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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我现在的知识水平,对生命的承担,连前清的秀才都达不到,但我可以做主持人,和有文化的人对话,这不是我的喜剧,这是时代的悲剧。
面对成功已经释然的梁冬,寻找着自己的“法门”。许多年过去,网络上还有粉丝在怀念这位梁某人。
很难把现在的他与当年主持《娱乐串串秀》时的那个梁冬对应起来。在外界看来,他不如早前那么成功,但他认为扭曲自己是个悲剧。现在的他安静了,不再那么纠结,不那么反应迅速,会慢半拍了。他说,这是离苦得乐。
南都周刊记者_罗小敷 实习生 石萌萌 摄影_孙海
“我是梁冬,梁某人。”9年前,梁冬担任凤凰卫视《娱乐串串秀》节目主持人,并凭此成为凤凰卫视一线主持人,当年这句简短的开场白至今让人印象深刻,许多年过去,网络上还有粉丝在怀念这位梁某人。
2004年年底,梁冬突然宣布离开凤凰,加盟百度,担任副总裁。2007年年初,他再度转身,做起了传统文化的生意。他与国学专家搭档的《国学堂》节目,从电台转战电视,另一档“轻松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的电台谈话节目《冬吴相对论》,都做得风生水起。在北京故宫附近开设的中医馆,已经正式营运一个月,这是他目前的主业,另外还投资了旅游、基因检测等项目。
“五一”前一天,广州珠江新城的一间西餐厅,梁冬以舒适的姿势坐在椅子里,黑色中式外套搭在椅背上,桌上放着烟盒、打火机,聊天中,他屡屡说起《黄帝内经》,谈及佛道修行之术,中医之道。在新浪微博上,他的个人签名中写着“中国文化传播者”,有一段时间,你甚至可以见到他锲而不舍地发布人体经脉图片,表达是非大义的言论。
和梁冬聊天你会感觉很愉快,他思维敏捷,引经据典,侃侃而谈4个小时;但采访他就不那么轻松了,总得琢磨着把他从某一个情境里拉回到你想要问的话题来,他偶尔会停顿下来,关切地问:聊到哪了?而他的回答,貌似丰富磅礴,却是玄而又玄,再想想,又觉得他说的正是他的所思所为。
那时候很想成功
有人说,很难把现在的我与当年主持《娱乐串串秀》时的梁冬对应起来,其实是那时的我很扭曲,我很悲伤地发现,我要把自己扭曲成那样,才有人说梁冬你创造了娱乐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会说我后来没有《娱乐串串秀》时那么成功,所以你明白,只有扭曲自己才能获得世人的肯定和成功,这是多大的悲剧。
在做《娱乐串串秀》时,因为那时候我很想成功,所以我也很想去迎合大家,甚至会计算,每一分钟有多少笑话点,就像西方的时尚杂志规定,多少页之后就要有个大波女人,一个政治笑话,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这完全按照消费者的需要去喂养他们。
我知道怎么去做才会成功,比如说在节目中讲些跨界的话,拿性别、婚姻制度、性来开玩笑,你甚至可以拿政府开玩笑,当然你胆子要够大。但我后来不愿意这样做了。
像一些偷拍的工作,这是读者需要,但是你自己需要吗?你只是为了一份生计,为了换一部车,买一套新房,换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不做这些扭曲的事情,就不能活了吗?其实不是的。不管用怎样一种方式成功,都是悲剧。这不是人的问题,这是时代的问题,文明的问题。
虽然我在凤凰卫视那会儿很痛苦,但只是那时不懂事,不懂得享受生命给予你的东西。那会,我做过时事访问,当过财经节目的编导,还做过娱乐记者、体育编辑,什么都做。后来,台里给了我这个节目,表面是娱乐节目,其实是杂烩。生命给你什么东西,一定是以你的能力和缘分,给予你最好的了,你就把生命给予你的东西好好享受就好了。所以,我的痛苦不在于凤凰,凤凰对我非常好,命运对我非常好,只是自己当时没有智慧去享受。
我在凤凰做得最好的,就是在这个节目中推广了《思考中医》这本书,做娱乐不是我想的,是因为没有人做。我在娱乐节目里推广中医,这是方便法门。当时也挺丢脸,长辈都是知识分子,晚辈在谈娱乐这些东西。我尽量讲得不一样,但最后还是要落在娱乐,确实比较容易成功。
做娱乐节目的时候,让我能系统地去和很多人聊天,和导演,和文化人,后来去了百度,认识了很多科技界、投资界的人,我发现每一种界面的人,不管做什么,只要是做得最好的那一拨人,想法都是一样的,他们明白了几个简单的道理,第一,人生是无常的,第二,要用喜乐的心情面对无常的人生,还有就是,许多事情你是控制不了的,随它去。
焦虑后的“顿悟”
到了百度,我在做一个东西,主题就是“相信中国”,只不过借助了百度这个“法门”来做。
但最焦虑的时候也是在百度,事业发展得太快了,你的能力跟不上。一个30亿市值的公司变到300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去的时候市值还不到10个亿,现在它的股价超过700美元了。这么大的事业,但我的能力不支持,那就不配了。
2007年年初,我去了印度释迦牟尼第一次讲经的地方鹿野苑,当时面对很多公关方面的问题,很焦虑。到了那里,我终于知道佛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在树下得道。因为那么热,你根本不想动,一件薄纱,微风徐徐,只坐在那,而且热也不想吃东西,出家人在那种环境找到了最舒服的生存方式,我就按照这个方式坐着。第一天去了,第二天我又一个人再去,坐到后面泪流满面。我很多朋友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你只要在那站半个小时,让自己一个个关节放松。
现在看来,当时是生活出现了焦虑,命运就安排我到印度了,再到某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焦虑是高潮的前戏,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高潮,无所谓好与不好,都是法门而已,所以叫“如是这般”,顿悟也需要一个累计过程。我也不知道是否顿悟了,但当时我想明白了。
从印度回来后我就辞职了。离开的成本很高,但百度已经对我很好了,再要求就贪了。我当时觉得自己还不错了,出来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穷,没想到通胀那么厉害。尤其是做太美的时候,我是股东里最穷的。
我不适合在大公司做,大公司的管理会制定很多规则,一些人明明就应该拿两万块,但不能就给你两万,给了你别人怎么办,其他人怎么也要给一万八九吧。整个公司成本高了很多,就没法弄,但这样人才又会被压抑。小公司则不是,因为小,你值这个钱,能够创造这么多的价值,相对成本没那么高。打这个比方,是想说在大公司你必须学会收敛自己,达到整体平衡。为什么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说的都是你别太张扬。
西方人会说我的地盘听我的,但你在中国不能太有个性。大公司就像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农业大国,你处在这样一个环境,要去收敛自己,就很辛苦。小公司有活力,像我这种人,反对专业分工,我觉得那是磨灭人性的,不能让专才去做通才的事,也不能让通才做专才的事。所以,我现在做事都是小团队,我不会把要做的几个事情并在一个公司,一个团队里去做。
做传播智慧的人
离开百度时我给自己规划了三个目标:传播中医文化,开空中学堂《国学堂》,还要开中医馆。现在北京开的中医馆,请了两位老中医,是我想象中体验极好但又很古法的一个药房,以后会做全国连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支持,我希望能做到1000家。我曾经想以基金会的模式传播中医,但后来发现,除非我像比尔
面对成功已经释然的梁冬,寻找着自己的“法门”。许多年过去,网络上还有粉丝在怀念这位梁某人。
很难把现在的他与当年主持《娱乐串串秀》时的那个梁冬对应起来。在外界看来,他不如早前那么成功,但他认为扭曲自己是个悲剧。现在的他安静了,不再那么纠结,不那么反应迅速,会慢半拍了。他说,这是离苦得乐。
南都周刊记者_罗小敷 实习生 石萌萌 摄影_孙海
“我是梁冬,梁某人。”9年前,梁冬担任凤凰卫视《娱乐串串秀》节目主持人,并凭此成为凤凰卫视一线主持人,当年这句简短的开场白至今让人印象深刻,许多年过去,网络上还有粉丝在怀念这位梁某人。
2004年年底,梁冬突然宣布离开凤凰,加盟百度,担任副总裁。2007年年初,他再度转身,做起了传统文化的生意。他与国学专家搭档的《国学堂》节目,从电台转战电视,另一档“轻松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的电台谈话节目《冬吴相对论》,都做得风生水起。在北京故宫附近开设的中医馆,已经正式营运一个月,这是他目前的主业,另外还投资了旅游、基因检测等项目。
“五一”前一天,广州珠江新城的一间西餐厅,梁冬以舒适的姿势坐在椅子里,黑色中式外套搭在椅背上,桌上放着烟盒、打火机,聊天中,他屡屡说起《黄帝内经》,谈及佛道修行之术,中医之道。在新浪微博上,他的个人签名中写着“中国文化传播者”,有一段时间,你甚至可以见到他锲而不舍地发布人体经脉图片,表达是非大义的言论。
和梁冬聊天你会感觉很愉快,他思维敏捷,引经据典,侃侃而谈4个小时;但采访他就不那么轻松了,总得琢磨着把他从某一个情境里拉回到你想要问的话题来,他偶尔会停顿下来,关切地问:聊到哪了?而他的回答,貌似丰富磅礴,却是玄而又玄,再想想,又觉得他说的正是他的所思所为。
那时候很想成功
有人说,很难把现在的我与当年主持《娱乐串串秀》时的梁冬对应起来,其实是那时的我很扭曲,我很悲伤地发现,我要把自己扭曲成那样,才有人说梁冬你创造了娱乐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会说我后来没有《娱乐串串秀》时那么成功,所以你明白,只有扭曲自己才能获得世人的肯定和成功,这是多大的悲剧。
在做《娱乐串串秀》时,因为那时候我很想成功,所以我也很想去迎合大家,甚至会计算,每一分钟有多少笑话点,就像西方的时尚杂志规定,多少页之后就要有个大波女人,一个政治笑话,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这完全按照消费者的需要去喂养他们。
我知道怎么去做才会成功,比如说在节目中讲些跨界的话,拿性别、婚姻制度、性来开玩笑,你甚至可以拿政府开玩笑,当然你胆子要够大。但我后来不愿意这样做了。
像一些偷拍的工作,这是读者需要,但是你自己需要吗?你只是为了一份生计,为了换一部车,买一套新房,换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不做这些扭曲的事情,就不能活了吗?其实不是的。不管用怎样一种方式成功,都是悲剧。这不是人的问题,这是时代的问题,文明的问题。
虽然我在凤凰卫视那会儿很痛苦,但只是那时不懂事,不懂得享受生命给予你的东西。那会,我做过时事访问,当过财经节目的编导,还做过娱乐记者、体育编辑,什么都做。后来,台里给了我这个节目,表面是娱乐节目,其实是杂烩。生命给你什么东西,一定是以你的能力和缘分,给予你最好的了,你就把生命给予你的东西好好享受就好了。所以,我的痛苦不在于凤凰,凤凰对我非常好,命运对我非常好,只是自己当时没有智慧去享受。
我在凤凰做得最好的,就是在这个节目中推广了《思考中医》这本书,做娱乐不是我想的,是因为没有人做。我在娱乐节目里推广中医,这是方便法门。当时也挺丢脸,长辈都是知识分子,晚辈在谈娱乐这些东西。我尽量讲得不一样,但最后还是要落在娱乐,确实比较容易成功。
做娱乐节目的时候,让我能系统地去和很多人聊天,和导演,和文化人,后来去了百度,认识了很多科技界、投资界的人,我发现每一种界面的人,不管做什么,只要是做得最好的那一拨人,想法都是一样的,他们明白了几个简单的道理,第一,人生是无常的,第二,要用喜乐的心情面对无常的人生,还有就是,许多事情你是控制不了的,随它去。
焦虑后的“顿悟”
到了百度,我在做一个东西,主题就是“相信中国”,只不过借助了百度这个“法门”来做。
但最焦虑的时候也是在百度,事业发展得太快了,你的能力跟不上。一个30亿市值的公司变到300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去的时候市值还不到10个亿,现在它的股价超过700美元了。这么大的事业,但我的能力不支持,那就不配了。
2007年年初,我去了印度释迦牟尼第一次讲经的地方鹿野苑,当时面对很多公关方面的问题,很焦虑。到了那里,我终于知道佛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在树下得道。因为那么热,你根本不想动,一件薄纱,微风徐徐,只坐在那,而且热也不想吃东西,出家人在那种环境找到了最舒服的生存方式,我就按照这个方式坐着。第一天去了,第二天我又一个人再去,坐到后面泪流满面。我很多朋友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你只要在那站半个小时,让自己一个个关节放松。
现在看来,当时是生活出现了焦虑,命运就安排我到印度了,再到某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焦虑是高潮的前戏,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高潮,无所谓好与不好,都是法门而已,所以叫“如是这般”,顿悟也需要一个累计过程。我也不知道是否顿悟了,但当时我想明白了。
从印度回来后我就辞职了。离开的成本很高,但百度已经对我很好了,再要求就贪了。我当时觉得自己还不错了,出来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穷,没想到通胀那么厉害。尤其是做太美的时候,我是股东里最穷的。
我不适合在大公司做,大公司的管理会制定很多规则,一些人明明就应该拿两万块,但不能就给你两万,给了你别人怎么办,其他人怎么也要给一万八九吧。整个公司成本高了很多,就没法弄,但这样人才又会被压抑。小公司则不是,因为小,你值这个钱,能够创造这么多的价值,相对成本没那么高。打这个比方,是想说在大公司你必须学会收敛自己,达到整体平衡。为什么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说的都是你别太张扬。
西方人会说我的地盘听我的,但你在中国不能太有个性。大公司就像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农业大国,你处在这样一个环境,要去收敛自己,就很辛苦。小公司有活力,像我这种人,反对专业分工,我觉得那是磨灭人性的,不能让专才去做通才的事,也不能让通才做专才的事。所以,我现在做事都是小团队,我不会把要做的几个事情并在一个公司,一个团队里去做。
做传播智慧的人
离开百度时我给自己规划了三个目标:传播中医文化,开空中学堂《国学堂》,还要开中医馆。现在北京开的中医馆,请了两位老中医,是我想象中体验极好但又很古法的一个药房,以后会做全国连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支持,我希望能做到1000家。我曾经想以基金会的模式传播中医,但后来发现,除非我像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