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公元一七七年——公元二一七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出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他生活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环境中，有“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的良好天赋和卓绝才华。在文学上，诗赋皆工，成绩斐然。像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王粲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十三岁时，大军阀董卓挟持汉献帝以及洛阳城内外数百万居民西迁长安，在强权的威胁下，王粲不得不流寓长安；他十七岁时，董卓被杀，其部将李傕、郭汜攻入长安，展开了一场军阀之间的血腥混战，迫于形势，王粲离开长安，避难荆州；三十二岁间，他说服刘琮，投靠了挥戈南下的曹操；以后尾随曹操，先后担任丞相掾、军谋祭酒、侍中等官职，赐爵关内侯。直到建安二十二年春，他再次随曹操东征孙权时，病逝于军旅途中，终年四十一岁。这样的生活经历，说明他一生命运起伏波折，而其代表作《七哀诗》（其一）则充分表现了一个少年老成的悲愤的古道游子形象。
　　《七哀诗》（其一）是王粲由长安避乱，赴荆州时写的途中所见。诗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一开头，就以悲愤的心情谴责了董卓之乱中那群祸国殃民的“豺虎”，使西京朝野混乱，百姓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接着描写了与亲友生死离别的悲痛心情。“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两句，是当时中原地区受到战祸洗劫后悲惨景象的概括。“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一段描述，更是集中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深重灾难。“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做母亲的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无法顾全，这饱和着血和泪的声音令人不忍谛听。最后四句表达了作者离开长安时的依恋和沉重心情，以及对国家及人民的关切和同情。全诗通过“白骨蔽平原”的概括描写和饥妇弃子的场面特写，以哀婉深沉的情调，反映了“母子不能相保”这一人间最大的痛苦，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和人民的深重灾难，使人触目惊心。王粲本人是战乱的受害者，也是见证人，他的血泪控诉反映了他年少气盛时的悲愤。尽管他当时只有十七岁，涉世未深，但血气方刚，年少却成熟老到，能够直面残酷的、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同时，诗中还流露着王粲的一种追求：“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他要带着悲愤浪迹天涯，“驱马”远游。可见，他不只是关注社会与同情人民，他还有政治上的理想与追求。
　　据载，影响王粲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蔡邕。王粲在长安时，深得著名学者、汉左中郎蔡邕的奖掖和推重，蔡邕曾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赞他有超群脱俗的才学，并且意味深长地说：“吾不如也！”不过，王粲在长安时的文学生活，不为后人所知。但他离开长安时的名作《七哀诗》（“西京乱无象”）堪称绝唱，足以代表他十七岁前饱经流离失所之苦、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及其表现出来的文学才华。王粲虽为一介文人，但他关注着风云变幻的汉末现实，而且颇具政治家的抱负和才干。在长安时先后被朝廷委任为司徒和黄门侍郎，当然也有蔡邕的原因。然而，其间连续发生的两件大事，使他不得不踏上“南登之古道”，写下脍炙人口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
　　其一，董卓被他的部将吕布和司徒王允合谋杀死；其二，蔡邕感叹董卓之死，行于颜色，遭王允囚杀。王粲目睹了“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后，他辞不赴命，毅然南行，“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但这并不意味着决计放弃政治上的追求。他千里迢迢奔赴荆州，不仅因为荆州的局势比较稳定，可以平安的生活，而且荆州的刺史刘表是他的同乡，又曾就学于他的祖父王畅，在刘表身上，他寄托了一定的政治理想。因为刘表拥兵几十万，独据荆襄，在当时也算一霸。他又喜欢招揽人才，曾广开学宫，博求儒士。所以，王粲“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悲愤中南登古道，“驱马”远游去追求。
　　然而，王粲怀着一腔热血，南下荆州，主子刘表却性格懦弱多疑，招揽人才而难使用人才。在滞留荆州的十五年之间，他只不过是个文学侍从，为刘表起草奏章书信。所以他定居荆州以后，生活的安定、心情的郁闷反而削弱了他诗歌的时代气息，像“西京乱无象”这样高度浓缩的社会内容淡薄了，饥妇弃子以求独完导致的强烈的思想共鸣消失了。唯有在“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中体现出对太平社会的憧憬……
　　总之，王粲这一悲愤的古道游子，从流落长安，到避难荆州，从揭示动乱、反映痛苦，到思考政治、感伤自我，《七哀诗》（其一）都表现得深刻独到。王粲那特殊的生活境遇和深刻的思想认识，也成就了他后来“七子之冠冕”的美誉。在慷慨悲凉的建安诗人中，其悲愤形象独树一帜；在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中，其诗文光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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