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知识·栏目导语]
　　2019年12月，本刊创立“新发展知识”专栏，旨在从后发国家的发展实践出发，总结多元发展经验，探索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全球发展模式。
　　这一栏目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本期刊登徐秀丽、李小云的《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则是对“新发展知识”带有系统性的考察与研究。作者将“发展知识”置于全球秩序形成的宏观视角加以分析，指出发展知识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追求合意社会的进步观念;“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凭由其推动的知识建制、学术体系和援助实践，将“发展知识”塑造为形塑全球秩序的隐形抓手。
　　本文有力地揭示了看似中性的“发展知识”背后的价值观以及塑造价值观的知识体系。如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人类崭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已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发展目标。如何在这一宏观目标之下，构建起系统的、有别于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知识和发展模式，如何构建能够持续生产这种知识的学术机制，如何在这种新发展知识的指导下开展新型援助实践和发展实践，则是中国社会各界接下来面临的挑战。
　　当今全球秩序正面临深刻转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已超过一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1]而在“二战”后初期这一数字还微不足道。物质力量上的变化带来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变化，传统的“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二元分类的边界逐渐模糊，“二战”后形成的一系列诸如“中心-边缘”“发达-不发达”等概念体系对现实的解释力日趋下降。[2]然而当今的学术体系仍然处在传统发展知识超供、新型发展知识短缺的状态。虽然中国、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区域和国家自“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新制度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主流发展话语[3]对此却无法处理，诸如民主治理、自由市场、人权等漫游全球的现代性表征概念难以完全解释这些新兴南方国家复杂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虽然各种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机制平台相继搭建起来，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设立等，但无论是在宏观战略制定层面、中观机构管理层面，还是在微观基层实践层面，都缺乏富有国际沟通力和影响力的叙事指导和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我们亟须探索新的替代性叙事框架来把握这一重大全球转型过程，而其核心就是对“发展”概念的理解与阐释。
　　在中文语境下，“发展”一词已成为四十多年来政策常用、大众熟知的时代关键词。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展”一词都长居榜首，可见其在中国官方语境下的重要意义。[4]然而在英语世界里，发展（development）的含义却在战后几十年里逐渐局限于对外援助、国际发展机构等议题中。这使得许多中国读者充满疑惑：“发展”和“援助”为何关系如此密切？事实上，回溯历史上的英语文献可以发现，发展研究与援助研究的重合是“二战”之后才出现的，而发展研究本身所包含的有关人类社会愿景构建的探究，有关多元发展方式、不同发展主体以及复杂发展机制等维度的宏大理论关怀却被长期忽视了。[5]因此，本文以历史回溯为主线，试图还原出发展知识在现行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挖掘数个世纪以来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过程中的这条隐形线索。

一种追求合意社会的进步观念

　　事实上，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进步与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埋于西方社会的思想基底之中，成为其认知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维框架。发展思想的早期萌芽主要是西方世界关于自身社会如何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实证主义思潮不断兴起的背景下追求社会进步和维系政治秩序的思考。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孔多塞、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一发展思想的奠基过程。[6]在当时科学对神学祛魅、主体意识和理性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在时间维度上构建出理性可及、经验可察的线性历史想象，进步（progress）与发展（development）的思想逐渐萌芽，并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市场经济的发育、工业资本主义的内部深化与外部扩张等实践形态，在19世纪确立为公众认知版图中的主流。19世纪的英国新兴小说如《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等为弥漫进步时代的情感结构提供了诠释。[7]

　　发展思潮从萌芽到确立实际上建立了一套现代人看待世界演化和社会变迁的新型价值标准：在前工业化时期，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还是圣·奥古斯丁的历史神学，大众都是以生物体从诞生、鼎盛到衰落这样循环往复的思维模式来理解社会变迁的。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的主观干预能带来社会积极的变化、延缓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最终却无法阻止社会有机体必定衰亡及新生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历史是神圣的天意，而非人力所决。[8]而在启蒙时代，这种传统的社会循环演化观被自由主义倾向的无限进步观所取代。霍布斯描绘了人类社会从狩猎、游牧、农耕，再到重商四个阶段不断进步的蓝图，并认为通过穷国和富国的贸易，取得这种进步是可能的。这种观点中蕴含着人类可以无限改善自身的假设，但这种无限进步观随后被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混乱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失序所挑战。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長的论点也进一步挑战了无限改善的进步观，他同时还质疑亚当·斯密通过国家财富增长可以改善所有人生活的观点。根据霍布斯·鲍曼对英国历史的回顾，[9]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这也是其社会和政治最为紧张的时期，财富分配不均不断损蚀着经济发展的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时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毫无节制的无限“进步”观被更加现代、注重人为调整的“发展”观所取代，即认为社会改善如果仅仅依靠自然过程是不够的，而需要刻意的人力干预才能取得更加良善的成果，[10]这为后来的托管制度、发展规划、发展援助等社会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人类社会演化总体方向的构想是发展知识的最初形态。它随后演变为各种发展理论，并通过民族国家的建设、市场经济的发育、工业革命等实践进一步推进，成为全世界近三四百年来最为核心的时代主线。英国发展学者Thomas曾对历史中不同的发展理念及其相应的“合意”社会形态谱系进行了梳理（表1）。[11]从中可以看出，发展事实上承载了人类迈入现代社会后对于合意社会的一种愿景，以及对于如何推动社会变迁来实现这种愿景、谁来负责推动社会变迁等一系列社会建制问题的深度思考。如今耳熟能详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新自由主义、发展型国家、参与式发展，以及后发展主义等发展理论流派的思想都能在此谱系中找到位置。[12]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其背后的合意社会形态想象是通过推动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来实现现代工业社会和自由民主，其发展主体是私人部门，这股思潮认为发展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自发的过程;与之不同的是，更加富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结构主义和替代发展模式，则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框架下，更加注重合意社会需要通过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更加综合的途径来实现现代工业社会，争取所有人和所有团体的潜能挖掘，并强调国家，或社会运动在发展中的作用，发展的本质也被认为更多地通过发展规划实现社会转型，为社会大众赋权的过程。总体来说，为了追求合意社会的构建，并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自由主义（liberalism）、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三种政治理念都是随着发展思潮的确立而滥觞的，其背后所对應的三种价值观分别为自由（freedom）、秩序（order）和正义（justice）。[13]

一种构建“中心-边缘”全球秩序的知识建制

　　现代发展观念为西方社会演进铺设了具有矢量的时间轴线，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并强调在此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验方法、科学分析和理性的力量，而不是依赖神迹的启示。众多社会发展阶段分类法由此而生，比如马克思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涂尔干的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韦伯的从“传统型社会”到“法理型社会”等，但这些划分总体来说主要用于刻画西方社会自身遭遇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所诠释和设想的纵向演进过程。到了19世纪中后期之后，随着以英国为代表的海外殖民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发展知识的内涵开始从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拓展，从西方中心往非西方边缘拓展。
　　1494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两年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在地球版图上对世界划分势力范围。但仅凭地理空间的划分、条约的签订和武力的征服尚不足以创建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构筑一个文明秩序的等级结构，这不仅需要通过话语的创建，还需要通过话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实践不断在人们心中勾勒文明和野蛮秩序的经纬。[15]西方发展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将已知文明排序为“野蛮（savage）、蒙昧/不开化的（barbarian）、半开化的（half-civilized）、文明/服化的（civilized）、明达的（enlightened）”五个等级。到19世纪，这些文野之分已形成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写入地理教科书，被具象为不同的植物科属和人种分类展示在世界博览会中，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进入非西方国家的国民教材中，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进入经济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规划的图景中，从而不仅全方位地奠定了欧洲人认识世界的基础，[16]也让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深信不疑。
　　在这一“中心-边缘”话语与实践的建构过程中，发展知识的生产主体和形态是多元的：在19世纪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之前，来自英国和欧陆的商人和传教士等不同类型的实践者通过商业贸易、宗教传播等方式与非西方世界发生关系。通过这些旅行者零散的书写，非西方世界的人和文化被逐渐引入欧洲人的日常知识中。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海外族群一开始只是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的人，充满了异域风情，但与自己是平等的，甚至是“高贵的原始人”。[17]但到了19世纪，随着殖民主义逐渐取代早期重商主义，殖民者、技术官僚、银行家等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以经济开发的方式进入非西方世界，[18]与当地社会互动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因而对新型知识的生产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学作为一种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制度结构获得了重生，不同社会科学门类也由此繁盛起来，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自身和非西方社会的学科专业化知识生产过程。当时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和大学都云集于此。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西方社会自身的认知，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一般被纳入人类学以及东方学研究。前者针对军事实力和技术水平较为薄弱的部落（tribes）和种族（races）开展研究，后者针对13～18世纪相对于欧洲人来说相对“高级文明”的地方，比如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等，[19]由于这些地区在19世纪在技术和军事上被西方征服，其文明等级也随之下降。无论是在人类学还是东方学的研究中，非西方世界在学科化、专业化的知识生产下都不断被“他者化”，成为西方人眼中“未开化和不文明的野蛮人”（表2）。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引领其他地区追求文明进程的信心和经济基础，美国则在“二战”后脱颖而出，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知识重塑的新主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才真正诞生，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版图中获得一席之地。随着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创生，现代化发展理论为“二战”后美国的身份认同和新型全球秩序的重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由美欧体系引领，构建了一整套覆盖全球各地的发展援助实践体制，建立了毛细血管一般多层次、全方位的实体机构，从而使得发展知识具象为一种富有影响力的全球治理实践模式。

　　与19世纪以来带有强烈东方学、人种学色彩的非西方文明研究相比，“二战”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1943～1953年十年期间，作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中枢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通过倡导、研议、调查、论证、规划、评估、组织协调以及面向公众的传播和教育，在美国学术体制和知识生活中启动、培育和推进了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为导向的、多学科参与的对美国以外世界的研究。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区域研究创生史被沃勒斯坦称为“可能是1945年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创新”[21]，它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图景，奠定了其主导全球发展知识建构的基础。
　　伴随美国区域研究对全球各个地方伸开触角，开启史无前例、系统而深入的探究之后，现代化理论也开始滥觞了。战后初期年轻而迅速壮大的美国急需寻找一套新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身、认识战后世界，并指导美国在全球发挥主导作用。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日益意识到需要开发完整的第三世界战略以应对冷战新局势的背景下，帕森斯、阿尔蒙德、罗斯托、白魯恂等社会科学研究者才分别通过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DSR）、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CCP）、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IS）三个核心学术机构动员了一大批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三个学科的学者投身于美国与第三世界社会的全面研究中，从而促成了现代化理论的创生。[22]现代化理论将明晰严整的学理化、现代化思想注入美国的政策观念体系，构筑起冷战时期美国对欠发达世界的认知体系和政策理念，并将对欠发达世界的发展援助和“发展指导”推向美国政策的高端和中心地带。[23]
　　现代化发展理论与区域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都具有跨学科和现实导向的特征，彼此间还形成了共生关系：前者试图为作为总体现象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推导出概括性法则，后者则集中于探究和应对被视为具体问题的特定地理和文化群体内的挑战。[24]在这一套发展知识的支撑下，一系列国际发展援助的架构被设立出来。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发展援助的实践体制开始逐渐兴盛。除了20世纪40～50年代设立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外，60年代以美国国际发展援助署（USAID）为代表的双边发展机构以及整个富国援助俱乐部（即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也纷纷设立，这些机构大多以区域分类和行业分类两个维度在全球、区域、国家以及次国家层面设立全球发展工作网络，形成了条块结合的专业技术官僚体制。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踏上决策的舞台，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发展代理人的观念日渐受到冲击，跨国企业和非政府机构等私人部门和民间力量在发展架构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际发展合作的主体更加多元。由美国为主导创建的“发展”专业技术实践体制在其所嵌入的美国政治经济环境中具备了特别的地位，发展（development）、民主（democracy）和国防（defense）三者一起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三驾马车。[25]
　　与北方国家对外提供援助并行的是，新成立的南方国家也将对外援助作为其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政治团结、技术经济合作、战略对接，形成了南南合作的各种议程和范式。无论是在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这些不同的机构群体之间通过实践互动形成各种网络，形成了更为纷繁复杂的发展实践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见图1）。

　　所有这些政府或非政府发展机构，它们设立后的日常运作都对发展知识产生了大量需求，于是与发展相关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建制在美国的引导下纷纷设立。今天，全球有100多所具有影响力的高校设置了发展研究专业，高端国际发展智库有80多家，涉及发展研究的期刊近200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都成立了规模不等的发展研究协会，吸纳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研究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团体和实践人员。这些稠密的发展实践社区网络不断创建话语、交流信息、形成议题、推动创新，又反过来形塑着发展实践的环境。[26]而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发展现实越来越明显地脱离美国基于现代化理论与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 developmentalism）的想象，今天的发展知识正面临深刻危机，对于多元现代性发展知识的呼声越来越强。

结语

　　回顾过去数个世纪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体系的形成过程，发展知识其实化身为三个层面，构筑起该体系的稳固底座：其一，化身为一种哲学建构，成为一种追求合意社会的进步观念;其二，作为一种话语，刻画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并通过学科化、建制化、专业化的方式逐渐形成社会科学的系统知识结构，从而使得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渗透于各个学科之中;其三，通过发展援助实践，使得追求进步的现代观念得以具象化，并通过社会科学体系的话语生产与专业化实践广泛弥散于全球各个角落，形成全球治理的新模式。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知识所起的作用又是“隐形的”。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不断分化，各门学科都在争取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发展研究这样一个横跨多个学科门类的大领域在此过程中也逐渐被瓦解，尤其是在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影响下，发展研究逐渐聚焦到对外援助等相对狭仄的实践领域。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直接对外投资国以及关键性的对外援助国，也提出了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发展合作新倡议，积聚了大量“走出去”的实践经验。但在日常的政策制定、机构管理和项目运作中，仍然处于应对型、临时性、碎片化的状态，缺乏诸如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研究这种纵横交织的学术机制创新，也缺乏战略系统整合的能力，尚未从宏观、长远出发，提出一揽子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像美国战后两次学术创新运动一样动员更多优質学术资源，为中国在新时期认识自身与世界奠定知识基础。
　　如何创造新型发展知识？基于本文对于西方发展知识几个世纪嬗变历程的回溯，我们认为新型发展知识首先需要回应“什么是合意社会”的议题，它既包括国家发展模式的想象，也包含新型全球秩序的想象。近年来，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观，而如何表述该理念下的新型国家观和全球社会秩序观，则是新发展知识的核心灵魂。
　　其次，新发展知识必须回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既定的世界秩序中动员自有资源、整合外部力量、探索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重塑国际发展秩序的问题。

　　通过本文的回溯，我们可以发现，基于援助之上的发展知识仅是基于“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种政策和学术选择，[27]在此之前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发展知识都与特定人群（发展知识生产的主体）与其外部世界（早期的自然界，以及殖民时期的非欧洲世界）的关系界定相关，这点与我们当前要创造新型发展知识的出发点不谋而合，只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从原来的西方变成了现在的中国。西方发展知识自有其生产和传承的特定历史境况和内在的演化逻辑，但当“发展”作为一个现代理念和实践体制在近代被引入中国后，历经数次改装和调整后也成为本土精英进行社会动员、形成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的重要思想资源。他们掌握了发展内涵和发展方式等诸多方面的领导权、决策权和界定权，从而建立起了引领自身发展议程的主体性，并构建了新型的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和英语世界中的“development”存在主客体语境上的差异和话语上的转化，而对这一转换的历史动态的把握将是打开发展新知识的关键窗口。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王儒西）
　　注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9年4月。
　　[2] Emma M.， “Development geography 1：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41 no. 1 （2015）， pp. 108～117; Rory H. and Hulme D.，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Development： New Geographies of 21st Centur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0 no. 2 （2017）， pp. 347～378; 李小云：《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Lewis D.， “‘Big D’ and ‘little d’： Two Types of Twenty-first Century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no.11 （2019）， pp. 1957～1975， DOI：10.1080/01436597.2019.1630270。
　　[3] Mosse， D.， “Adventures in Aidland： The Anthropology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erghahn Books， 2011， p. 4.
　　[4] 刘小彪：《中共党代会报告30年的词汇变迁》，载《党的建设》2009年第1期。
　　[5] [11] [14] Thomas A.， “Development as Practice in A Liberal Capitalist Wor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o. 12 （2000）， pp. 772～787.
　　[6] Preston P.， Developmen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p. 29～133;Cowen M. and Shenton R.， “The Intervention of Development，” In Jonathan Crush， Power of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5， pp. 27～43.
　　[7] 殷企平、胡玲玲：《论<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的情感结构》，载《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8] 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陆象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1页。
　　[9] Hobsbawm 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Michael Joseph， 1994. 　　[10] Cowen M. and Shenton R. “The Intervention of Development，” In Jonathan Crush. Power of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5， pp. 27～43.
　　[12] [17] Preston P.， Developmen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p. 135～314; pp. 137～152.
　　[13] Hettne B.， Thinking about Development， Zed Books Ltd， 2009， p. 14.
　　[15] [16] 劉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2页;第5～7页。
　　[18]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版， 第XIX页。
　　[19] 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6页。
　　[20] Prasad， A.， “The Colonising Consciousnes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Discourse of Oil，” in Prasad， P. Mills， A. J. Elmes， M. Prasad， A.， eds.， Managing the Organizational Melting Pot： Dilemmas of Workplace Diversity， Sage， 1997， pp. 285～311.
　　[21] 牛可、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96-11.html。
　　[22] Gilman 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1.
　　[23] 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历史透视》，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
　　[24] Christoper S.，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in Christoper S.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New Press， 1998， p. xvii.
　　[25] Lancaster C.，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91.
　　[26] Cooper F. and Packard 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2.
　　[27] 如上所述，美国在“二战”后初期并未重视海外世界，只是简单地在东方学的框架内将其视为英国和欧洲的殖民地，也并未形成面向第三世界的整体战略。但随着冷战形势的日渐严峻，尤其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主流学科的推动下，以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为标志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发展知识才进入历史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