地方分权明清亦是依样画葫芦，宋代地方分权制衡，四司互不统属;明清同样如此，地方三司互不统属，相互制衡。科举制度完善于宋，其所创锁院、弥封、誊录、殿试，无一不为明清所继承，等等，不一而足。
但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军权过于集中，兵将分离，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对军队战斗力有一定影响。更由于太祖太宗后，所有皇帝无不视“祖宗家法”为畏途，不敢越雷池一步。久之，固守祖宗成法而不敢变革;事权分散使得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兵、冗费，终至“积贫积弱”。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陈桥兵变：宋朝建立
公元960年春节，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兵不血刃轻松夺取了后周政权。赵匡胤曾领后周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遂定国号“宋”，改元建隆，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赵匡胤就是后世称之的宋太祖。
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960年宋朝建立，53年间中原地区就先后出现5朝8姓14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足4年。中原历经五代，而在南方与山西，先后还存在10个割据政权，这其中尚不包括一些小的割据势力，再加上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这时期的中国可谓政权林立，山河破碎。各割据政权争战不断，攻伐杀掠，广大人民受尽兵燹战乱之苦。唐末的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每次出兵都不带军粮，而是用车载着穷人尸体以充军粮，他们“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后梁的朱温父子为阻止李克用骑兵南下，先后三次掘开黄河堤防，山东、河南两省绝大部分地区，一片汪洋，皆成泽国。似这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事例，在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不胜枚举。靠什么结束分裂割据，完成统一？时人的看法是“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焉足用哉”。也就是只有用更强大的武力才能消灭割据，实现统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只要是割据，兵燹战火就不会止，春秋战国、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无不是如此，所以才有春秋无义战之说。战乱带给人民的永远是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因此国家统一，和平稳定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平定二李：完成宋周政权嬗替
宋建立后，太祖接受赵普建议，对后周所有官员采取笼络政策，封后周末代皇帝柴宗训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在生活上尽力予以优待和关照。郭氏、柴氏后代，给予封爵授官。原先的文武百官，一概留用，如后周宰相范质、王溥仍任宰相。这种笼络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改朝换代带来的冲击、震荡，使得最高权力平稳过渡。对拥立者加官晋爵，授予实权。对恃功凌人的拥立者毫不留情，予以惩罚。京城巡检官王彦升借夜巡之机，三更半夜闯入宰相王溥家中，图谋勒索，虽未得逞，赵匡胤获悉后，将王彦升罢官夺职。此事传出，后周朝中旧臣感到安全，由心存狐疑转为拥护;而那些拥戴功臣在镜子面前也清醒过来，行事循规蹈矩，京城秩序迅速稳定下来。但领兵在外的地方节度使则不同，虽说大部分慢慢转变态度，表示服从，但也有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占据着数州之地，不甘心俯首帖耳臣服赵匡胤者。建隆元年（960年）三月，占据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首先起兵反宋。宋太祖亲率大军出征。赵普知道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巩固新生的宋政权具有生死攸关的政治意义，是“服天下之心”的战斗，不能掉以轻心，建议以优势兵速战速决。李筠没有料到宋军会突然出现，苦战不敌投火自焚，反抗被迅速平定。
是年八月，盘踞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起兵反抗。宋太祖采纳赵普的意见，亲自南征，围住扬州，城破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淮南平定。宋太祖削平二李后将原先驻守各地的节度使做了一次大调整——换防，离开经营长久的驻地。至此，宋太祖从中央到地方基本控制了后周全境，宣告了宋代后周的嬗替完成。
收其精兵：杯酒释兵权
五代政权更替，似走马灯，令人目不暇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军队。所谓“五代为国，兴亡以兵”。无论是称帝的五代君主，还是各地称王称帅的割据者，无一不是拥有军队的，真个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南宋时人范浚说：“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公开宣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赵匡胤能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他掌握了后周最精锐的军队——中央禁军。赵匡胤作为中央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以禁军为后盾迫使后周8岁的小皇帝禅让。过去，后周的周太祖以此上位，现在赵匡胤如法炮制，原因在于他俩都掌握着一支军队。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深知个中三昧。因此，取得皇位、平定二李后，他在赵普的策划下，首先对中央禁军统帅进行调整。先是罢免了关系较远的将领，对参与及支持陈桥兵变的禁军将领予以加官晋级。慕容延钊升任殿前都点检，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任殿前都指挥使，赵光义為殿前都虞侯。宋太祖通过此举将京城禁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亲信将领手中，并依靠他们镇压了二李的反抗，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鉴于已经控制了局势，根据赵普策划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三大纲领，首先“收其精兵”——着手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上演了一出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是年七月初九晚朝结束，宋太祖把石守信等掌握禁军的高级将领留了下来一同喝酒。酒过三巡，宋太祖让侍从退了下去，叹息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出力，做不了这个皇帝。但是，我做这个皇帝也太难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石守信等忙问何故。宋太祖道：“谁不想做皇帝呢？”石等人一听，吓得急忙下跪，纷纷道：“今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宋太祖说：“话不能这么讲。你们没有异心，可你们的部下哪个不想富贵？一旦黄袍加你之身，你虽然不想当皇帝，还能由得了你吗？”一席话将诸将从醉酒中唤醒，纷纷要求宋太祖给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叹口气说：“人生在世，犹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释去带兵之苦，多置良田美宅，享受荣华富贵，也为子孙立永不可动的产业。朕再同你们联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是很好吗！”次日，参与陈桥兵变的这批将领纷纷上表称病，辞去禁军职务，交出兵权，宋太祖则给了大量赏赐。杯酒释兵权是用经济利益换取高级将领手中的兵权，没有引起震荡。其后不久，宋太祖开始与功臣联姻，把守寡的妹妹嫁予高怀德，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与王审琦的儿子，还让三弟赵光美娶了张令铎之女。
机构调整：建立高度集权的 军事体制
此前，宋太祖因自己曾担任过殿前都点检，此职不再授人，杯酒释兵权后，又取消了殿前副都点检，这样禁军就不再有最高军职，而是由皇帝直接掌控了。原先禁军分属两个机构统领，一是殿前司，一是侍卫司，殿前司的长官已经不设，侍卫司长官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此时也不再授。这样一来，禁军二司统帅地位大大降低;宋太祖还将侍卫司一分为二，分别为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两司变三衙，兵力分散，并以资历较浅的武将担任禁军首领，禁军统帅的权力削弱，而且三衙互相牵制，更甚于两司。职能仅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具政令。”三衙统兵却没有调兵权，三衙统帅地位较前降低，调兵权则归于枢密院。
宋沿唐末以来旧制，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简称枢府、西府，与中书省（政府）“对持文武二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浅者称签书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的长官也称执政。《宋史·职官志》记载枢密使职权，主要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行走事宜。宋朝尚书省虽设有兵部，名义上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实际职权却被枢密院侵夺而形同虚设，有其名无其实，充其量就是“独省”文书而已。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不得过问枢密院的事情。宋神宗改革时，曾有“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遭到宋神宗的反对。神宗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通过上述措施，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兵符出于密院，而不能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有调兵权的枢密院不掌管军队，掌管军队的三衙却调不动兵，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皇帝掌控了最高军权，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更有甚者，宋朝还实行以文制武，枢密院长官皆由文臣担任。后来干脆由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称安抚使、经略安抚使。
削夺其权，制其钱谷：
分化事权，“强干弱枝”
在“收其精兵”的次年，宋太祖开始了“削夺其权”，“制其钱谷”，对行政、财政、司法权力进行调整，重新布局。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是出镇地方的节度使权力太大，军政财司法诸权一把抓，故能割据。要消除藩镇割据，还必须削夺节度使的军、政、财、司法诸项权力。其主要措施：
一是取消节度使统领的“支郡”，将其划归中央管辖。所谓支郡是指节度使所辖州郡中驻所以外的州郡。如山南东道节度使辖襄、均、房、复四州，襄州是节度使驻所，为本州，其余三州即为支郡。支郡收归中央，州县长官（知州、知府、知县）概由中央委派文官担任，每任三年。
二是取消节度使的掌兵权，并逐渐实施撤罢节镇，使节度使成为授予高官或有功之臣的荣誉虚衔。
三是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行政权交还州（府）县衙门，州县长官由中央任免，中央同时向各州派遣通判。通判既非知州副职，也非知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事务与官员履职情况，负有监督州县长官的权力。这种情况下，知州知府往往不敢独断专行，遇事无不与通判商量。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通判共同签署才能生效。还规定节度使不许任用自己提拔的亲吏处理公务，担任掌书记（节度使佐官，如赵普就担任过赵匡胤的掌书记，负责奏牍文书，类似今之机要秘书、秘书长）一职的必须有两任在政府工作的经历，新人不得出任掌书记。
四是剥夺节度使的财政权。设置转运使司（简称漕司）掌一路（辖若干州府）财赋收入，财权交由中央派出的转运使，规定各州所收租税除留下必要的经费开支外，所有金帛要全部运送到中央，严禁过去以“留使”“留州”等名目截留财物，财税收入全部送归中央。为杜绝或瞒报截留，或大斗进小斗出，收取差额（时称“余羡”）中饱私囊，宋太祖定制，每到夏税将要缴纳时，由中央在京官中选派常参官（指在京文武升为朝官的但还无职事者每日而参见皇帝的官员）到地方主管百姓缴纳租税，并禁止藩镇派亲吏到各地进行长途贩运，堵死藩镇经商获利渠道。自此改变了“自唐天寶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领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的现象。财权集中到中央，切断了藩镇兴风作浪的经济基础，再也无力与中央对抗。
五是收司法权于中央。唐末五代藩镇专横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962）规定重大案件必须由朝廷复审，州县不得擅自判处死刑，犯死罪的上送朝廷刑部复审，刑部复审定谳后才能执行。后专设审刑院，为刑案最高审查机构。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的司法治安。开宝六年（973年），取消以前藩镇以牙将审断州府刑狱的旧制，代之以朝廷派出的科举入仕的文官，自此剥夺了藩镇对州府的司法权。
权力集中到中央后，必须保障中央政令的畅通无阻，一贯到底，这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宋朝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部分，构成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的军事体制。前两种为正规军，禁军是中央军，一般约在20万左右，其中10余万驻守京城，拱卫京师，余下者驻军事要地，以京师禁军足以控制外地驻军，合外地驻军而能抵挡在京禁军，这叫做“内外相制”。入禁军者为身强力壮且骁勇的青年。厢军系年轻骁勇的抽入禁军后留下的老弱，基本无战斗力，只能充役使之用，由地方统率，总领于中央侍卫司。由于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斗力上，京师都比地方雄厚，形成所谓的“强干弱枝”，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都无力对抗中央。乡兵是按户抽调的壮丁，主要功能是维护本地治安。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遇战事配合禁军作战。
一切“皆出于天子”：
奠定此后中国千年大一统
南宋朱熹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此以后，“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皆出于天子”。中央政府权力强化了，一改唐末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元明清的大一统与有宋一代制定的上述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宋朝确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大多为明清所继承。例如宋朝由三衙分掌全国军队，明朝设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军队。明清时统兵权与调兵权一如宋代分置，而由皇帝为最高军事统帅，从此阻断了“兴亡以兵”的现象。明清时期全国驻军也如宋朝制度，如清满八旗20余万，10余万驻京师京畿，其余分驻全国各要冲，以绿营兵驻防各省。再如地方分权明清亦是依样画葫芦，宋代地方分权制衡，四司互不统属;明清同样如此，地方三司互不统属，相互制衡。科举制度完善于宋，其所创锁院、弥封、誊录、殿试，无一不为明清所继承，等等，不一而足。
但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军权过于集中，兵将分离，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对军队战斗力有一定影响。更由于太祖太宗后，所有皇帝无不视“祖宗家法”为畏途，不敢越雷池一步。久之，固守祖宗成法而不敢变革;事权分散使得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兵、冗费，终至“积贫积弱”。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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