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时，太史令袁充上奏说：“隋朝开国以来，白昼渐长、夜晚渐短，一定是朝廷的功业感动了上天，才出现这种前所未有的吉兆。”隋文帝听后很高兴，下令改年号“开皇”为“仁寿”。袁充为讨好隋文帝不惜篡改、捏造天文观测结果，全国工匠可就倒霉了，因“白昼渐长”，他们的工时也不断加长。
　　隋炀帝非常喜欢大臣裴矩，因为裴矩的奏章总能符合他的心意，他还以此训导众臣，“裴矩若非忠心为国怎能如此？你们也要学着点儿！”于是，他的身边聚了一群阿谀奉承之徒，比如郭衍曾恬不知耻地说：“如今天下太平，陛下又才干卓越，不必像先帝那样天天上朝，以免龙体劳损，五天上一次朝就行了。”隋炀帝本就怠于政务，一听这话更懒得理直气壮，夸道：“满朝文武，只有郭衍与朕同心。”
　　北宋熙宁年间，有个书生给宰相王珪写信，极尽奉迎之能事。王珪高兴之下，捏造了一个“特殊勋劳”的由头，绕过吏部，直接给这个书生委派官职。苏洵听说此事，编了个顺口溜讽刺道：“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
　　唐代李义府就是这样的奸邪之人。他本是品级很低的典仪，因有才而被举荐，并被唐太宗亲自提拔为监察御史。他曾向唐太宗进言，“佞谄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看似非常正直，其實多次想方设法地谄媚太子李治。李治即位后提拔李义府为中书舍人，但长孙无忌很厌恶他，促使朝廷决定将其贬为壁州司马。眼看诏书就要下来，有人给李义府出了个主意，“陛下准备立武昭仪为后，但怕众臣反对，你若趁机建议立武昭仪为后，定能转祸为福。”李义府依计而行，果然免遭贬谪。武则天被立为后不久，李义府便升任宰相，一些姓李的人不惜自降辈分与他“联宗”，比如给事中李崇德。但当李义府被贬为普州刺史后，李崇德立刻将其名字从族谱中删去，李义府怀恨在心，重新当政后便给李崇德罗织罪名，并逼他在狱中自杀。
　　因为在皇帝身边说得上话，宦官也是历代官员巴结的对象。明朝正德年间，工部侍郎王某常出入宦官王振的府邸，善于察言观色，很受待见。王某貌美而无须，王振有次问他为什么不留胡子，他说：“大人都没胡子，小人怎么敢有？”这话在官场传开，王某成为笑柄。
　　同时代的宦官刘瑾专权时，也有很多官员前来行贿，送一千两银子称作“一千”，送一万两银子称作“一方”，随着行贿者增多，“行情”也不断看涨。宦官李广因故自杀后，他的一本“受贿簿”被发现，其中记录某人送“黄米”几百石、某人送“白米”几千石，合计数百万石。原来“黄米”指黄金、“白米”指白银，都是官场上的“黑话”。
　　朝中有谄媚小人不算奇事，但如果溜须拍马成了官场风气，一众蛀虫迟早要毁掉国之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