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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烈日炎炎。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一拨接一拨的人群驱车来到群山环绕的大石桥乡鹧鸪塘村，只为一见江华故居的模样。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跟随人群前来探访，穿过几十棵上百年松樟掩映下的石板路，只见江华故居安静地矗立在小巷里。
江华故居是江华幼年生活、求学、成长之所。江华原名虞上聪，是我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全面主持浙江工作12年之久，在68岁高龄时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主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工作。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祖智在现场向记者介绍，该房屋是传统的砖木结构，有3间天井屋，占地面积200平方米。这座约有200年历史的老屋，也是鹧鸪塘村虞姓祖屋之一，在2019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中，主要陈列了江华在不同时期的事迹资料，分为：走出瑶山、戎马生涯、主政浙杭、掌舵高院、故乡情深、晚霞生辉、四盏马灯7个部分，详尽地介绍了江华的生平，以及与家乡的故事。
记者探访当日，虞姓族人刚修缮完宗祠，在祠堂一旁的过道上吃席。现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在过道的尽头，就是江华年幼时居住的屋子。一张老式木床、一床旧棉被、一副破蚊帐，朴素的摆设仿佛把时间拉回到了20世纪初。
1907年，江华出生在一个瑶族农民家庭。从青年时期起，他就满怀救国救民之志，走出大瑶山，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1926年冬，经党组织批准，江华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步入职业革命生涯。那一年，他刚好19岁。
次年春天，江华任湖南汽车路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不久后，他受党组织的派遣，担任安源市委技术书记。这一期间，他接连组织了多次罢工和暴动。
1928年5月，江华从安源调到井冈山地区向毛主席报到，那是江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江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半年后，毛泽东调江华至前委任秘书。自此以后，江华多年在毛泽东身边，跟随其工作。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江华为红军初创时期军队的政治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并参加了井冈山三次反“围剿”斗争、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著名战斗。
1938年，在延安的江华产生了上前线的强烈愿望，提出去敌后的要求。离开延安前，他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问：“留在延安不行吗？”江华回答：“在延安做机关工作，一要会写，二要会说，这些我都不会，还是去部队工作好。”
临行前，江华向毛泽东借望远镜，想带到山东去。毛泽东笑着说：“望远镜不能给，我还要准备在陕北打游击用。”这句话给江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毛泽东考虑问题，经常从好坏两个方面考虑，随时准备对付最坏、最困难的局面。
江华这个名字也是这时候开始启用的，此前江华所用的名字是黄春圃。蒋祖智告诉记者，黄春圃这个名字在内战时期，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当时江华不方便再用，于是他去请示毛泽东，想改名为江华。
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江华这个名字便一直延用下来。对江华而言，这次改名有着特殊的意义。江华曾说：“改名江华，其中寄托着我对故乡深深的怀念。这个名字表示，我不管死在哪里都是江华人。”
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逝世。按照他生前遗嘱，他的骨灰被分成两部分，分别安葬在井冈山和家乡江华。蒋祖智表示，可能是为了弥补生前的缺憾，江华在临终前要求与母亲的墓合葬在一起。在距离江华故居约700米处，记者看到，前往墓前纪念江华的人络绎不绝。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华长期在浙江工作，先后担任杭州市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职务。？1974年，中央决定，江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至此，他的工作转移到政法战线上。
对于这一组织安排，江华心里犯起了嘀咕。他对前来找他谈话的李先念说：“我没有学过法律，也从来没有做过政法工作。”李先念转达毛泽东的指示：“掌握好政策。”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华走马上任。在国家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只有用党的政策来处理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江华一方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批受到打击迫害的法院干部，另一方面，按照党的审判政策，审判各类案件。
1981年1月25日上午9点，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开庭后，庭长江华宣读了判决书。
该判决书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副庭长伍修权宣读10名主犯的“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曾担任过江华秘书的张维提到，在宣判时，江华有意地放慢速度，想让这严正判决更加凝重。
对此，中共中央评价道：“这次审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划清了刑事犯罪与政治错误的界限，是维护法制、加强法制建设的一次实践，是依法办案的一个范例。”
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被通过。之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执行的指示》（中发[1979]64号文件）。
审判“四人帮”时的江华（第一排右一）。
江华在多次讲话中提到64号文件精神，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不能把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对立起来，“司法干部怕右不怕左的思想是实施‘两法’的一个思想障碍。法律上没有左和右，只有是否依法办事的问题。法院干部，不管什么地方吹来什么风，都要坚持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依法办事”。
江华故居是江华幼年生活、求学、成长之所。江华原名虞上聪，是我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全面主持浙江工作12年之久，在68岁高龄时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主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工作。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祖智在现场向记者介绍，该房屋是传统的砖木结构，有3间天井屋，占地面积200平方米。这座约有200年历史的老屋，也是鹧鸪塘村虞姓祖屋之一，在2019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中，主要陈列了江华在不同时期的事迹资料，分为：走出瑶山、戎马生涯、主政浙杭、掌舵高院、故乡情深、晚霞生辉、四盏马灯7个部分，详尽地介绍了江华的生平，以及与家乡的故事。
记者探访当日，虞姓族人刚修缮完宗祠，在祠堂一旁的过道上吃席。现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在过道的尽头，就是江华年幼时居住的屋子。一张老式木床、一床旧棉被、一副破蚊帐，朴素的摆设仿佛把时间拉回到了20世纪初。
以家乡为名
1907年，江华出生在一个瑶族农民家庭。从青年时期起，他就满怀救国救民之志，走出大瑶山，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1926年冬，经党组织批准，江华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步入职业革命生涯。那一年，他刚好19岁。
次年春天，江华任湖南汽车路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不久后，他受党组织的派遣，担任安源市委技术书记。这一期间，他接连组织了多次罢工和暴动。
1928年5月，江华从安源调到井冈山地区向毛主席报到，那是江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江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半年后，毛泽东调江华至前委任秘书。自此以后，江华多年在毛泽东身边，跟随其工作。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江华为红军初创时期军队的政治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并参加了井冈山三次反“围剿”斗争、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著名战斗。
1938年，在延安的江华产生了上前线的强烈愿望，提出去敌后的要求。离开延安前，他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问：“留在延安不行吗？”江华回答：“在延安做机关工作，一要会写，二要会说，这些我都不会，还是去部队工作好。”
临行前，江华向毛泽东借望远镜，想带到山东去。毛泽东笑着说：“望远镜不能给，我还要准备在陕北打游击用。”这句话给江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毛泽东考虑问题，经常从好坏两个方面考虑，随时准备对付最坏、最困难的局面。
江华这个名字也是这时候开始启用的，此前江华所用的名字是黄春圃。蒋祖智告诉记者，黄春圃这个名字在内战时期，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当时江华不方便再用，于是他去请示毛泽东，想改名为江华。
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江华这个名字便一直延用下来。对江华而言，这次改名有着特殊的意义。江华曾说：“改名江华，其中寄托着我对故乡深深的怀念。这个名字表示，我不管死在哪里都是江华人。”
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逝世。按照他生前遗嘱，他的骨灰被分成两部分，分别安葬在井冈山和家乡江华。蒋祖智表示，可能是为了弥补生前的缺憾，江华在临终前要求与母亲的墓合葬在一起。在距离江华故居约700米处，记者看到，前往墓前纪念江华的人络绎不绝。
转战政法战线，坚持依法办案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华长期在浙江工作，先后担任杭州市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职务。？1974年，中央决定，江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至此，他的工作转移到政法战线上。
对于这一组织安排，江华心里犯起了嘀咕。他对前来找他谈话的李先念说：“我没有学过法律，也从来没有做过政法工作。”李先念转达毛泽东的指示：“掌握好政策。”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华走马上任。在国家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只有用党的政策来处理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江华一方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批受到打击迫害的法院干部，另一方面，按照党的审判政策，审判各类案件。
1981年1月25日上午9点，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开庭后，庭长江华宣读了判决书。
该判决书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副庭长伍修权宣读10名主犯的“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曾担任过江华秘书的张维提到，在宣判时，江华有意地放慢速度，想让这严正判决更加凝重。
对此，中共中央评价道：“这次审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划清了刑事犯罪与政治错误的界限，是维护法制、加强法制建设的一次实践，是依法办案的一个范例。”
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被通过。之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执行的指示》（中发[1979]64号文件）。
江华在多次讲话中提到64号文件精神，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不能把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对立起来，“司法干部怕右不怕左的思想是实施‘两法’的一个思想障碍。法律上没有左和右，只有是否依法办事的问题。法院干部，不管什么地方吹来什么风，都要坚持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