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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在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
经济结构不平衡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面临供给与需求、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不平衡，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发展不平衡，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诸多矛盾。
首先，从供需结构来看，供给与需求不协调、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这也是当前实体企业效益下滑、工业品价格下降、金融风险加大等突出经济问题背后的根源。供需不平衡一方面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如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老百姓对高品质产品、服务的需求，国内又无法实现有效供给。
其次，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亟待进一步转型升级。各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是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產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和农业。我国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三产比重持续上升，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阶段特点，但各产业内部的矛盾较为显著，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核心问题：从第一产业来看，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农业大而不强、农产品多而不优，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最终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局面。从第二产业看，我国制造业约占整个世界制造业1/5的份额，但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传统产能过剩，高端产能、关键技术产能不足；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绿色产能不足；重复性产能过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能不足，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从第三产业看，服务消费需求增长与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新兴服务业增长有限，供给与需求间存在明显缺口，总体结构性滞后与总量扩张缓慢相互交织，共同制约服务业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
首先，地域发展来看，主要指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此外，各个区域发展也不平衡，如京津冀地区，北京与天津发展较好而河北发展落后；成渝地区也是成都重庆发展较好，周边城市发展相对落后。而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尤其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和配套公共服务体系的阻碍，资源价格偏低、资源税费制度不合理，跨区域经济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同构现象仍然存在。
其次，城乡发展来看，不平衡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究其原因，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不利于创新集聚效应发挥和产业结构升级，制约国内需求的扩大。二是城镇化进程中二元结构尚未打破。目前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另外，长期以来实施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通过征地获得高额的溢价收益，但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相对滞后，公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多、方式更加多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形态发生新变化。
第一，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治理的原则日益遇到挑战，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协调难度明显加大。如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了民众的焦虑与不安。第二，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如何确保社会组织的有序健康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三，中国的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巨大，社会困难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第四，中国的消费结构不合理，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支出过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严重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第五，中国社会建设水平滞后，社会建设支出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安全保障水平低，导致人们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如何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形势，加快我国社会建设发展，提升社会安全保障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前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不平衡
减少能源消耗、减轻污染已经成为需要优先着手解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问题。近年来，尽管不断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推进火电脱硫、污水处理等大规模治污工程建设，但资源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测算，当前至2020年是中国污染物排放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期，2016～2020年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叠加总量会达到峰值，这一阶段大致也是各种污染物排放叠加处在最高点的“平台期”，复合型污染的特征将更加明显，全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空前加大，污染防治攻坚战迫在眉睫。
经济结构不平衡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面临供给与需求、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不平衡，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发展不平衡，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诸多矛盾。
首先，从供需结构来看，供给与需求不协调、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这也是当前实体企业效益下滑、工业品价格下降、金融风险加大等突出经济问题背后的根源。供需不平衡一方面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如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老百姓对高品质产品、服务的需求，国内又无法实现有效供给。
其次，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亟待进一步转型升级。各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是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產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和农业。我国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三产比重持续上升，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阶段特点，但各产业内部的矛盾较为显著，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核心问题：从第一产业来看，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农业大而不强、农产品多而不优，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最终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局面。从第二产业看，我国制造业约占整个世界制造业1/5的份额，但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传统产能过剩，高端产能、关键技术产能不足；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绿色产能不足；重复性产能过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能不足，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从第三产业看，服务消费需求增长与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新兴服务业增长有限，供给与需求间存在明显缺口，总体结构性滞后与总量扩张缓慢相互交织，共同制约服务业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
首先，地域发展来看，主要指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此外，各个区域发展也不平衡，如京津冀地区，北京与天津发展较好而河北发展落后；成渝地区也是成都重庆发展较好，周边城市发展相对落后。而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尤其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和配套公共服务体系的阻碍，资源价格偏低、资源税费制度不合理，跨区域经济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同构现象仍然存在。
其次，城乡发展来看，不平衡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究其原因，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不利于创新集聚效应发挥和产业结构升级，制约国内需求的扩大。二是城镇化进程中二元结构尚未打破。目前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另外，长期以来实施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通过征地获得高额的溢价收益，但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相对滞后，公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多、方式更加多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形态发生新变化。
第一，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治理的原则日益遇到挑战，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协调难度明显加大。如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了民众的焦虑与不安。第二，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如何确保社会组织的有序健康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三，中国的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巨大，社会困难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第四，中国的消费结构不合理，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支出过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严重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第五，中国社会建设水平滞后，社会建设支出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安全保障水平低，导致人们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如何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形势，加快我国社会建设发展，提升社会安全保障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前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不平衡
减少能源消耗、减轻污染已经成为需要优先着手解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问题。近年来，尽管不断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推进火电脱硫、污水处理等大规模治污工程建设，但资源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测算，当前至2020年是中国污染物排放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期，2016～2020年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叠加总量会达到峰值，这一阶段大致也是各种污染物排放叠加处在最高点的“平台期”，复合型污染的特征将更加明显，全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空前加大，污染防治攻坚战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