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方人当中，“装”虽不算是骂人之语，但怎么说也算恶心人的话。在北京的大小饭局中，如果有人跟你说“别装了”，你一定会辩白一番，“我真的没装”。对于人品的评价，北方人一般高看“实诚”，而儒雅、庄敬、自强等多靠后一些，至于城府高深、精明圆通、八面玲珑等，则早已跌入负面之列。然而，北方人一般来说虽不精明，但也不傻，大家也都明白一个谁都明白的“潜规则”，那就是在公共场合不能“太实诚”;凡是要做点事的人，总要会说一些“场面话”。
　　场面话说多了，难免有人当真。当然，当真者当中，有不少人其实在“装”。只要大家都按潜规则行事，公共场合的“场面话”与私下情境中的“实诚话”有些差距，实属正常游戏，很少有人当真。可是，如果有人把游戏玩过了，把“场面话”说成了“实诚话”，还被不少人感动地认为是“实诚话”，但阴错阳差，其私下（多半是酒后）所吐“真言”，经由高科技传播到“虚拟”但又真实的“公众场合”，情形就大为不妙。吐真言之人，恐怕不仅仅是闪了舌头，说不定还会砸了自己吃饭的家伙。当然，中国无疑是大大进步了。要是在“文革”时光，无论在公共还是在私下场合，“吐真言”的果子恐怕不仅会丢了饭碗，说不定还会被割了喉管，丢了性命。
　　“场面话”也好，“实诚话”也罢，在当今“虚拟”的“公众场合”，不仅无数人在围观，也有无数人在发声，有愤怒、有谴责、有吐槽、有调侃，也有对私下吐真言进行义正词严的辩护。可是，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很少看到有学人将此类现象视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建构模型，搜集数据，参考文献，实诚地研究一番。
　　“装”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学：经典性研究
　　有没有搞错？舞台上和酒桌边的事儿，也值得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番，难不成还要拨一笔研究基金？自然，中国人绝对不会这么干，貌似也不会这么想。老外却不然，他们啥事儿都研究，而且总能就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研究出一大堆名堂来。早在一九九五年，为无数中国学人仰望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专门研究“装”。这本书的书名是《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其副标题是“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笔者二000年也曾在哈佛“游学”（装一下），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门市部里看到此书，三美元一本，一阵狂喜，立马买下来，等不及回办公室，随便找一个树荫，一边儿啃比萨，一边儿览此书。（这个，真没装！）当时就畅想，哪天回国后专门就中国“偏好伪装”现象写一本书，保不齐也能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露一小脸？
　　后来笔者在国外混不下去，于是二00四年回国了。为了国家的建设，也为了自己的生计，总要研究一些“高大上”的课题吧，专门研究“装”绝对是匪夷所思的，遑论教学。况且，我辗转海内外多地做合同工，搬家途中丢失了好多书，《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也不见了。于是，不管是“装”的政治经济学，还是政治社会学，或是历史政治社会学，都无法列入研究与教学的日程。可是，非常偶然，在二0一五年众声喧哗的某一天，我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书，书名为《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真是那本海外奇书的中译本。满心欢喜，回家翻阅，发现此中译本尽管有不少瑕疵（例如大名鼎鼎的托克维尔有时被唤作“塔斯昆维拉”），但译笔颇为流畅。上网搜一下，这本在二00五年出版的中译本貌似没有多大影响，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在平面媒介，似乎并未引发多少议论。这种情形一定与中译本书名没有采用原书正标题是有关的。我不禁胡乱猜测，中译本书名没有选用定会吸引眼球的《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而是选用了学究气十足的《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这是否也算翻译者和出版者的一种“偏好伪装”呢？
　　闲话少说。《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以下简写为《真言》）的作者为美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出版此书的时候还是南加州大学教授，现在已经是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了。库兰教授的学术出身是经济学，但他并非正统经济学家，其研究课题也非“正经的”经济学课题，而是遍及政治、法律和文明变迁的大课题。他在杜克大学不仅是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的双聘教授，而且还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真言》是其成名作，不仅有中译本，而且还有德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译本。除《真言》外，库兰还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伊斯兰与贪财之神：伊斯兰教义的经济困境》（二00四）和《漫长的大分流：伊斯兰法律如何拖后中东》（二0一0）两书。此外，库兰还在学术声誉隆崇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主持“剑桥经济学、认知与社会研究丛书”，这可是“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前沿。
　　“装”的全球化
　　《真言》一书的核心发现，或许会令无数意识到自己时常在“装”，又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装”的中国人感到一丝安慰，甚至暗喜。库兰告诉读者，偏好伪装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大多数人在公共场合大多是要“装”一下的。看，美国人也装！
　　偏好伪装并不是一般的撒谎。撒谎成性的人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撒谎就是他们的偏好，并为骗倒别人而洋洋得意。偏好伪装也不是“策略性行为”，即兵者之“诡道”。偏好伪装也不是“敢怒不敢言”。偏好伪装的特点在于公开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但并非每次都有明确的意图，否则就不是“装”而是“鬼”（“诡”）了。很多成功人士之“装”，并不见得把“装”当作其成功之道。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成功之路。“装”只不过是迎合一下社会，附和一下主流，接近一下正统，多“传播”一些“正能量”而已。偏好伪装的另一个特点是其道德中性，没人会从道德上对“装”大张旗鼓地说事儿。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主流的价值观，例如在美国留学（而不是“游学”）的人都知道美国的PC最著名，但此PC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政治正确性”，任何与政治正确性不符的言语和行为都会遭遇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作为来自伊斯兰世界并且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库兰讨论了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及其引发的小心翼翼的全球性争议;作为一位美国学者，库兰也分析了涉及隐瞒与公开同性恋取向的美国式争议。通览全书，库兰对美国PC的论述很多，但远谈不上尽兴。或许，这也是作者偏好伪装的一种表现。在美国，对于PC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就会宕机。二00六年的初夏，一向因智商爆棚而口无遮拦的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就因“直言”女性在经济学和数学领域表现不佳而被迫辞职。 　　倘若社会本来就极化，且偏好的表达空间又受到一定的压抑，偏好伪装大行其道，那么一旦出现某些契机，一些“小事件”会迸发出“大力量”。库兰在一九八九年曾在《公共选择》这份学院味的SSCI期刊上发表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文，征引了毛泽东的论述，建构了一个“不可预料的政治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说明，所谓“大革命”都是事先不可预料的，而且总是发生在大“装”而特“装”的地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干柴遍布。由于人人其实都有内在偏好，都想活出真实的自我，但又要迎合社会，获得名誉效用和表达效用，那么某些类型的偏好总在伪装着，真实的自我总在扭曲着，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干柴，碰到什么火星，就会突然燎原一下。其实，这个理论的种子在库兰引证的托克维尔的《旧体制与大革命》（《真言》中译本中写成“塔斯昆维拉的《落后的统治和法国革命》”）一书就已经种下，而库兰通过广泛征引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文献及自己构建的“星火燎原”模型，让这颗种子变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其实，人类对于宣扬个性和显示真诚，都有着殷切的需求，但是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个性宣扬和真诚显示的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库兰之书最令人扼腕之处，是没有就这一差异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性理论。《真言》的第五章专门论述“偏好伪装的制度之源”，其中分析了表达约束对于偏好伪装的促成作用，也讨论了民主制度下广泛存在的偏好伪装现象。但是，尽管偏好伪装显然是全球性现象，但另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偏好伪装被视为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不同的地方是大为不同的。作为耶鲁大学的学霸，聪明的希拉里·克林顿政治才能卓越在美国很少有人质疑，但她被不少人认为特别能“装”，这一点极有可能使她无法创造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反过来，作为耶鲁大学的非学霸，小布什的才智连他自己都加以嘲笑，但他缺乏“装”的能力竟然能让他连任两届美国总统。这其中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之源究竟是什么，倒是值得指望库兰们再弄一个课题研究一番。
　　《真言》是一部长达四百五十页的皇皇巨作，可谓智识的饕餮盛宴。其实，其中众多引证文献的书名，已经可让读者大饱脑福。这里报一下菜名：《谎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不公：顺从与反抗的社会基础》、《群众政治学的荒谬：美国公民的知识与观点》、《因循守旧的经济学》、《美国伦理：对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公众态度》、《沉默的精神实质》、《民主与混乱》、《宣传时代：说服的日常运用与滥用》。真希望有能者将它们端上中文的宴席。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第默尔·库兰著，长春出版社二00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