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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源于唐代寺院中的俗讲,形成于宋元时期。早期的宝卷是佛教徒讲经说法的经卷。明清时期,宝卷被民间宗教接衍,继而成为民间宗教的教内经典。清代中晚期以后,由于民间宗教的衰落,宝卷逐渐流入民间,成为一种具有信仰的民间说唱形式——念卷(或宣卷)——的说唱文本。河西地区是全国宝卷流传的主要区域之一,在既有的河西宝卷的研究成果中,古浪县作为宝卷的主要流传区域屡被提及。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古浪宝卷不仅卷本丰富,保存完整,更为难得的是民间至今还存在有活态的念卷活动,堪称河西宝卷的杰出代表。
古浪县文化馆馆长朱兆臻多年来致力于古浪宝卷的调查、保护工作,对于古浪宝卷在河西宝卷中的特殊位置,他曾直言不讳道:“河西宝卷看武威,武威宝卷看古浪。”这种论断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对于说明古浪宝卷的丰富性和代表性却是适用的。古浪县的念卷活动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非常普遍。通常情况下,每年的11月份立冬以后,念卷活动就陆陆续续开始了,尤以春节期间最为兴盛。人们或到亲戚朋友家听卷,或请念卷先生到家中念卷,兴味盎然,乐此不疲。念卷之所以兴盛,与宝卷在民众中深厚的信仰基础不无关系。老百姓把念卷、听卷作为一件吉祥的事情,更把宝卷视为神圣的经典。由于宝卷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在民间,宝卷的收藏、抄写也蔚然成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全社会“破四旧”之风的影响,念卷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遭到禁止,宝卷也被当作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遭到损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又逐渐兴起了念卷活动。尤其是在山区和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一些农村,念卷仍是人们年头节下常见的习俗活动。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宝卷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基础,人们自发性的念卷、听卷已经不易见到。对于大多数上了岁数的“30”后、“40”后、“50”后来说,宝卷的故事依然熟悉,宝卷的曲调犹在耳边,但是在寒冬腊月,男女老少围坐在炕上炉前,边捏指子面边听卷的场景却慢慢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局内人对宝卷的认知
在笔者的调查范围内,局内人对宝卷的认知总体上较为一致,即把宝卷当作经书。比如:念卷人白存信把念卷视为“诵经”;大靖镇中老年艺术团团长王天梅把宝卷称作“经卷”;念卷人蒋万英则说:“宝卷是神圣的经典。”在局内人的语境中,所谓的“经典”并不直接联系于佛经、道经,而是和民俗活动中各种神职人员的念经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念经对于古浪人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它普遍存在于庙会、谢土、酬神、丧事等民俗活动中。念经的神职人员既有僧人、阴阳道士,也有民间风水先生、师公子、嘛咪匠等等。当然,在这些神职人员所念的经当中也有佛、道经典,比如阴阳道士在谢土的时候所念的《太上老君说平安土地妙经》(简称《土经》)、《太上元始天尊说圣母宝月光孔雀明王经》(简称《孔经》)等。但是还有一部分“经”却是和宝卷同属一类的劝善书。笔者在念卷人倪天喜家中见到的《观音大士救劫经》、《关圣帝救劫度人指迷篇》,以及民间谢土用到的《灶王经》就属于此类。这些劝善书类的经书和宝卷有极深的渊源。从民间宗教的发展角度来看,明代成化、正德年间,以无为教的兴起为转折点,民间宗教教派蜂起林立。至明末,仅大的教派就出现了数十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弘阳教、西大乘教、东大乘教、龙天教、圆顿教、收元教等等。这些教派倡导三教融合,创编了大量的教义、劝善书,它们有的以宝卷为名,有的径直以经为名。可以说宝卷和经书在民间宗教的语境内是可以互指的,两者的内涵均包括了教义和劝善书两类。到了清代,民间宗教虽屡次遭到当局者的严厉镇压,但蓬勃之势未减,这种宝卷和经书互指的传统延续了下来。清代中晚期以后,作为民间宗教教义的宝卷和经书因当局者的销毁逐渐减少,但是作为劝善书的宝卷和经书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见到。由此可以看出,局内人把宝卷和劝善书均视为经书实为传统的延续。当然,宝卷被局内人称为经书,与宝卷在形式和内容上对经书的模仿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宝卷的社会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创的人类学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有功能的,这种功能基于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反过来又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这就是功能学派著名的“文化需要论”。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宝卷的社会功能同样适用。
念卷只为劝化人
马西沙先生在《宝卷与道教的炼养思想》一文中,把宝卷总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宗教教义,一类是劝善书。他指出:“宝卷形成过程中,还受到道教的影响,南宋理宗为指陈善恶之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广泛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为以后《阴骘文》《功过格》的大力普及及宝卷类劝善书的兴起,开了先河。”古浪宝卷从内容上来看,其性质就是马西沙先生所言的“劝善书”。笔者在调查中,曾就念卷的目的,采访过多人,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那就是“宝卷就是劝化人的”。这一点在宝卷的内容中也有充分体现,比如《葵花宝卷》“此宝卷留在世劝化人心,损别人利自己天理不容”;《白兔宝卷》“今日诵念白兔卷,善男信女免灾难,传流此卷劝大众,劝人行善积阴功”;《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抄卷并非一日功,流传民间劝世人,苦口良言千万句,莫当闲言耳边风”。宝卷对人的劝化,不是依靠死板的说教,而是和民众的信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通俗浅显的故事中糅合了因果报应思想。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而且,宝卷中的因果报应,多是通过神灵来实现的。行善的人会得到神灵的庇佑,作恶的人会得到神灵的惩罚。正如《太上感应篇》中所说:“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念卷如谢土
“念卷如谢土”是宝卷局内人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见于《牧羊宝卷》等宝卷中。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念卷相当于谢土;二是念卷可以代替谢土。 谢土,是古浪传统的民俗活动,又名回土。从字面上讲,“土”指的是土主爷(即土地爷),“谢”和“回”意思相当,有酬谢、回报之意。古浪民间通常在盖房、修房、乔迁等情况下谢土。当地人的解释是,动了土就必须感谢土主爷。除此之外,一般的农民家中即便没有盖房,三两年也要谢一回土,这是因为农民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也必须感谢土主爷。谢土有大谢、小谢之分,大谢对应的是盖房之类动了大土的情况,小谢对应的是农民三两年的惯例谢土。大谢的情况下,一般会请几个阴阳道士上门做道场、念经,所念的经包括《土经》《灶经》《孔雀明王经》。小谢的情况下,一般请一个秀才念经即可,所念的经和阴阳道士基本相同。
谢土作为一种民俗传统,在古浪民间世代延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传统早已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表面上看谢土是答谢土主爷,但从本质上说,谢土具有消灾纳福的功能。
我们再来看念卷。念卷在局内人看来是具功德的行为。这既与宝卷的经书属性有关,也与念卷过程中听卷人的“和佛”有关。在局内人看来,正因为宝卷是神圣的经典,所以念卷这一行为就是具功德的善行,就能得到神灵的拥护和庇佑。同时,由念卷这一善行积攒起来的功德可以转化为现世的各种福报。“和佛”指的是听卷人在听的过程中与念卷人互动的一种唱诵行为,它因唱诵“阿弥陀佛”而得名。局内人虽然对阿弥陀佛的深意不甚了了,但都知道唱佛消灾的简单道理。由此可以看出,局内人之所以认为“念卷如谢土”,是因为念卷和谢土在消灾纳福的功能上是相通的。既然两者是相通的,以念卷替代谢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此外,局内人为什么要用念卷替代谢土呢?其原因有二:一是省钱,二是方便。
“被娱乐”的宝卷
前辈学者在谈及河西宝卷的社会功能的时候,多提到其娱乐的一面。比如段平《河西宝卷的昨天和今天》:“宝卷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的审美和娱乐作用。”再比如车锡伦《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河西地区当代民间抄传宝卷和念卷活动是集信仰、教化、娱乐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不仅如此,宝卷的娱乐功能甚至有被夸大之嫌。比如车锡伦《山西介休“念卷”与宝卷》:“在河西走廊,没有本地区的民间演唱文艺。念卷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是满足农民们娱乐要求的唯一说唱文学形式。春节后,念卷伴随农民度过那些严寒而又无事可做的日子。”
之所以有这种观点,多是因为宝卷具有的唱念相间的特点。笔者认为,虽然宝卷具有唱念相间的特点,但这只是念卷的存在形式,并不能说明念卷的娱乐功能。首先,念卷人并不是因为娱乐才去念卷的,他的根本目的是劝化人。念卷人之所以愿意承担起劝化人的职责,是因为念卷人认为念卷是一件功德善事,在劝化别人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功德。其次,听卷的人也不是因为娱乐才去听卷的。对于他们而言,听卷是一种信仰的寄托。同时,如同念卷是积累功德一样,听卷、和佛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这是听卷人去听卷的原因。最后,从念卷的过程来看,很难相信大家在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整个晚上的时间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是在娱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念卷对局内人而言不具备娱乐功能。学者们所谓的“娱乐功能”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上来解释的。这种娱乐对局内人而言只能称之为“被娱乐”。
河西地区的念卷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显露出衰落的端倪,时至今日,民间自发性的念卷活动已经难觅踪迹。对于衰落的原因,有学者把它归结于大众传媒的冲击。比如段平《河西宝卷的昨天和今天》。
我们看到,电影、电视、录音机、广播等现代化视听工具冲击着念卷活动,就有人企图在宝卷中加些新思想、新内容来吸引听众,以挽救宝卷即将消亡的命运。岂不知这是历史规律,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宝卷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哪有力量和现代试听艺术抗衡呢?它只能是在新的竞争中日益消泯,成为过时的陈迹。
这种观点的潜在逻辑是,念卷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被电视等大众传媒取代了。
那么,既然念卷对局内人而言不具备娱乐功能,那又何来的被颇具娱乐功能的电视取代呢?笔者认为,念卷衰落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电视,而是与时代变迁造成的宝卷生态环境恶化有关。首先,念卷是一种信仰行为,信仰坚定则能流传久远。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宝卷的局内人因为多不识字或文化程度较低,热心于求神拜佛,所以他们被称为“讲迷信的”。在当今崇尚科学的大环境下,他们的信仰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因而也就失去了传承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其次,念卷的传承受家庭环境影响很大,在传统的农民家庭中,长辈往往把念卷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会要求、强迫子女听卷。而在当今,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子女的重任转嫁到了学校,因而大家也不会再要求子女听卷。最后,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代的年轻人和祖辈、父辈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忙于求学、就业、打工,自然也不可能承担起传承念卷的重任。
在生态学上,一个种群的绵延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之比。如果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那这个种群的发展就处于上升期;如果出生率小于死亡率,那么这个种群的发展就岌岌可危了。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消亡。文化持有人“新”的比例如果大于“老”的比例,那这种文化就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如果“新”的比例小于“老”的比例,那这种文化就面临青黄不接的危险。
古浪县文化馆馆长朱兆臻多年来致力于古浪宝卷的调查、保护工作,对于古浪宝卷在河西宝卷中的特殊位置,他曾直言不讳道:“河西宝卷看武威,武威宝卷看古浪。”这种论断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对于说明古浪宝卷的丰富性和代表性却是适用的。古浪县的念卷活动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非常普遍。通常情况下,每年的11月份立冬以后,念卷活动就陆陆续续开始了,尤以春节期间最为兴盛。人们或到亲戚朋友家听卷,或请念卷先生到家中念卷,兴味盎然,乐此不疲。念卷之所以兴盛,与宝卷在民众中深厚的信仰基础不无关系。老百姓把念卷、听卷作为一件吉祥的事情,更把宝卷视为神圣的经典。由于宝卷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在民间,宝卷的收藏、抄写也蔚然成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全社会“破四旧”之风的影响,念卷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遭到禁止,宝卷也被当作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遭到损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又逐渐兴起了念卷活动。尤其是在山区和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一些农村,念卷仍是人们年头节下常见的习俗活动。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宝卷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基础,人们自发性的念卷、听卷已经不易见到。对于大多数上了岁数的“30”后、“40”后、“50”后来说,宝卷的故事依然熟悉,宝卷的曲调犹在耳边,但是在寒冬腊月,男女老少围坐在炕上炉前,边捏指子面边听卷的场景却慢慢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局内人对宝卷的认知
在笔者的调查范围内,局内人对宝卷的认知总体上较为一致,即把宝卷当作经书。比如:念卷人白存信把念卷视为“诵经”;大靖镇中老年艺术团团长王天梅把宝卷称作“经卷”;念卷人蒋万英则说:“宝卷是神圣的经典。”在局内人的语境中,所谓的“经典”并不直接联系于佛经、道经,而是和民俗活动中各种神职人员的念经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念经对于古浪人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它普遍存在于庙会、谢土、酬神、丧事等民俗活动中。念经的神职人员既有僧人、阴阳道士,也有民间风水先生、师公子、嘛咪匠等等。当然,在这些神职人员所念的经当中也有佛、道经典,比如阴阳道士在谢土的时候所念的《太上老君说平安土地妙经》(简称《土经》)、《太上元始天尊说圣母宝月光孔雀明王经》(简称《孔经》)等。但是还有一部分“经”却是和宝卷同属一类的劝善书。笔者在念卷人倪天喜家中见到的《观音大士救劫经》、《关圣帝救劫度人指迷篇》,以及民间谢土用到的《灶王经》就属于此类。这些劝善书类的经书和宝卷有极深的渊源。从民间宗教的发展角度来看,明代成化、正德年间,以无为教的兴起为转折点,民间宗教教派蜂起林立。至明末,仅大的教派就出现了数十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弘阳教、西大乘教、东大乘教、龙天教、圆顿教、收元教等等。这些教派倡导三教融合,创编了大量的教义、劝善书,它们有的以宝卷为名,有的径直以经为名。可以说宝卷和经书在民间宗教的语境内是可以互指的,两者的内涵均包括了教义和劝善书两类。到了清代,民间宗教虽屡次遭到当局者的严厉镇压,但蓬勃之势未减,这种宝卷和经书互指的传统延续了下来。清代中晚期以后,作为民间宗教教义的宝卷和经书因当局者的销毁逐渐减少,但是作为劝善书的宝卷和经书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见到。由此可以看出,局内人把宝卷和劝善书均视为经书实为传统的延续。当然,宝卷被局内人称为经书,与宝卷在形式和内容上对经书的模仿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宝卷的社会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创的人类学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有功能的,这种功能基于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反过来又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这就是功能学派著名的“文化需要论”。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宝卷的社会功能同样适用。
念卷只为劝化人
马西沙先生在《宝卷与道教的炼养思想》一文中,把宝卷总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宗教教义,一类是劝善书。他指出:“宝卷形成过程中,还受到道教的影响,南宋理宗为指陈善恶之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广泛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为以后《阴骘文》《功过格》的大力普及及宝卷类劝善书的兴起,开了先河。”古浪宝卷从内容上来看,其性质就是马西沙先生所言的“劝善书”。笔者在调查中,曾就念卷的目的,采访过多人,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那就是“宝卷就是劝化人的”。这一点在宝卷的内容中也有充分体现,比如《葵花宝卷》“此宝卷留在世劝化人心,损别人利自己天理不容”;《白兔宝卷》“今日诵念白兔卷,善男信女免灾难,传流此卷劝大众,劝人行善积阴功”;《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抄卷并非一日功,流传民间劝世人,苦口良言千万句,莫当闲言耳边风”。宝卷对人的劝化,不是依靠死板的说教,而是和民众的信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通俗浅显的故事中糅合了因果报应思想。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而且,宝卷中的因果报应,多是通过神灵来实现的。行善的人会得到神灵的庇佑,作恶的人会得到神灵的惩罚。正如《太上感应篇》中所说:“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念卷如谢土
“念卷如谢土”是宝卷局内人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见于《牧羊宝卷》等宝卷中。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念卷相当于谢土;二是念卷可以代替谢土。 谢土,是古浪传统的民俗活动,又名回土。从字面上讲,“土”指的是土主爷(即土地爷),“谢”和“回”意思相当,有酬谢、回报之意。古浪民间通常在盖房、修房、乔迁等情况下谢土。当地人的解释是,动了土就必须感谢土主爷。除此之外,一般的农民家中即便没有盖房,三两年也要谢一回土,这是因为农民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也必须感谢土主爷。谢土有大谢、小谢之分,大谢对应的是盖房之类动了大土的情况,小谢对应的是农民三两年的惯例谢土。大谢的情况下,一般会请几个阴阳道士上门做道场、念经,所念的经包括《土经》《灶经》《孔雀明王经》。小谢的情况下,一般请一个秀才念经即可,所念的经和阴阳道士基本相同。
谢土作为一种民俗传统,在古浪民间世代延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传统早已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表面上看谢土是答谢土主爷,但从本质上说,谢土具有消灾纳福的功能。
我们再来看念卷。念卷在局内人看来是具功德的行为。这既与宝卷的经书属性有关,也与念卷过程中听卷人的“和佛”有关。在局内人看来,正因为宝卷是神圣的经典,所以念卷这一行为就是具功德的善行,就能得到神灵的拥护和庇佑。同时,由念卷这一善行积攒起来的功德可以转化为现世的各种福报。“和佛”指的是听卷人在听的过程中与念卷人互动的一种唱诵行为,它因唱诵“阿弥陀佛”而得名。局内人虽然对阿弥陀佛的深意不甚了了,但都知道唱佛消灾的简单道理。由此可以看出,局内人之所以认为“念卷如谢土”,是因为念卷和谢土在消灾纳福的功能上是相通的。既然两者是相通的,以念卷替代谢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此外,局内人为什么要用念卷替代谢土呢?其原因有二:一是省钱,二是方便。
“被娱乐”的宝卷
前辈学者在谈及河西宝卷的社会功能的时候,多提到其娱乐的一面。比如段平《河西宝卷的昨天和今天》:“宝卷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的审美和娱乐作用。”再比如车锡伦《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河西地区当代民间抄传宝卷和念卷活动是集信仰、教化、娱乐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不仅如此,宝卷的娱乐功能甚至有被夸大之嫌。比如车锡伦《山西介休“念卷”与宝卷》:“在河西走廊,没有本地区的民间演唱文艺。念卷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是满足农民们娱乐要求的唯一说唱文学形式。春节后,念卷伴随农民度过那些严寒而又无事可做的日子。”
之所以有这种观点,多是因为宝卷具有的唱念相间的特点。笔者认为,虽然宝卷具有唱念相间的特点,但这只是念卷的存在形式,并不能说明念卷的娱乐功能。首先,念卷人并不是因为娱乐才去念卷的,他的根本目的是劝化人。念卷人之所以愿意承担起劝化人的职责,是因为念卷人认为念卷是一件功德善事,在劝化别人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功德。其次,听卷的人也不是因为娱乐才去听卷的。对于他们而言,听卷是一种信仰的寄托。同时,如同念卷是积累功德一样,听卷、和佛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这是听卷人去听卷的原因。最后,从念卷的过程来看,很难相信大家在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整个晚上的时间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是在娱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念卷对局内人而言不具备娱乐功能。学者们所谓的“娱乐功能”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上来解释的。这种娱乐对局内人而言只能称之为“被娱乐”。
河西地区的念卷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显露出衰落的端倪,时至今日,民间自发性的念卷活动已经难觅踪迹。对于衰落的原因,有学者把它归结于大众传媒的冲击。比如段平《河西宝卷的昨天和今天》。
我们看到,电影、电视、录音机、广播等现代化视听工具冲击着念卷活动,就有人企图在宝卷中加些新思想、新内容来吸引听众,以挽救宝卷即将消亡的命运。岂不知这是历史规律,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宝卷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哪有力量和现代试听艺术抗衡呢?它只能是在新的竞争中日益消泯,成为过时的陈迹。
这种观点的潜在逻辑是,念卷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被电视等大众传媒取代了。
那么,既然念卷对局内人而言不具备娱乐功能,那又何来的被颇具娱乐功能的电视取代呢?笔者认为,念卷衰落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电视,而是与时代变迁造成的宝卷生态环境恶化有关。首先,念卷是一种信仰行为,信仰坚定则能流传久远。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宝卷的局内人因为多不识字或文化程度较低,热心于求神拜佛,所以他们被称为“讲迷信的”。在当今崇尚科学的大环境下,他们的信仰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因而也就失去了传承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其次,念卷的传承受家庭环境影响很大,在传统的农民家庭中,长辈往往把念卷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会要求、强迫子女听卷。而在当今,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子女的重任转嫁到了学校,因而大家也不会再要求子女听卷。最后,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代的年轻人和祖辈、父辈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忙于求学、就业、打工,自然也不可能承担起传承念卷的重任。
在生态学上,一个种群的绵延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之比。如果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那这个种群的发展就处于上升期;如果出生率小于死亡率,那么这个种群的发展就岌岌可危了。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消亡。文化持有人“新”的比例如果大于“老”的比例,那这种文化就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如果“新”的比例小于“老”的比例,那这种文化就面临青黄不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