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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等是社会民主主义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二战以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上台执政，开始了平等追求的实践。随后经历了“黄金时代”、“困惑和自我怀疑时期”以及自我反思后的“革新转型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平等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存在无法解决的悖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追求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社会民主主义； 平等追求； 实践追求； 悖论
[中图分类号] D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8）17-0026-03
平等是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核心要素。20世纪90年代，针对“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困境，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及其智囊精英安东尼·吉登斯首倡以“第三条道路”为特征的“新治理”改革，在平等追求上提出超越自由主义和旧平等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观）的新平等主义：既关注结果平等，也关注机会平等。一时间，激进的改革者兴奋不已，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实现社会平等的锦囊妙计。但随后，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大选败北和不平等依旧的现实使人们失去了对“第三条道路”的热情，西方思想家探讨这一话题的高潮也逐渐消退。这一现实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掀起的“新治理”改革仍难解决其平等追求过程中的悖论难题。而近年来，针对我国收入差距拉大，存在某些不平等的问题，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极力推崇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激进的改良主义路线，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分析和探讨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平等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轨迹，无疑对正确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吸取和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思想和平等追求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有着重大的启示。
一、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核心要素：社会平等
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最深刻的思想渊源。从18世纪起，经济上日益强大的新型资产阶级吹响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号角。他们喊出了震撼欧洲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并以美国《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立法和政纲方式对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加以肯定，使之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参见徐崇温主编，罗云力著：《西方国家的一种新治理方式——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9月，第29页)启蒙运动的这些口号，既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也反映了自由主义寻求社会平等的基本理念。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没有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得到多少好处，没有使他们实现真正的政治、经济平等。历史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要求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原则推广到全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推动力（Impulse）从一开始起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团结互助共同工作和生活的，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德]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7页)正因为如此，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曾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与团结”，“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这三个概念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渊源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各国工人阶级纷纷组成政党。在以后的革命中，各国社会党不断追求和阐述自己的社会革命和治理主张。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很快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必须首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制度，同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按照全体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组织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正式提出一套旨在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良主义理论体系，随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接受了他的理论，不断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从一开始，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者“修正”的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实现途径，是对实现自由、平等的革命道路的怀疑和否定，而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一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此后，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式，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自身的政策和主张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包括放弃公有制，将“工人党”的性质改变为“人民党”，削减福利，注重权利和责任的平衡，提出新平等主义，重新将“民主社会主义”名称改为“社会民主主义”等。无论如何变化，社会民主主义追求社会平等的基本价值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平等的途径和具体形式。
二、从旧平等主义到新平等主义：无法化解的悖论
社会民主主义在实现社会平等的实践过程中，既有春风得意的“黄金时期”，也有迷茫失意的困惑时期。其执政理念经历了从旧平等主义到新平等主义的转变，它追求平等的实践轨迹也由“福利国家”转到了“第三条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是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平等的第一次实践尝试。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社会服务国家”的构想，纷纷上台执政。它们主张国家出面，鼓励社会成员多消费，并大搞社会福利，以扩大有效需求；降低利率，促进社会投资；实行赤字财政，刺激通胀。最终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强制保险，使所有人都能拥有同样的平等公民权利和符合人格尊严的社会地位，都能过上一种摆脱了贫穷、疾病、困苦、失业和愚昧的体面生活。随后，凡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基本建立起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包容的福利国家，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样一种范例。这些旨在缓和劳资矛盾的一系列政策，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社会民主主义用执政的成效彰显了自己实现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人们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政策取得很大成就的这一段时间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代”。根据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意见，欧洲国家这一“社会民主党模式”是由以下几个特征混合组成的：（一）自由的民主制；（二）混合经济；（三）发达的福利国家；（四）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五）社会平等的信念。（参见安·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1957年纽约，英文版）从现实的情况看来，这一模式的所有这些特征集中起来即可表述为“福利国家”的模式，此时，“福利国家”的平等追求贯彻的是旧平等主义，即关注结果平等，也就是强调经济上、事实上的平等。关注结果平等的原则和治理措施本身就存在悖论，因为通过社会福利的再分配促进结果平等必然存在劫富济贫、奖懒罚勤的问题，最终导致自由民主制下的不平等，打击人们劳动积极性，降低劳动生产率。
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起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旧平等主义平等追求悖论产生的严重后果充分暴露出来。社会党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失去了效力，福利国家制度难以为继。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时期实践旧平等主义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得欧洲的政治舆论普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看成是一种道德上用意良好的，却带来灾难性经济后果的社会供应纲领。很快西欧各国社会党除法、奥、荷几个党外，都普遍陷入执政危机。而且，由于党对平等追求中目标与结果的悖论无计可施，随后的20年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一个危机和自我怀疑的时期。
在经历了70、80年代的困惑和艰难调整后，社会民主主义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迎来了追求平等的第二次实践尝试，被称为“神奇回归”。整个西欧除了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外，荷兰、瑞典、丹麦、芬兰、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国家全部是社会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西欧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粉红色”。([德]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6页)
这次回归，既是新自由主义无力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严重不平等，失去选民的结果；同时，更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进行理论反思，调整内部政策，放弃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放弃旧平等主义，倡导新平等主义，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用“第三条道路”来标明他们的政治方向。首先，他们全盘否定苏联和东欧“现实社会主义”模式，认为那是一种彻底失败的制度，希望与其划清界限，渐渐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其次，通过制定新的经济增长策略，承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加强分配改革，促进真正平等等各种努力，力争选民，为大选做充分的准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倡导重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偏左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既强调结果平等，又强调蕴含包容性的机会平等的新平等主义。
然而，步入21世纪，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或工党选举败北，首倡“第三条道路”英国和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平等的现实依旧，这使人们清醒认识到新平等主义仍无法解决社会民主主义平等追求中的悖论问题，它并非是拯救资本主义长生不老的妙方。
三、几点启示
纵观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还是当今西方国家推行的中左路线的革新主张，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其基本价值的实践探索。社会民主主义不局限于门户之见，广泛吸收其他社会思潮的合理因素，不断寻求变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根本上讲，它们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因而无法最终促进社会成员真正的平等，产生悖论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如此，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追求仍有其合理性，对思考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不平等问题有着重大的启示。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平等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超阶级的平等。从“福利国家”到“第三条道路”，从旧平等主义到新平等主义，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平等追求的实践轨迹。我们该做的是吸取借鉴其合理的成分以及根据实际不断调整的精神，以此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和平等实现途径，而不是考虑直接用它来拯救中国的问题。
（二）正视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目前，我国引人注目的一个不平等问题是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差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时下，很多人老搬来基尼系数佐证这种差距，并以此说明我国收入差距的严重程度。改革开放之初，为打破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本身就是打破不公，走向平等。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拉大不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引起的，也不是我们曾经的分配原则错了，而是因一些相应的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这一点上，我们要吸取福利国家的教训，完善促进社会平等的体制，激发人们的活力。
（三）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既注重结果平等更追求机会平等。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普及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职后教育和终身培训相对缺乏。因此，我们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既努力实现起点平等，又为人们实现自救平等提供保障。
（四）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现在正处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现阶段出现的很多不平等问题正是由于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职能错位和责任不明造成。比如，对房价飞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政府如何管？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最重要的环节。
（五）注重平等问题上权利和责任的统一。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走过曲折道路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如果把权利视为无条件的，忽视享受权利与承担责任的内在联系，势必使一些人丧失社会道德，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使福利救济养出不愿为社会作贡献的懒汉。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应该碰到任何问题都想着息事宁人，“拿钱摆平”，而应将解决问题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寻求平等问题上权利和责任的内在统一。
总之，无论从最终社会价值目标，还是从实践路径选择，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不必以此区别来划清界限，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应本着吸取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精神对待社会民主主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及其理论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最大程度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平等权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追求。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余岩
[关键词] 社会民主主义； 平等追求； 实践追求； 悖论
[中图分类号] D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8）17-0026-03
平等是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核心要素。20世纪90年代，针对“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困境，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及其智囊精英安东尼·吉登斯首倡以“第三条道路”为特征的“新治理”改革，在平等追求上提出超越自由主义和旧平等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观）的新平等主义：既关注结果平等，也关注机会平等。一时间，激进的改革者兴奋不已，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实现社会平等的锦囊妙计。但随后，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大选败北和不平等依旧的现实使人们失去了对“第三条道路”的热情，西方思想家探讨这一话题的高潮也逐渐消退。这一现实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掀起的“新治理”改革仍难解决其平等追求过程中的悖论难题。而近年来，针对我国收入差距拉大，存在某些不平等的问题，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极力推崇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激进的改良主义路线，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分析和探讨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平等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轨迹，无疑对正确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吸取和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思想和平等追求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有着重大的启示。
一、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核心要素：社会平等
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最深刻的思想渊源。从18世纪起，经济上日益强大的新型资产阶级吹响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号角。他们喊出了震撼欧洲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并以美国《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立法和政纲方式对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加以肯定，使之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参见徐崇温主编，罗云力著：《西方国家的一种新治理方式——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9月，第29页)启蒙运动的这些口号，既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也反映了自由主义寻求社会平等的基本理念。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没有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得到多少好处，没有使他们实现真正的政治、经济平等。历史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要求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原则推广到全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推动力（Impulse）从一开始起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团结互助共同工作和生活的，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德]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7页)正因为如此，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曾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与团结”，“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这三个概念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渊源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各国工人阶级纷纷组成政党。在以后的革命中，各国社会党不断追求和阐述自己的社会革命和治理主张。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很快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必须首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制度，同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按照全体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组织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正式提出一套旨在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良主义理论体系，随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接受了他的理论，不断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从一开始，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者“修正”的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实现途径，是对实现自由、平等的革命道路的怀疑和否定，而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一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此后，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式，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自身的政策和主张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包括放弃公有制，将“工人党”的性质改变为“人民党”，削减福利，注重权利和责任的平衡，提出新平等主义，重新将“民主社会主义”名称改为“社会民主主义”等。无论如何变化，社会民主主义追求社会平等的基本价值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平等的途径和具体形式。
二、从旧平等主义到新平等主义：无法化解的悖论
社会民主主义在实现社会平等的实践过程中，既有春风得意的“黄金时期”，也有迷茫失意的困惑时期。其执政理念经历了从旧平等主义到新平等主义的转变，它追求平等的实践轨迹也由“福利国家”转到了“第三条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是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平等的第一次实践尝试。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社会服务国家”的构想，纷纷上台执政。它们主张国家出面，鼓励社会成员多消费，并大搞社会福利，以扩大有效需求；降低利率，促进社会投资；实行赤字财政，刺激通胀。最终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强制保险，使所有人都能拥有同样的平等公民权利和符合人格尊严的社会地位，都能过上一种摆脱了贫穷、疾病、困苦、失业和愚昧的体面生活。随后，凡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基本建立起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包容的福利国家，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样一种范例。这些旨在缓和劳资矛盾的一系列政策，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社会民主主义用执政的成效彰显了自己实现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人们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政策取得很大成就的这一段时间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代”。根据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意见，欧洲国家这一“社会民主党模式”是由以下几个特征混合组成的：（一）自由的民主制；（二）混合经济；（三）发达的福利国家；（四）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五）社会平等的信念。（参见安·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1957年纽约，英文版）从现实的情况看来，这一模式的所有这些特征集中起来即可表述为“福利国家”的模式，此时，“福利国家”的平等追求贯彻的是旧平等主义，即关注结果平等，也就是强调经济上、事实上的平等。关注结果平等的原则和治理措施本身就存在悖论，因为通过社会福利的再分配促进结果平等必然存在劫富济贫、奖懒罚勤的问题，最终导致自由民主制下的不平等，打击人们劳动积极性，降低劳动生产率。
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起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旧平等主义平等追求悖论产生的严重后果充分暴露出来。社会党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失去了效力，福利国家制度难以为继。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时期实践旧平等主义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得欧洲的政治舆论普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看成是一种道德上用意良好的，却带来灾难性经济后果的社会供应纲领。很快西欧各国社会党除法、奥、荷几个党外，都普遍陷入执政危机。而且，由于党对平等追求中目标与结果的悖论无计可施，随后的20年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一个危机和自我怀疑的时期。
在经历了70、80年代的困惑和艰难调整后，社会民主主义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迎来了追求平等的第二次实践尝试，被称为“神奇回归”。整个西欧除了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外，荷兰、瑞典、丹麦、芬兰、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国家全部是社会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西欧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粉红色”。([德]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6页)
这次回归，既是新自由主义无力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严重不平等，失去选民的结果；同时，更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进行理论反思，调整内部政策，放弃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放弃旧平等主义，倡导新平等主义，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用“第三条道路”来标明他们的政治方向。首先，他们全盘否定苏联和东欧“现实社会主义”模式，认为那是一种彻底失败的制度，希望与其划清界限，渐渐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其次，通过制定新的经济增长策略，承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加强分配改革，促进真正平等等各种努力，力争选民，为大选做充分的准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倡导重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偏左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既强调结果平等，又强调蕴含包容性的机会平等的新平等主义。
然而，步入21世纪，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或工党选举败北，首倡“第三条道路”英国和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平等的现实依旧，这使人们清醒认识到新平等主义仍无法解决社会民主主义平等追求中的悖论问题，它并非是拯救资本主义长生不老的妙方。
三、几点启示
纵观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还是当今西方国家推行的中左路线的革新主张，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其基本价值的实践探索。社会民主主义不局限于门户之见，广泛吸收其他社会思潮的合理因素，不断寻求变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根本上讲，它们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因而无法最终促进社会成员真正的平等，产生悖论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如此，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追求仍有其合理性，对思考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不平等问题有着重大的启示。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平等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超阶级的平等。从“福利国家”到“第三条道路”，从旧平等主义到新平等主义，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平等追求的实践轨迹。我们该做的是吸取借鉴其合理的成分以及根据实际不断调整的精神，以此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和平等实现途径，而不是考虑直接用它来拯救中国的问题。
（二）正视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目前，我国引人注目的一个不平等问题是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差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时下，很多人老搬来基尼系数佐证这种差距，并以此说明我国收入差距的严重程度。改革开放之初，为打破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本身就是打破不公，走向平等。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拉大不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引起的，也不是我们曾经的分配原则错了，而是因一些相应的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这一点上，我们要吸取福利国家的教训，完善促进社会平等的体制，激发人们的活力。
（三）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既注重结果平等更追求机会平等。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普及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职后教育和终身培训相对缺乏。因此，我们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既努力实现起点平等，又为人们实现自救平等提供保障。
（四）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现在正处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现阶段出现的很多不平等问题正是由于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职能错位和责任不明造成。比如，对房价飞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政府如何管？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最重要的环节。
（五）注重平等问题上权利和责任的统一。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走过曲折道路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如果把权利视为无条件的，忽视享受权利与承担责任的内在联系，势必使一些人丧失社会道德，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使福利救济养出不愿为社会作贡献的懒汉。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应该碰到任何问题都想着息事宁人，“拿钱摆平”，而应将解决问题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寻求平等问题上权利和责任的内在统一。
总之，无论从最终社会价值目标，还是从实践路径选择，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不必以此区别来划清界限，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应本着吸取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精神对待社会民主主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及其理论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最大程度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平等权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追求。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