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官僚政治有其特殊的“亲和力”。这一发人深省的观点是孙越生先生1980年7月在为其先师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提出的。他指出：“中国二千余年的一部官僚政治史，洋洋洒洒无奇不有：在经济上从门阀（变相的贵族制）到庄园制，从自由经济到官僚买办资本都能搭配；在政治上从西方议会制到法西斯独裁皆可信手拈来；在思想体系方面，儒释道兼容并蓄，甚至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女皇制都可以和它熔于一炉。官僚政治的‘政治化学亲和力’像魔术一样神奇。这是为任何政治体系所不及的。”即使官僚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后，“官僚政治的残余因素仍很活跃，顽固地寄留于宿主之内，只要在依靠人治的地方，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义都有可能乘虚而入，形成病灶，可谓‘官僚顽症’或‘官僚主义恶魔’。”这也正如王亚南先生在写于1948年5月这一著作的《自序》中所说：“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两位先生都极有远见，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犀利而深刻。
　　即以官场中的毒瘤——贪污受贿来说吧，王亚南先生在书中指出：“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古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这是中国官僚政治或称官僚主义特殊“亲和力”的一大要害病根。这种封建余毒至今还在一些领域侵蚀、滋生。譬如最近几年煤矿重大事故频频发生，伴随着矿难不断的是官员腐败不断，而且正是官员腐败不断才使得矿难不断，弊端长期得不到根治。以一年之内连续发生三次重大矿难的山西临汾市来说，据媒体披露，主管煤炭工作的副市长苗元礼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批拨煤矿维简费等，受贿及挪用公款达700多万元。而坊间则传言他与他的多名情妇收受贿赂7000万元之巨。与此同时，五十多个煤老板已被纪委传唤，该市另外两名煤炭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苗元礼受贿有一个细节：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一厚叠报纸，这可不是为学习用的，而是暗示来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钱，这叠报纸可是无声的权威语言。山西省纪委表示，苗元礼犯罪是一起典型的领导干部利用掌管的煤炭生产、安全审批权、管理权、监督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案件。而临汾市下属的洪洞县广胜寺镇是震惊全国的“黑砖窑”事件的最初暴发地，该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被查获其名下竟然有数亿元存款，他拥有巨额资金是因为他个人在洪洞县境内有多处煤矿，为保护这些煤矿他曾向苗元礼行贿200万元。试看，一个副市长，一个派出所所长，同在一个地区，级别虽大不一样，但相同的特点是如王亚南先生所说“同经济打成一片”。正因为有这样紧密相联的经济利益链，掌权的官员要想贪污受贿是十分容易的事情，金钱诱惑力是如此巨大，权力的含金量是如此之高，而监督又是如此缺位，时间一长，即使原本品质还不错的干部，也极容易被拉下水。官员的权力一旦和经济如此融合，那么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的“亲和力”再次发威则是确定无疑的了，这几乎是一个定律。
　　因此，要根除官员的贪污受贿，要使官员做到廉洁奉公，须采取的措施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把政府官员掌控的权力同经济利益链条彻底割断，才能从经济基础上、从根子上瓦解其“亲和力”。以煤矿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决不允许各级干部在煤矿入股（不论是干股还是湿股，不论是干部本人还是其配偶子女），这是极得人心的举措，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如何让主管煤矿的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和其经济利益脱钩，少数官员即使想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也办不到。否则，在目前的体制结构下，苗元礼式的官员还会层出不穷。因为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