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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的名人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市中心有家名字拗口的青年旅馆，名叫做“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它建于1835年，最初曾经被称为“舰队街74号”，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从而换成了这个名字。
在爱尔兰，人们对戈加蒂并不陌生，尽管，他没有詹姆斯·乔伊斯那样出名：乔伊斯的名扬天下，是因为写出了不朽的《尤利西斯》。但因为和乔伊斯之间的一度交好，戈加蒂成为了《尤利西斯》里的重要一笔：巴克·马利根的原型就是他。
戈加蒂在爱尔兰文人的圈子里颇有名气，诗人叶芝是他最好的朋友，在《牛津诗选》里，他选了戈加蒂长长短短的诗共17首，并赞美戈加蒂是“我们时代里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这使许多同道中人颇有微词。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于对声名远扬的戈加蒂说什么，这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在诗人之外还拥有许多头衔，他是作家、运动员，也参与过政治，因为健谈，他在上流社会大名鼎鼎。
因为父亲早早因阑尾炎去世，他决定成为医生，但选择的是耳鼻喉科，从求学地维也纳回到故乡都柏林之后，他在里士满医院当医生，生意不错，他很快就买了房子，就在一个名人扎堆的别墅区里。这个健谈的男人即便是在手术室里，也能开心的说着俏皮话，这让他的名声迅速远播。这时许多富人和名人来他这里看病，他甚至会免费为他们医疗。这样，他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也变得富有。
步入小康以后，他开始玩车，他在搬到科纳马拉的乡间别墅以后，居住环境的方便使他简直成为了一个专职司机：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买，这其中包括一辆劳斯莱斯。但这还不够，他很快迷恋上了刚刚兴起的航空，他把航空看成了一场娱乐活动，考取了航空执照，并组织、成立了爱尔兰航空俱乐部。
在此之前，他玩过自行车，参加过专业的比赛，但好景不长，据说因为骂粗话，被禁赛了。他游泳技术也不错，至少解救过4个溺水的人。
乔伊斯被吓跑了
詹姆斯·乔伊斯的孙子也在乔伊斯博物馆工作，可他也并不因为自己读不懂祖父的作品而尴尬，相反他觉得很自豪，因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难以读懂著称。爱尔兰人对乔伊斯大多抱以这种态度。
乔伊斯年轻时穷困潦倒，1902年6月，他从都柏林大学毕业，获得了现代语学士学位，四个月后，他去圣西希莉亚医学院继续深造，但只念到11月初就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了。这个时侯，风光的戈加蒂出钱在海边租下了一座塔楼，要“让流浪诗人来栖居”，这诗人指的是谁，自然不言而喻。
乔伊斯“同学少年多不贱”的心酸感顿生，只住了几天就拿起包袱走人了，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小说《尤利西斯》里还狠狠意淫了一把，说巴克·马利根（原型是戈加蒂）是靠艺术家斯蒂芬接济才苟且生存的。
另一种说法则是：乔伊斯住进了塔楼后，戈加蒂反悔，作出暗示催他走，乔伊斯假装不知。在乔伊斯博物馆里，也沿用了这一种说法。
据说在乔伊斯离开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成为了他和戈加蒂分道扬镳的导火索。当时住进塔楼的有三个人，戈加蒂、乔伊斯、戈加蒂的另一位朋友、牛津大学的学生萨缨尔·特连奇。这个人是研究爱尔兰的一种古老语言的，但他本身说话带有浓重的牛津味，也因此颇受乔伊斯好感。据说，乔伊斯宁愿把自己的大床让给了他，自己睡到圆屋的一张小床上。
这个牛津大学的学生癖好很多，例如，他因为热爱自己的专业，而把塔楼里产自其他国家的灯罩都摘取了，这件事直接导致屋顶被熏黑，他的另一个怪癖就是晚上会大声说梦话，在塔楼的时候，他梦见了一只从房间一角跳出的猛兽，大呼小叫，戈加蒂拿起特连奇随身佩戴的枪，向墙角打了几枪：这个地方正是乔伊斯的床位，乔伊斯惊魂未定，第二天就离开了。
在百科全书里，一般如此描述乔伊斯后来的行踪：“1904年，他偕女友私奔欧洲大陆，从此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长及一生的流亡生涯，中间仅仅点缀着短期的回乡探亲，1911年后便再也不曾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这背后的故事，也许戈加蒂知道，但死无对证。
失意的后半生
乔伊斯离开以后，戈加蒂继续狂放，常常把其他公众人物当做恶作剧的对象，或者流连忘返于都柏林的红灯区。
同一时刻，他支持爱尔兰独立，是新芬党人。他参加了许多反英殖民的活动，甚至让爱尔兰共和军志愿者把他的家作为休整的地方，或者把重要文件藏在他珍爱的汽车里。他和爱尔兰新芬党的创始人及第三任领导人阿瑟·格里菲思关系密切，格里菲思病危的时候，他也守候在旁边。
不过，他不支持太激进的活动，这使得他和激进派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到1922年，局面终于发展到失控。戈加蒂被激进派人士绑架，对方骗他去为人看病，将他关在花园中的空房子里。戈加蒂在关押期间，想尽办法逃脱，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借口自己拉肚子，趁看守的人不备跑出了花园，在11月的寒风里跳进了利菲河，一直游到河边能给自己提供保护的警察营房里。
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带着家人逃到了伦敦，1924年才回到都柏林，并在利菲河放了两只天鹅，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热爱。
在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放旷。他为保守杂志《爱尔兰社会》写过一首诗，欢迎去海外参加战争的士兵回到爱尔兰。那是一首藏头诗，表面赞扬爱国精神，但将诗歌每一行的开头字母连起来，成为了这样一句话：“The whores will be busy（娼妓将会忙起来）。”
真正让戈加蒂惨遭打击的一件事，是他的一本小说涉嫌毁谤两名犹太人，从而受到指控，这场官司在当年轰动一时，连《等待戈多》的作者塞缪尔·贝克特也与他相悖。这场官司戈加蒂输掉了900英镑，这在那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这件事情使他低调了不少，但这还不算什么，因为经济大萧条来了。他的资产开始减少。到了二战的时候，他还试图去参加空军，但因为年龄太大，没能获得批准。后来，他去了美国，本想重操旧业，悬壶济世，但美国政府没给他机会，原因很简单，他太老了，不批准行医执照。
这位当年风云一时的人物，最后寂寂无闻，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有人认为当年叶芝对他的推崇备至，从某种意义上是捧杀了他。至于那座他用来“让流浪诗人来栖居”的塔楼，现在已经成为了乔伊斯博物馆，即便乔伊斯只在那里住了寥寥几晚。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市中心有家名字拗口的青年旅馆，名叫做“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它建于1835年，最初曾经被称为“舰队街74号”，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从而换成了这个名字。
在爱尔兰，人们对戈加蒂并不陌生，尽管，他没有詹姆斯·乔伊斯那样出名：乔伊斯的名扬天下，是因为写出了不朽的《尤利西斯》。但因为和乔伊斯之间的一度交好，戈加蒂成为了《尤利西斯》里的重要一笔：巴克·马利根的原型就是他。
戈加蒂在爱尔兰文人的圈子里颇有名气，诗人叶芝是他最好的朋友，在《牛津诗选》里，他选了戈加蒂长长短短的诗共17首，并赞美戈加蒂是“我们时代里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这使许多同道中人颇有微词。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于对声名远扬的戈加蒂说什么，这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在诗人之外还拥有许多头衔，他是作家、运动员，也参与过政治，因为健谈，他在上流社会大名鼎鼎。
因为父亲早早因阑尾炎去世，他决定成为医生，但选择的是耳鼻喉科，从求学地维也纳回到故乡都柏林之后，他在里士满医院当医生，生意不错，他很快就买了房子，就在一个名人扎堆的别墅区里。这个健谈的男人即便是在手术室里，也能开心的说着俏皮话，这让他的名声迅速远播。这时许多富人和名人来他这里看病，他甚至会免费为他们医疗。这样，他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也变得富有。
步入小康以后，他开始玩车，他在搬到科纳马拉的乡间别墅以后，居住环境的方便使他简直成为了一个专职司机：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买，这其中包括一辆劳斯莱斯。但这还不够，他很快迷恋上了刚刚兴起的航空，他把航空看成了一场娱乐活动，考取了航空执照，并组织、成立了爱尔兰航空俱乐部。
在此之前，他玩过自行车，参加过专业的比赛，但好景不长，据说因为骂粗话，被禁赛了。他游泳技术也不错，至少解救过4个溺水的人。
乔伊斯被吓跑了
詹姆斯·乔伊斯的孙子也在乔伊斯博物馆工作，可他也并不因为自己读不懂祖父的作品而尴尬，相反他觉得很自豪，因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难以读懂著称。爱尔兰人对乔伊斯大多抱以这种态度。
乔伊斯年轻时穷困潦倒，1902年6月，他从都柏林大学毕业，获得了现代语学士学位，四个月后，他去圣西希莉亚医学院继续深造，但只念到11月初就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了。这个时侯，风光的戈加蒂出钱在海边租下了一座塔楼，要“让流浪诗人来栖居”，这诗人指的是谁，自然不言而喻。
乔伊斯“同学少年多不贱”的心酸感顿生，只住了几天就拿起包袱走人了，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小说《尤利西斯》里还狠狠意淫了一把，说巴克·马利根（原型是戈加蒂）是靠艺术家斯蒂芬接济才苟且生存的。
另一种说法则是：乔伊斯住进了塔楼后，戈加蒂反悔，作出暗示催他走，乔伊斯假装不知。在乔伊斯博物馆里，也沿用了这一种说法。
据说在乔伊斯离开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成为了他和戈加蒂分道扬镳的导火索。当时住进塔楼的有三个人，戈加蒂、乔伊斯、戈加蒂的另一位朋友、牛津大学的学生萨缨尔·特连奇。这个人是研究爱尔兰的一种古老语言的，但他本身说话带有浓重的牛津味，也因此颇受乔伊斯好感。据说，乔伊斯宁愿把自己的大床让给了他，自己睡到圆屋的一张小床上。
这个牛津大学的学生癖好很多，例如，他因为热爱自己的专业，而把塔楼里产自其他国家的灯罩都摘取了，这件事直接导致屋顶被熏黑，他的另一个怪癖就是晚上会大声说梦话，在塔楼的时候，他梦见了一只从房间一角跳出的猛兽，大呼小叫，戈加蒂拿起特连奇随身佩戴的枪，向墙角打了几枪：这个地方正是乔伊斯的床位，乔伊斯惊魂未定，第二天就离开了。
在百科全书里，一般如此描述乔伊斯后来的行踪：“1904年，他偕女友私奔欧洲大陆，从此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长及一生的流亡生涯，中间仅仅点缀着短期的回乡探亲，1911年后便再也不曾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这背后的故事，也许戈加蒂知道，但死无对证。
失意的后半生
乔伊斯离开以后，戈加蒂继续狂放，常常把其他公众人物当做恶作剧的对象，或者流连忘返于都柏林的红灯区。
同一时刻，他支持爱尔兰独立，是新芬党人。他参加了许多反英殖民的活动，甚至让爱尔兰共和军志愿者把他的家作为休整的地方，或者把重要文件藏在他珍爱的汽车里。他和爱尔兰新芬党的创始人及第三任领导人阿瑟·格里菲思关系密切，格里菲思病危的时候，他也守候在旁边。
不过，他不支持太激进的活动，这使得他和激进派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到1922年，局面终于发展到失控。戈加蒂被激进派人士绑架，对方骗他去为人看病，将他关在花园中的空房子里。戈加蒂在关押期间，想尽办法逃脱，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借口自己拉肚子，趁看守的人不备跑出了花园，在11月的寒风里跳进了利菲河，一直游到河边能给自己提供保护的警察营房里。
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带着家人逃到了伦敦，1924年才回到都柏林，并在利菲河放了两只天鹅，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热爱。
在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放旷。他为保守杂志《爱尔兰社会》写过一首诗，欢迎去海外参加战争的士兵回到爱尔兰。那是一首藏头诗，表面赞扬爱国精神，但将诗歌每一行的开头字母连起来，成为了这样一句话：“The whores will be busy（娼妓将会忙起来）。”
真正让戈加蒂惨遭打击的一件事，是他的一本小说涉嫌毁谤两名犹太人，从而受到指控，这场官司在当年轰动一时，连《等待戈多》的作者塞缪尔·贝克特也与他相悖。这场官司戈加蒂输掉了900英镑，这在那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这件事情使他低调了不少，但这还不算什么，因为经济大萧条来了。他的资产开始减少。到了二战的时候，他还试图去参加空军，但因为年龄太大，没能获得批准。后来，他去了美国，本想重操旧业，悬壶济世，但美国政府没给他机会，原因很简单，他太老了，不批准行医执照。
这位当年风云一时的人物，最后寂寂无闻，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有人认为当年叶芝对他的推崇备至，从某种意义上是捧杀了他。至于那座他用来“让流浪诗人来栖居”的塔楼，现在已经成为了乔伊斯博物馆，即便乔伊斯只在那里住了寥寥几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