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近年终，这一年热闹非凡。
　　这一年，冯小刚变了。这个一向大嘴无忌的著名导演，在汹涌的舆论质疑面前变得无力招架，沉默寡言。
　　这一年，范冰冰火了。这个长着一张完美脸庞的国民偶像，在税务部门调查之后默默筹钱，填补亏欠。
　　这一年，赵薇夫妇被罚5年市场禁入，随着铤而走险的资本运作最终翻车，巨星的光环也在民众中褪色。
　　还有更多的娱乐明星们，正在对税务问题进行着痛苦的、不情愿的自我清算。
　　回想20年前—1998年，琼瑶剧《还珠格格》播出，万人空巷。正是其中的“小燕子”赵薇，在这一年成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巨星，开启了中国影视娱乐业的巨星时代。
　　仅仅20年后，在一场场的人设崩塌灾难中，我们发现那些曾以为熟悉的娱乐人物，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他们随时可能像周迅在《画皮》中那样，撕下一张娇俏的脸，露出再无遮拦的动物性来。
　　从艺术工作者到陌生动物，有一个变异机制，叫作“明星资本化”。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强大之处在于，它会把卷入其无止境的积累运动中的任何人，变成它的工具，被它役使，最终成为它的奴隶。
　　20年，是一场饕餮的盛宴，也是一个自偿的周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其中的奥秘。

何以笙箫默

　　“小钢炮”的不还嘴，范冰冰的被罚8个亿，一众明星的“自查自纠”，都和一个人有关—崔永元。
　　过去社会舆论对娱乐明星群体的批评，大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开的，比如烂片、五毛特效、尴尬演技等。
　　然而“艺术”本身会让自我辩护也变得很艺术，这就是明星们的底气所在。他们甩出一个“需求决定供给”的道理，说烂片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一句话把质疑之声噎回去：“你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他们不怕跟任何人讨论所谓“艺术”，因为这种讨论在泡沫背景下基本上已经沦为一种“扯淡”。扯淡无正义，谁的嘴大、谁的影响力大，谁就占上风。
　　崔永元深知这一点。经历了被某部电影映射攻击，卧薪尝胆15年，他已经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流氓”的合体。当年知识分子无法对抗流氓，但今天流氓无法对抗“知识分子 流氓”。他在2018年直接攻击的是真正的痛处—一切都无关艺术，而是资本分肥行为与法律界线之间的关系问题。
　　空壳收购、制造不实消息便于买空卖空、利益输送、洗钱式拍戏、偷税漏税……这才是“艺术”的防弹衣包裹下的破棉烂絮。防弹衣不可攻破，但破棉烂絮却经不起轻微的拉扯。
　　这是当下娱乐业最不愿意触及，最希望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引开，最想要用一堆低能作品让人们沉醉不知归路从而持续忽视的领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确实做到了。
　　反对“泛娱乐主义”的人们经常拿明星和科学家的收入及获得的社会声誉来做对比，在落差面前感叹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但这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有点言不及义。因为这种对比要成立，首先就要干掉商业逻辑，但这是做不到、也不理智的。娱乐业和明星都是商业的一部分，正常的商业回报在任何意识形态下都天经地义。
　　问题不在于商业，而在于无限泡沫化的信用。
　　商业是正常的市场逻辑，而信用是资本逻辑，这两者大不一样，甚至根本相悖。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市场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购买就会增加，而在资本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资本反而会加速逃离，让它变得更便宜。

任何泡沫都经不起一枚绣花针，所以笙箫沉默。

　　前者由价值支撑，后者靠信用背书。所谓粉丝经济，就是自然凝聚在明星身上的信用带来的收入可能性。明星资本化，是对信用的无限透支、无限泡沫化，因而与劳动脱离，也与价值背离。
　　每一张漂亮的脸蛋都可能指代着一个与艺术创作无关的巨大信用泡沫，这就是今日的明星。
　　任何泡沫都经不起一枚绣花针，所以笙箫沉默。

撕裂的发生

　　明星的“前身”叫演员。
　　明星是对影响力较大的演员附加了价值想象之后的新包装，所以它天然地带有泡沫性质。只不过，早期（大约在21世纪之前）中国娱乐明星身上的泡沫，主要是还不是资本泡沫，而是大众的情感泡沫。
　　追星，是人们对生活的完美想象，是把不可能实现的状态投射在一个人身上，进行对象化、现实化。
　　这就意味着，明星客观上在为社会生产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是善的、美的、值得追求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物质生产”是制造产品，比如铁匠打制菜刀，陶艺师制作陶器；而“社会再生产”的对象是社会本身，即为人们不断求索和定型共同的价值标准、秩序法则。
　　在传统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是一体的，都由一个人去全过程完成。以陶艺师制作陶器为例，他认为怎样的陶器是美的、实用的，他就怎样塑造它，在一件陶器动手生产之前，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存在于陶艺师的意识建构当中。
　　在这种状态下，陶艺师是完整的人，他从劳动过程中感受创造性，感受到美，因为整个过程都在他的意志把控之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尽可能做到最完美。在生产过程中，他是整体性的、不可替代的。
　　直到有一天，一种叫“资本”的力量介入了。资本发现，它可以把陶艺师一撕两半，变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创造性，另一个人负责按照前一个人的意见去机械性地生产—头脑和手足分离开来。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撕裂了。
　　这就是天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论文里的重大发现。卢梭的结论是，科学与艺术的所谓“复兴”，让人类开始堕落。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从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 　　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科学与艺术，被资本逻辑控制，成为它的附庸。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片面、重复、机械、可替代的角色—流水线工人。流水线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劳动是抽象的，自身的存在也是抽象的。
　　卢梭，这个瑞士钟表匠的儿子发现，工匠消逝了。“工匠精神”成为一种值得宝贵的遗存，而它原本只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今天不也如此么？
　　现在，我们把视线移回到演员身上。
　　很多早期演员都曾回忆过当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作状态，比如歌手戴军。戴军说到，那时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演出、拍戏、唱歌，也包括参加活动，代言产品则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没有助理，没有人安排日程，没有人鞍前马后，没有人协商合同和价格，以及操心收付款，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亲力亲为去解决。他们自己打的去现场，甚至有出租车司机因为喜欢戴军，而自作主张把他拉回家里去见父母。
　　这个时候的演员是完整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了解每一个细节里的喜怒哀乐，真实地体验丰富的人类情感，他们是真实社会的一员，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体。
　　20年前，1998年，“巨星时代”来临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明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其影响所及的人群又拥有了强大的消费力，两者一拍即合，泡沫化的信用，而不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成为了明星收入的更重要的来源。
　　紧接着，一步一步地，明星的身价来自股票、投资、资本运作，而不再是作品，作品只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所谓“耍大牌”，根源就在于演戏是跟自身心灵体验毫无关联的抽象劳动。
　　从那以后，明星更注重的是塑造自身，而不是打造作品。塑造自身，是指向无中生有的价格。
　　当然，他们还在等待，等待资本的催化。

资本化

　　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然而极端化的市场，会产生一种凌空蹈虚的金融投机，即不经过任何生产环节而发生的资本增殖。
　　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
　　明星原本一无所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支付能力的增强，愿意并有能力为自己的想象以及不切实际的愿望支付成本，让他们有了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信用。
　　除了合法的金融机构和地下高利贷团体，几乎没有人会真正愿意去研究信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极端情况下，信用非常玄乎，跟爱情差不多一回事，只在于你相信不相信。

追星，是人们对生活的完美想象，是把不可能实现的状态投射在一个人身上，进行对象化、现实化。

　　信用其实就是宗教信仰解体以后产生的另一种信仰。资本主义击垮了宗教信仰，紧接着把信用变成了新的信仰，信仰的意思就是不理智。在一般层面上，信用就是相信资本可以无止境地增殖，具体到个人，就是能够提供无尽的回报。
　　资本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势能，一种转变为更大的资本的倾向，是“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是“買空卖空、票据投机和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没有任何现实基础”—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如果明星脱离了艺术生产，他的信用还有什么现实基础？粉丝对他们的完美想象，称不上“现实”，事实上就是虚幻。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民意，但正如政治学所能理解的那样，民意是瞬息万变的。
　　然而没有问题，他们只要目前还掌握着粉丝—相当一部分是“脑残粉”，他们就拥有“民意”，信用就仍然有效。于是我们就看到，很多虚幻、浅薄、无意义乃至连基本演技都说不过去—简单点说就是“垃圾”的影视作品，仍然获得了无数的拥趸。
　　“垃圾”受欢迎，反过来会加强信用。资本在增殖逻辑上特别精细，但在价值层面则往往假装得非常“傻白甜”—一个明星，如果他无论生产什么垃圾都能被一致叫好（所谓流量），那他就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以至于，这种投资价值会被放大到人格层面，只要有他在，就是一个坚实的保障，资本就希图和他捆绑在一起。
　　很好，他实现了一种飞跃。这个时候，资本青睐的根本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这个人。
　　当然你可以很善意地理解为，是对他未来作品的预期—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很残忍地举例：范冰冰生产过什么好作品？她的未来作品有什么值得预期？
　　没有，对不对？
　　不要太过深入。目前我们认为，资本青睐的其实是某些人，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了交易标的，也是资本冒险的标的。人本身成为了商品，这就是明星资本化的奥秘。
　　巨星时代开启，明星们纷纷从创造性的劳动者转型为老板、资本家，但归根到底，是首先转型为商品。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物质力量的升级，但对于大众，则是情感的物化，你以为你的情感是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但真相却是，它其实寄托在一块雕刻精致的木头上。
　　这在民间，就叫“菩萨”。
　　2009年，巨星时代开启11年以后，发生了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当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作为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之一登陆资本市场，冯小刚和王中军、王中磊一起在镜头前笑得合不拢嘴。张纪中、黄晓明、李冰冰、罗海琼、任泉、张涵予、胡可等十多位导演和明星，都位列“豪华股东阵容”之中。
　　一个明星资本化的时代—或者叫周期，就此开启，此后烟尘滚滚。

集体心理贫困

　　关于明星资本化，有很多案例，列举一大串明星的名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幸存者”很少，就够了。
　　他们接下来这么玩。
　　第一种玩法，叫空壳收购。我是个导演，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叫“东阳美拉”，实际资产1.36万元，负债1.91万元—一家资不抵债、听上去就像个笑话的公司，被上市公司以10.05亿元的价格附加一个对赌协议收购，去掉对赌成本，就算每天遛鸟，5年下来一样盈余几个亿。 　　一家公司成立刚一天就被资本并购、莫名其妙得了一大笔钱的事，有一大串。据报道，李晨、冯绍峰、郑恺、杜淳、陈赫、杨颖他们的“东阳浩瀚”就是如此—天上掉馅饼，平均一人获得1.26亿元。
　　第二种玩法，叫深度绑定。我是个影视资本家，我认为这个明星流量有保证，就给他股权，从此一荣俱荣，不离不弃—至少希望如此。
　　第三种玩法，叫洗钱拍戏。我是个无名大款，有些钱说不清楚来源，我就给你1000万元去拍戏，随便花个一两百万弄个“作品”出来，剩下的请以利润的名义还给我，钱出来就变得干干净净。
　　还有第四种玩法，就是“小燕子”给我们演示的，以50倍杠杆“蛇吞象”，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听上去有点傻，最浅显的回答当然是因为有堆积如山的金钱在诱惑，一般人抵抗不住。

资本青睐的其实是某些人，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了交易标的，也是资本冒险的标的。人本身成为了商品，这就是明星资本化的奥秘。

　　需要思考的是另一個层次—他们其实已经被资本逻辑绑架，变得不由自主。资本的使命就是无休止地积累，一切都要服从于积累的需要，所以任何卷入积累循环中的人和物，都会成为它的工具。所以身在其中，人就会变异，会去人格化。比如，1998年的“小燕子”，正是因其高度人格化的形象为大众熟知，但2018年的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赵薇，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了，一切鲜活的个人特质都已经被资本收购。
　　下一个问题是：明星资本化有什么不好吗？
　　我把它转换成一位读者提出的更为具体的问题：我一不追星，二不投资股票，他们怎么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有几重关系。A.文化环境毒化，你会不停看到一些烂片烂剧；B.劳动贬值，实诚的劳动者会有一种彻底的无望感；C.资金空转，它们本来可以被投资在真正的生产上，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如果这几重关系都还太虚，那么下面这个就很实在了—偷税漏税。对个人而言是违法，对社会而言则是不公平，加剧两极分化。你每个月工资几千元还依法纳税，别人“4天6000万”却以“无损音质”的方式落袋，仅逃掉的税款，可能就够你奋斗几百年。
　　还有一点让人“细思极恐”—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影视作品，并不是“谁”想要把它拍成这样，而是“什么”决定了它呈现这种面目。这个“什么”，就是资本逻辑。你随便逮住一个导演或者编剧，他们都能给你讲一堆不由自主地改戏、加戏、换角的故事。
　　在这个行业，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极端撕裂。原本在市场逻辑下，演员和其它独立艺术家一样，是最有可能实现完整的、非抽象的创造性劳动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很快就丢失了阵地。社会再生产的事情，通过明星资本化，被资本绝对掌握，个人在物质生产上也就再没有发言权。
　　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这些“作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也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忧虑。卢梭先生还指出：“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叫“集体心理贫困”，灵魂被欲望所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