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岁末，咸丰皇帝下旨，命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曾国藩来到长沙，创建了一支“湘军”，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练兵，当时，长沙还驻有一支正规军——“绿营兵”。“绿营兵”十分腐败，曾国藩非常痛心，便命令驻省城的“绿营军”，每月的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结果，引起了全体“绿营军”的不满，这些士兵居然敢于处处找事，不断与“湘军”发生矛盾冲突。
　　八月十四这天，又发生了严重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曾国藩一怒之下，便发文要求湖南军区司令鲍起豹，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鲍起豹为了把事情闹大，就故意把那几个涉事的士兵五花大绑，押到了曾国藩的公馆，暗中鼓动其他“绿营兵”公开闹事。结果，“绿营兵”群情激愤，包围了曾国藩的公馆，要求释放那几个被扣押的兵士，且打伤曾国藩的随从，还冲进屋里，要杀曾国藩。曾国藩连忙夺门而逃。
　　 属于他的那座公馆，就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隔壁。
　　事情闹这么大，骆秉章早就知道。但是，为了整治曾国藩，他却故意装作不知情，更不出面制止。直到曾国藩亲自登门，他装作才知道的样子出来调解，事态也就平息了。不过，骆秉章却命人将那几名被扣押的“绿营兵”带来，亲自为他们松绑，并向他们道歉。然后，就让他们回营去了。骆秉章冷冷地对曾国藩说：“将来打仗，还得靠他们哪！”随后，把曾国藩晾在一边，转身走了。
　　对曾国藩而言，这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羞辱。以曾国藩的火暴脾气，当时恨不得立即发作，大不了，扔掉官职不干了。如果曾国藩真的发作了，他就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曾国藩气归气，但并没有发作，而是忍气吞声，前思后想了一番，认为自己如果继续待在长沙，以后还会冲突不断，不如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此，他果断地把这支“湘军”带到衡阳去了，在那里安顿下来后，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操练。
　　在衡阳，曾国藩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一想到长沙受到的那次羞辱，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就算是为了洗刷耻辱，也要把“湘军”练出个模样来。就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曾国藩终于把这支一万多人的队伍训练出来，这支队伍能征善战，在咸丰四年的“湘潭之战”中，大破三万多“太平军”，他们以少胜多、十战十捷，引起了清廷朝野的震动。当时，咸丰皇帝大喜，重奖“湘军”，授予曾国藩可以单独奏事、调遣除巡抚以外的所有湖南官员。
　　据说，骆秉章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率领一班官员，带着一顶小轿，亲自到城外船上，接曾国藩入城。那些昔日和曾国藩作对的官员，也都转变了态度，纷纷巴结曾国藩。当初，鼓动军人闹事的那位鲍起豹，也被朝廷革职查办了……曾国藩终于用自己的成功，洗刷了当初的羞辱。
　　被人羞辱的事，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在受到羞辱之后如何选择，就是一门学问了。
　　一般的人，在受到羞辱之后，都会暴怒，以强硬的姿态进行回击。事实上，那种办法并不是高明的选择，因为对方既然敢羞辱你，说明他根本不怕你的回击，你的回击丝毫也损伤不了他，反而会使矛盾更加激化，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
　　聪明的做法，就是像曾国藩这样，咬紧牙关、忍气吞声，把羞辱转化为一种动力，从而奋发图强、拼搏进取，用成功来洗刷耻辱。多年以后，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总结道：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方也。
　　其实，打掉门牙和血吞，就是一代一代有头脑、有能力的人成功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