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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几乎没有疑议，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长足的进步，2011年中国在全球经济的排名上升至第二位，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3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7万亿，比加入WTO时增加了近14倍。2001年中国加入WTO，已经成为这一切炫目成绩公认的加速器。
但我们的成就感似乎一直没有数据表现的那样强烈。一方面是靓丽的数字，一方面是民众感受不到的国际商品和服务价格大幅的下降，中国的世贸之路究竟将去往何方？
要想说清楚加入世贸的好处，首先要弄明白没加入世贸的危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被排除在自由贸易体系之外，市场经济地位不被世界承认。国门之外还有着一个无形之门，包括纺织、农产品、初级工业品在内的各种产品走向世界，不但要加征额外的关税，还要承受因为规则差异带来的惩罚性措施；而市场经济地位存疑，国有企业被认定为经营主体，中国急需的先进技术进口和规模出口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想卖的卖不出去，想买的买不进来，在这样的困局敦促中国政府提出加入GATT，但是谈判进程的漫长却出乎中国决策者的想象。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中国入世谈判的波折往往被归结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挑衅。这个因素固然是存在，中国入关谈判迁延日久，中间又适逢苏东剧变，西方世界在经济谈判中气焰高涨自不待言。比如克林顿政府把最惠贸易国待遇与中国人权问题挂钩、一年一批的做法。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造成入世谈判久拖不决的局面，中国经济体制问题还是主因。中国对自由贸易各种规则的陌生，而这种陌生背后是中国经济部门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巨大背离，中国需要时间消化计划经济时代的顽疾，因此直到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GATT被WTO取代，中国仍没有被接纳。
外向型经济被卡在瓶颈的境遇，倒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背后都有打开国际通道的考量。体制改革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入世谈判的被动局面也一天天改观。在1995年，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谈判中的斗法已经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由于美国在中国入世谈判中的立场实际上是替西方国家出头，逼迫美国以较为公平的条件达成双边入世协议，意味着中国入世最大壁垒已经扫除。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加入WTO当天，中国国内并不是欢声笑语，反而是一片沉寂。中国依然存在庞大低效的银行体系和工业体系，中国的农业还没有实现规模经营，中国还可以罗列出一大堆的问题，这些脆弱的节点当骤然面对世界经济时可能遭遇狂风暴雨。
有意思的是，这种如临大敌的忧虑在入世以后消散的极快，以至于到了2004年，参加中国加入WTO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外经贸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张向晨就明确表示，国内在入世前作出的“短期看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的判斷，前半句是不成立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董阳，曾经作为入世谈判中代表中国汽车工业的唯一代表，在欢庆加入世贸时手里就拿着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中国汽车产量将会从未加入WTO时的增长190%逆转为加入后将下降4%。要知道2000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刚从5年停滞的泥潭中蹒跚爬出，如果报告属实，那么入世协定无疑就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催命符了。世行报告悲观判断的理由就是中国汽车工业一直依赖高关税（进口汽车关税，排量3.0升以下高达80%，排量3.0升以上100%）的保护才得以存活，市场一旦开放，中国汽车工业必将因为低质高价迅速被进口产品替代。
但是事情的发展令人大跌眼镜，入世后进口汽车关税在5年内降到了25%，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由13.8%～16.4%降到10%，进口配额全面取消，但是汽车销量却由2001年的70万辆上涨为2006年的721.6万辆。更令世界惊讶的是，除了旺盛的产销能力外，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规范化水平大为提升，2003年那种一地一价、一日一价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中国汽车产业用优异的表现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2012年，中国汽车产销1927.18万辆和1930.64万辆。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648.50万辆，同比增长6.1%，占乘用车销售市场的41.9%。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量达到105.61万辆。
局面的顺利甚至超出了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的预计，他在2005年接受访问时回忆到，当初入世谈判中方最感忧虑的行业就包括汽车产业、银行业等，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对这些领域几乎是步步为营、寸土不让，争取了很多的保护性条款。事后发现其实没有预想的可怕。
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放从1984年1月中国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时就开始了——几乎与入世谈判同步。在这之后，一汽、二汽、上汽等国有汽车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先后走上与外资公司合作的道路。中国汽车企业通过合资获得了国外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又带动了零部件等下游企业（大多数是民资企业）的发展和国际化，使汽车企业在应对国际市场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办法。
2001年入世谈判还没结束，国内车企已经准备了不下20种新车型准备在海外汽车进入国内市场时投放。这边磨刀霍霍准备给海外车企一个下马威，那边欧美日等海外车企却行动迟缓，根本没有像原来预估那样一夜之间涌入中国。事实证明，作为政府间谈判，入世谈判并没有完全理解跨国公司的立场和行为模式。大型跨国企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摒弃了建立海外独资公司为主的扩张模式，更注重与当地企业合作经营以规避成本、政治因素和适应国情等风险因素。中国的地域发展、城乡发展极为不平衡，市场需求多元而且善变，政府法规不完善、自由裁量空间极大，海外车企如果贸然大规模投资，很容易因为水土不服出现战略性错误。他们为此也更青睐与中国建立合作企业，利用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成熟的政治网络、人际关系、营销渠道来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 把链条复杂的市场交易，以产权交叉持有的形式转化为企业内部交易，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合作的经济基点。通过合资企业这个介质，中国企业将自己的经营网络扩展到了全世界，西方企业则把自己的产业链条深耕中国社会，双方互利合作又带动了大批民企的壮大和国际化，包括华为、中兴等响当当的民资科技巨头，最早都是通过为合资企业合作打通国际大门的。
为了给中国产业结构中的脆弱环节回旋余地，入世谈判中中国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开放”待遇，许多产业获得了1～10年不等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中国可以逐渐放宽配额、降低关税，用逐步开放换取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提高。但事实上中国大部分领域都提前结束了过渡期，政府的退出释放了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被人为干预扭曲的价格信号得到修正。
入世第一年，中国近30个部门共清理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修订文件325件。到入世第十年即2011年，中国共开放了超过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世贸规定成为倒逼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推手之一。
随着中国政府大幅度减少以法律法规形式干预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巩固，并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2012年，中国商业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逾4700亿美元，约占全球商业服务进出口总额的5.6%左右；同年，中国大陆（含香港不包括台湾）共有73家公司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连续第9年持续增加。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杰安特·梅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日益重要的力量，中国在WTO这个多边贸易体系中受益良多。“在成为WTO成员国后，中国致力于追求无差别待遇的贸易自由化，以提升其竞争力，并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成为区域产品制造网中发展最快的主要力量。”梅农说。
中国加入世贸12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过中国民间对待世贸的评价却并没有与之同步。对待世贸的焦虑情绪甚至在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日渐加重。为什么加入世贸没有给国人带有期待中质优价廉的国际商品？为什么入世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没有削弱？为什么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与结构调整停滞伴行？就一般民众而言，加入世贸的直观感觉也没有官方刻画的那般美好。
从国际因素看，2008年可以说是一个节点，在2008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企业虽然不停受到调查，但是全球贸易规模的不断膨胀很大程度上冲抵了中国企业的损失，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互相持股的状况也使西方国家投鼠忌器。2008年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规模停滞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国际贸易的利润也因为全球经济危机而大为缩水，这时候，打输官司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世贸发展中不仅南北之争再度激化，就是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多哈回合谈判僵局一直无法突破，成员国分歧加剧，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世贸组织的批评在增加，这种情形无疑恶化了WTO在国人心中的形象。
丹佛大学终身教授、《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杂志主编赵穗生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包括TPP在内的新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替代WTO，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新焦点。事实上，各种区域性和功能性的小型自由贸易组织和协定，因为谈判容易、议题集中，成功率高，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在外交领域最优先关注的内容。
布鲁塞尔著名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里德里克·埃里克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个被削弱的WTO，受损失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他指出，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来应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变化，并且争取在WTO体系中更大的领导权。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汪洋大海中，中国的成败不来自他人的恩赐，而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从国内看，加入世贸塑造了中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模式，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却不是“全天候”的。世贸组织的功能仅限于对政府关税与配额的控制。没有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全球市场，世贸组织的作用将注定是有限的。市场一定是自由竞争的吗？未必。起码对于那些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玩家而言，他们所期望的市场是寡头垄断的。中国加入世贸十年一个很诡吊的现象就是，中国国企的膨胀与中外大型企业的寡头联合。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国际企业往往首先挑选的是经营体制传统的国企进行合作，他们极为看重这些国企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政治身份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中国国企也需要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强化自己的地位。市场规模的膨胀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国企的输血能力。
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業以国企为主，验证了他们市场垄断地位的强化。众所周知，垄断是获取利润的最好方式，其效果远胜于技术创新。中国没有在签订入世协定前出台《反垄断法》，也没有在入世后严格地执行新出台的《反垄断法》，这使中国既对微软等国际巨头的捆绑销售和定价政策无可奈何、对当年法国达能收购娃哈哈一案的处置上较为被动，也对中国联通和移动的垄断优势无能为力。国内外大型企业的寡头式合作带来了企业利润规模的扩张，却也把中国产业牢牢的限制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模式当中。2012年和2013年中国政府发起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调查牵涉到摩根大通、苏黎世保险公司、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巨头，也带出了大批各级政府、国企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负责人。地下交易的曝光揭示给我们另外一种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依赖国际企业、国内企业的合作，构筑隐性的排他性的垄断联盟，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效率与规模分离。
按照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的说法，和西方打了几十年反倾销官司后发现，“以打促谈”几乎就是各国最好用的手段。2013年年初震驚世界的欧盟对华光伏双反调查涉案值204亿美元，真正阻止欧盟疯狂之举的完全不是世贸规则，而是中国强硬的贸易报复。一个完全不遵守规则的玩家是活不了的，而一个完全遵守规则的玩家同样是活不下去的。世贸组织只是代表了一种价值，一个值得付出代价的方向。
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未来贸易战略的核心工作。如果我们真的认同世贸所代表的价值，那么如何深化改革，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体制，才是中国改善在世贸中被动地位的根本途径。
由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跨国巨头形成的联盟，在扭曲市场价格机制方面的作用并不低于政府的高关税和配额制度。过度关注企业对地方财政和就业率等政绩因素的短期贡献，也使中国各级政府经济决策时，对产业升级和竞争力关注不够。投资拉动、政府补贴再加上行政干预，对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普遍怀疑直接反映到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当中。
当年中美在签订入世协定书时中方承诺，WTO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入世头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中国政府协助企业进行倾销、补贴、贸易壁垒等行为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那么其他国家可以把中国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以2013年4月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不锈钢焊缝管征收反倾销税为例，台湾地区企业被征收的反倾销税基本在14.65%左右，部分企业获得了优惠税率，交7.98%即可；而大陆企业则普遍被征收了25.27%的税率，只有一家南海不锈钢企业侥幸获得了13.82%的优惠税率，这个数字也仅是比一般台企征收的税率低一点而已。
都是被认定倾销，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根本原因就在，土耳其有权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最糟糕的是，究竟什么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WTO压根没做出明确规定，这就给那些制裁中国企业的国家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频繁大量的以此为由制裁中国。根据商务部官方发布的数据，2002年到2012年中国共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涉案金额高达736亿美元。特别是2011年由于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04亿美元。2013年形势则更为严峻，仅第一季度中国就遭遇了12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22起，比12年又同比增长了22%。中国成为WTO中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
在很多贸易调查中，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已经一点点暴露出来。即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贸组织客观上依然能起到倒逼中国经济进步的积极意义。
2013年3月3日《欧盟木材法规》开始强制执行，占领欧洲50%市场份额的中国木材企业唉声一片。欧盟法规的目的在于防止企业使用盗伐的木材，这样的要求却一下子使中国家具企业成本上升5%～15%。人们不仅会对中国家具企业的木材来源产生疑问。还有专家曾千呼万唤要求在签署WTO协议前一定要出台的《反垄断法》，中国当时真正的顾虑也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干扰之音。即便到今天，这些仍让我们饱受“非市场经济”的批评。
据曾经参加中美入世谈判的张玉卿先生回忆，当美国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美国代表团团长巴尔舍夫斯基因为兴奋过度，竟然误闯到外经贸部的男厕所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电话。如今15年过去了，成熟的中国人应该明白她的兴奋不是为中国人而发。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汪洋大海中，中国的成败不来自他人的恩赐，而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中国无法选择抗拒，却可以选择站在潮头，其中的取舍固然有牺牲和阵痛，但选择权牢牢握在中国自己手中，这也是12年来的成绩之一。
但我们的成就感似乎一直没有数据表现的那样强烈。一方面是靓丽的数字，一方面是民众感受不到的国际商品和服务价格大幅的下降，中国的世贸之路究竟将去往何方？
艰难地加入
要想说清楚加入世贸的好处，首先要弄明白没加入世贸的危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被排除在自由贸易体系之外，市场经济地位不被世界承认。国门之外还有着一个无形之门，包括纺织、农产品、初级工业品在内的各种产品走向世界，不但要加征额外的关税，还要承受因为规则差异带来的惩罚性措施；而市场经济地位存疑，国有企业被认定为经营主体，中国急需的先进技术进口和规模出口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想卖的卖不出去，想买的买不进来，在这样的困局敦促中国政府提出加入GATT，但是谈判进程的漫长却出乎中国决策者的想象。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中国入世谈判的波折往往被归结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挑衅。这个因素固然是存在，中国入关谈判迁延日久，中间又适逢苏东剧变，西方世界在经济谈判中气焰高涨自不待言。比如克林顿政府把最惠贸易国待遇与中国人权问题挂钩、一年一批的做法。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造成入世谈判久拖不决的局面，中国经济体制问题还是主因。中国对自由贸易各种规则的陌生，而这种陌生背后是中国经济部门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巨大背离，中国需要时间消化计划经济时代的顽疾，因此直到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GATT被WTO取代，中国仍没有被接纳。
外向型经济被卡在瓶颈的境遇，倒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背后都有打开国际通道的考量。体制改革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入世谈判的被动局面也一天天改观。在1995年，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谈判中的斗法已经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由于美国在中国入世谈判中的立场实际上是替西方国家出头，逼迫美国以较为公平的条件达成双边入世协议，意味着中国入世最大壁垒已经扫除。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提前结束过渡期
中国加入WTO当天，中国国内并不是欢声笑语，反而是一片沉寂。中国依然存在庞大低效的银行体系和工业体系，中国的农业还没有实现规模经营，中国还可以罗列出一大堆的问题，这些脆弱的节点当骤然面对世界经济时可能遭遇狂风暴雨。
有意思的是，这种如临大敌的忧虑在入世以后消散的极快，以至于到了2004年，参加中国加入WTO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外经贸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张向晨就明确表示，国内在入世前作出的“短期看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的判斷，前半句是不成立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董阳，曾经作为入世谈判中代表中国汽车工业的唯一代表，在欢庆加入世贸时手里就拿着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中国汽车产量将会从未加入WTO时的增长190%逆转为加入后将下降4%。要知道2000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刚从5年停滞的泥潭中蹒跚爬出，如果报告属实，那么入世协定无疑就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催命符了。世行报告悲观判断的理由就是中国汽车工业一直依赖高关税（进口汽车关税，排量3.0升以下高达80%，排量3.0升以上100%）的保护才得以存活，市场一旦开放，中国汽车工业必将因为低质高价迅速被进口产品替代。
但是事情的发展令人大跌眼镜，入世后进口汽车关税在5年内降到了25%，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由13.8%～16.4%降到10%，进口配额全面取消，但是汽车销量却由2001年的70万辆上涨为2006年的721.6万辆。更令世界惊讶的是，除了旺盛的产销能力外，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规范化水平大为提升，2003年那种一地一价、一日一价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中国汽车产业用优异的表现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2012年，中国汽车产销1927.18万辆和1930.64万辆。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648.50万辆，同比增长6.1%，占乘用车销售市场的41.9%。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量达到105.61万辆。
局面的顺利甚至超出了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的预计，他在2005年接受访问时回忆到，当初入世谈判中方最感忧虑的行业就包括汽车产业、银行业等，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对这些领域几乎是步步为营、寸土不让，争取了很多的保护性条款。事后发现其实没有预想的可怕。
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放从1984年1月中国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时就开始了——几乎与入世谈判同步。在这之后，一汽、二汽、上汽等国有汽车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先后走上与外资公司合作的道路。中国汽车企业通过合资获得了国外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又带动了零部件等下游企业（大多数是民资企业）的发展和国际化，使汽车企业在应对国际市场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办法。
2001年入世谈判还没结束，国内车企已经准备了不下20种新车型准备在海外汽车进入国内市场时投放。这边磨刀霍霍准备给海外车企一个下马威，那边欧美日等海外车企却行动迟缓，根本没有像原来预估那样一夜之间涌入中国。事实证明，作为政府间谈判，入世谈判并没有完全理解跨国公司的立场和行为模式。大型跨国企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摒弃了建立海外独资公司为主的扩张模式，更注重与当地企业合作经营以规避成本、政治因素和适应国情等风险因素。中国的地域发展、城乡发展极为不平衡，市场需求多元而且善变，政府法规不完善、自由裁量空间极大，海外车企如果贸然大规模投资，很容易因为水土不服出现战略性错误。他们为此也更青睐与中国建立合作企业，利用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成熟的政治网络、人际关系、营销渠道来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 把链条复杂的市场交易，以产权交叉持有的形式转化为企业内部交易，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合作的经济基点。通过合资企业这个介质，中国企业将自己的经营网络扩展到了全世界，西方企业则把自己的产业链条深耕中国社会，双方互利合作又带动了大批民企的壮大和国际化，包括华为、中兴等响当当的民资科技巨头，最早都是通过为合资企业合作打通国际大门的。
为了给中国产业结构中的脆弱环节回旋余地，入世谈判中中国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开放”待遇，许多产业获得了1～10年不等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中国可以逐渐放宽配额、降低关税，用逐步开放换取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提高。但事实上中国大部分领域都提前结束了过渡期，政府的退出释放了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被人为干预扭曲的价格信号得到修正。
入世第一年，中国近30个部门共清理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修订文件325件。到入世第十年即2011年，中国共开放了超过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世贸规定成为倒逼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推手之一。
随着中国政府大幅度减少以法律法规形式干预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巩固，并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2012年，中国商业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逾4700亿美元，约占全球商业服务进出口总额的5.6%左右；同年，中国大陆（含香港不包括台湾）共有73家公司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连续第9年持续增加。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杰安特·梅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日益重要的力量，中国在WTO这个多边贸易体系中受益良多。“在成为WTO成员国后，中国致力于追求无差别待遇的贸易自由化，以提升其竞争力，并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成为区域产品制造网中发展最快的主要力量。”梅农说。
加入世贸不等于充分自由竞争
中国加入世贸12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过中国民间对待世贸的评价却并没有与之同步。对待世贸的焦虑情绪甚至在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日渐加重。为什么加入世贸没有给国人带有期待中质优价廉的国际商品？为什么入世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没有削弱？为什么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与结构调整停滞伴行？就一般民众而言，加入世贸的直观感觉也没有官方刻画的那般美好。
从国际因素看，2008年可以说是一个节点，在2008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企业虽然不停受到调查，但是全球贸易规模的不断膨胀很大程度上冲抵了中国企业的损失，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互相持股的状况也使西方国家投鼠忌器。2008年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规模停滞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国际贸易的利润也因为全球经济危机而大为缩水，这时候，打输官司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世贸发展中不仅南北之争再度激化，就是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多哈回合谈判僵局一直无法突破，成员国分歧加剧，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世贸组织的批评在增加，这种情形无疑恶化了WTO在国人心中的形象。
丹佛大学终身教授、《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杂志主编赵穗生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包括TPP在内的新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替代WTO，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新焦点。事实上，各种区域性和功能性的小型自由贸易组织和协定，因为谈判容易、议题集中，成功率高，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在外交领域最优先关注的内容。
布鲁塞尔著名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里德里克·埃里克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个被削弱的WTO，受损失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他指出，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来应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变化，并且争取在WTO体系中更大的领导权。
从国内看，加入世贸塑造了中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模式，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却不是“全天候”的。世贸组织的功能仅限于对政府关税与配额的控制。没有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全球市场，世贸组织的作用将注定是有限的。市场一定是自由竞争的吗？未必。起码对于那些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玩家而言，他们所期望的市场是寡头垄断的。中国加入世贸十年一个很诡吊的现象就是，中国国企的膨胀与中外大型企业的寡头联合。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国际企业往往首先挑选的是经营体制传统的国企进行合作，他们极为看重这些国企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政治身份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中国国企也需要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强化自己的地位。市场规模的膨胀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国企的输血能力。
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業以国企为主，验证了他们市场垄断地位的强化。众所周知，垄断是获取利润的最好方式，其效果远胜于技术创新。中国没有在签订入世协定前出台《反垄断法》，也没有在入世后严格地执行新出台的《反垄断法》，这使中国既对微软等国际巨头的捆绑销售和定价政策无可奈何、对当年法国达能收购娃哈哈一案的处置上较为被动，也对中国联通和移动的垄断优势无能为力。国内外大型企业的寡头式合作带来了企业利润规模的扩张，却也把中国产业牢牢的限制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模式当中。2012年和2013年中国政府发起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调查牵涉到摩根大通、苏黎世保险公司、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巨头，也带出了大批各级政府、国企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负责人。地下交易的曝光揭示给我们另外一种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依赖国际企业、国内企业的合作，构筑隐性的排他性的垄断联盟，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效率与规模分离。
自由贸易与中国的未来
按照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的说法，和西方打了几十年反倾销官司后发现，“以打促谈”几乎就是各国最好用的手段。2013年年初震驚世界的欧盟对华光伏双反调查涉案值204亿美元，真正阻止欧盟疯狂之举的完全不是世贸规则，而是中国强硬的贸易报复。一个完全不遵守规则的玩家是活不了的，而一个完全遵守规则的玩家同样是活不下去的。世贸组织只是代表了一种价值，一个值得付出代价的方向。
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未来贸易战略的核心工作。如果我们真的认同世贸所代表的价值，那么如何深化改革，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体制，才是中国改善在世贸中被动地位的根本途径。
由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跨国巨头形成的联盟，在扭曲市场价格机制方面的作用并不低于政府的高关税和配额制度。过度关注企业对地方财政和就业率等政绩因素的短期贡献，也使中国各级政府经济决策时，对产业升级和竞争力关注不够。投资拉动、政府补贴再加上行政干预，对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普遍怀疑直接反映到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当中。
当年中美在签订入世协定书时中方承诺，WTO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入世头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中国政府协助企业进行倾销、补贴、贸易壁垒等行为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那么其他国家可以把中国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以2013年4月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不锈钢焊缝管征收反倾销税为例，台湾地区企业被征收的反倾销税基本在14.65%左右，部分企业获得了优惠税率，交7.98%即可；而大陆企业则普遍被征收了25.27%的税率，只有一家南海不锈钢企业侥幸获得了13.82%的优惠税率，这个数字也仅是比一般台企征收的税率低一点而已。
都是被认定倾销，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根本原因就在，土耳其有权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最糟糕的是，究竟什么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WTO压根没做出明确规定，这就给那些制裁中国企业的国家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频繁大量的以此为由制裁中国。根据商务部官方发布的数据，2002年到2012年中国共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涉案金额高达736亿美元。特别是2011年由于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04亿美元。2013年形势则更为严峻，仅第一季度中国就遭遇了12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22起，比12年又同比增长了22%。中国成为WTO中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
在很多贸易调查中，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已经一点点暴露出来。即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贸组织客观上依然能起到倒逼中国经济进步的积极意义。
2013年3月3日《欧盟木材法规》开始强制执行，占领欧洲50%市场份额的中国木材企业唉声一片。欧盟法规的目的在于防止企业使用盗伐的木材，这样的要求却一下子使中国家具企业成本上升5%～15%。人们不仅会对中国家具企业的木材来源产生疑问。还有专家曾千呼万唤要求在签署WTO协议前一定要出台的《反垄断法》，中国当时真正的顾虑也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干扰之音。即便到今天，这些仍让我们饱受“非市场经济”的批评。
据曾经参加中美入世谈判的张玉卿先生回忆，当美国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美国代表团团长巴尔舍夫斯基因为兴奋过度，竟然误闯到外经贸部的男厕所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电话。如今15年过去了，成熟的中国人应该明白她的兴奋不是为中国人而发。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汪洋大海中，中国的成败不来自他人的恩赐，而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中国无法选择抗拒，却可以选择站在潮头，其中的取舍固然有牺牲和阵痛，但选择权牢牢握在中国自己手中，这也是12年来的成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