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何顿最新力作《幸福街》围绕“黄家镇”这个特殊地域，记录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前后60余年的时代群像，彰显他继续沿着“为卑微者立言”的创作路径，但又与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文本至少在三个层面体现这种不同的经验层次：首先，透过他多年细致与客观的观察，文本解放了主流历史叙述对渺小个体的刻意遮蔽，这得益于何顿的生死感悟与他多年来深厚且丰富的生存经验;其次，文本对人物心理、情感、欲望前后连贯的微妙把握，体现着作家对人性普遍复杂性所理解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与作家经验世界有所不同的独特世界;最后，文本把带有独特地域文化色彩的个体纳入到时代集体洪流之中，是中国经验这一重大命题之湖湘特色的镜像表达。

关键词：成长苦难;时代裂变;湖相文化;中国经验

何顿是一个有野心、有责任心、有温情的作家，也是一个十分自律和执着追求的作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出道以来，他从未间断过创作，总是以几乎均匀的速度与力量向文学的大海投入属于自己的波涛。即便是前几年，他着眼于抗日题材，并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湖南骡子》《来生再见》和《黄埔四期》这“抗日三部曲”，将抗日题材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赢得文坛的一片赞誉，不少人以为他会沿着这条康庄大道继续向军事文学纵深开掘的时候，何顿有意识地停了下来，转身回归到他对都市日常生活的关注，长篇小说《幸福街》{1}由此而生。许多评论家都讲到他小说的世俗性，讲到他的作品的冲击力，讲到他虚构世界的真实性甚至残忍性，这些固然都不错，但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的作品极具人性的温情和小人物卑微深处的闪光，他持续不断地发掘这些温情和光芒，以此彰显他对转型社会中国普通百姓在成长苦难与时代裂变中的经验书写。而支撑他持续书写的生命力，支撑他不畏难险、执拗于自己的情感世界并沉湎其中的是对创作的自信，对写作的痴迷，对冒险的挑战，对一切未知的、特别是卑微的人与事的关怀，他从这种持续不断的书写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可以说，何顿的双脚深深扎根在黑泥巴的地里，于清爽洁净的心灵空间开辟出一方质朴、密实、野性的文学丛林。作为湖南当代作家中富有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何顿聚焦于人性的拷问、时代的浮沉乃至乡土文化的深层隐痛，个体的命运在时代大潮中反复跌宕，难以把握，而这些“艰辛的尴尬”和“人性的闪光”全部浓缩到他特定的故乡“黄家镇”，这是像马尔克斯笔下的孔贡多和莫言笔下的高密县一样的文学小镇，何顿数十年深耕其间，铺展开一幅完全属于何顿特色的底层人物悲欢离合、千姿百态的生命画卷。在“黄家镇”，何顿的写作资源是源源不断、不可遏止的。

某种意义上，何顿的长篇新作《幸福街》是对以往的“黄家镇”的深情回望，通过聚焦上世纪50年代始到新世纪前后跨越六十年的时代更替、裂变，彰显他继续沿着“为卑微者立言”的创作路径，充分呈现了作者书写时代洪流中个人言说与集体发声之间的张力与变异。

一、审视无人见证的牺牲

杰姆逊认为“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2}。《幸福街》承载着社会变革的力量，是1958年以来中国经验与市民成长的文学性表达。何顿不是写一个家庭或几个特定的个体，而是以群像的形式，来书写他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整体风貌。即是说，何顿并不着力于古典崇高的、宏大英雄的叙事模式，相反这是一部世俗的，甚至日常化的“小历史”，是无人见证的潜历史，许多人的变故与牺牲，都打下了时代的印记，可许多人都视而不见，或者习惯于视而不见。而有别于一般“历史”的是，《幸福街》中多个人物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感知的公共空间的线性时间连缀起来，恰恰是不同“声部”喧嚣并杂，绝大部分篇章间并无大的因果关联，更像是作家在不同空间弥留下的“记忆碎片”，这样的碎片与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残片有机地契合在一起，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带着汗味、烟味和辣味的混搭风格。小说中流动变换的空间场所被何顿在不经意间穿插入极为敏感的“时间点”，作为分割历史的界碑或标杆。何顿着力写“小人物、小历史”的《幸福街》从不回避对历史的责任，更不回避对时代的关涉，相反，他既还原中国经验在社会潜流暗礁中的曲折晦涩的文化脉络，又解放了主流历史叙事对渺小个体在时代大潮下的刻意遮蔽。

《幸福街》 触及的社会问题显示出何顿惊人的笔力和全局意识。全书涉及的人物多达几十个，在张小山、黄国辉、何勇、黄国进等男性人物不经意的对话间，他将人物生存的时代背景和故事发生的血脉根源和盘托出，态度分明，包括劳工问题、商業买卖、娱乐麻痹、贪腐乱相等尖锐的社会矛盾，何顿都有自己的创作诉求，他不是简单的描绘与呈现，而是上升到精神的高度和思考的亮度。同时，他笔下的林阿亚、陈漫秋、杨琼、黄琳、周兰等一批女性，在时代的阵痛与社会急剧的转型中，有的丢失了自尊和纯美而自甘堕落、随波逐流，有的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扬起自救之舟、自强自立。两代人的道路抉择，步履荆棘、伤痕累累，每一个情节、每一处描写、每一种矛盾都因日常伦理与道德秩序而起，都流淌着《幸福街》居民的喜怒哀乐，都烙刻在时代的创口上，都无可奈何匍匐于命运的狡计之下，徘徊于物质与精神、形而下和形而上、个体与群体的两难的生存困境，这样的书写，是经验性的，也是审美性的，读来令人辛酸和动容。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部现实主义小说抛开了巴尔扎克所奠定的“经典”模式，不愿着力于一个人事无巨细的“典型”塑造，也找不出小说中一环套一环、步步紧逼的所谓的情节“高潮”，甚至主人公也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随机出现的，像日常生活流本身那样。可以说，《幸福街》中的底层人物才是小说的真正主角，每个人物不同的生活遭遇和悲喜剧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情节“高潮”。底层人物的浮沉，不是何顿虚构的生命的桃花源，富有诗意和乌托邦的气质。相反，底层人物没有羽衣蹁跹、谈笑风生的优雅，只能偶尔在杨梅树、柚子树下或喝酒消愁、或谈情说爱，打着赤膊，裸露身体，粗俗而真实。这样的书写，更多的是在群体的裹挟与绑架中步履维艰，为自我的生计和发展日夜奔波，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挣扎与沉浮：杨琼因丈夫的厄运只能做暗娼，黄琳为一颗野心而变得刻毒、虚伪，周兰由爱生恨，赵春花终冰释心结……尤其是林阿亚抱着父亲冤死的骨灰向空旷大地哭诉时，真实还原了当时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是辛酸的控诉，更是尖锐的抗争。

在《幸福街》中，成长的阵痛与绵密的苦难基本上依照民间所公认的价值伦理最后获得了善恶公正的裁判，有着王国维所喜欢的“诗歌的正义”的特色。小说结尾，何顿虚构的“黄家镇”这个地域走上旅游致富的道路，焕发生机，虽少了波澜壮阔、收束总结的气势，却更像一部新小说的开始，等待着何顿接力棒般的续笔。底层人物的世界是永远无法完结的，充盈着原始生命力的流动，藉由作家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立场解读表达出来，《幸福街》体现着作家对历史时代和个体命运的关切。从宏观层面上看，作品已经从地域达至整体，从乡土走向城市，从特殊走向普遍。作品看似是对一条不起眼的街道的书写，却饱含着自古以来文人骚客血液里流淌着的“俯拾天下”的雄心或“家国同一”的情怀，即作家对世界的整体性眼光都可以从一个或虚构或真实的暗角里淋漓尽致地扫射开来。无论是《红楼梦》中重门幽深的“闺阁”，还是鲁迅笔下的“未庄”等等，都无一例外体现“一”和“多”辩证统一的哲学之道。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的精神截面，几乎都可以在《幸福街》中找到其对应的人物与细节。这种精神截面即是卑微的个体随着历史洪流、时代脉搏同呼吸、共分担的惶恐与不安。他将对现实、对历史、对世界感受的经验浓缩到他的笔下，并将这种经验，包括黑暗与光明，和盘托出，由此映射出作者描摹现实时（包括隐暗的讽刺与批判）所呈现出来的原始底色。

二、人性深处的欲念之罪

在韦勒克（René Wellek）看来，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3}在《幸福街》中，微观的地域之内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千差万别，但令人钦佩的是，何顿把人性隐秘的、复杂的情感前后贯穿起来，诸如人性中的善与恶，卑琐的欲望与崇高的理智等等借由人物的行为体现着小说叙事的情感逻辑。

在叔本华看来，人是欲望的凝聚体。透过人物多舛的命途与成长的苦难，《幸福街》把人性中的罪恶和原欲淋漓尽致地依拖人物关系展示出来。例如作品对特殊年代中真实的政治生态都有着近乎残酷而真实的描写，都符合人性发展的逻辑。林志华被屈逼成“国民党特务”入狱，却不想连累前妻，但当他得知前妻周兰在外追求自己的幸福后，林志华深觉受到了背叛转身诬告周兰为“国民党特务”，面对入狱后的前妻，“几年里他第一次有一种畅快的感觉，猥琐的脏脸上挂着笑，觉得自己终于惩罚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4}。如果说林志华的“恶”带着成年人世界的算计和对情感的绝对占有的话，那么，更令人胆寒的是才上小学的“大魔王”黄琳全然丧失了儿童的天真和纯洁。在那个讲求出身制度、等级制度的年代，“官二代”黄琳幼小的心灵就显露出畸形扭曲的一面，这个在学校的“大魔王”渐渐发展成一个既有受虐倾向的“性变态”，又有征服欲极强的“女强人”。她内心深处对权势和男人的变态性渴望，恰恰显示出她内心美好欲念的匮乏，使得她无法健康地获取婚姻上的幸福。无论是作恶者，还是受压迫者，底层人物的“痛”被一种陈旧的历史叙述丢到了历史的“垃圾桶”，逃避自身存在的劣根性虽然使整个民族面向未来时再次假装可以“轻装上阵”，却让整个民族不敢正视自身的“痛”“伤”与“痴”，造成人人紧张、焦虑与失语。因此，《幸福街》的高明之处，不仅是在细数时代、民族、国家的集体无意识的罪恶，更是在与人性的对晤中，揭露底层个体在追求“幸福”目标时自我阴暗面、隐蔽处的逆向“张力”与“悖离”，这和真善美形成了截然的对照。何顿将人物塑造得立体、丰富、多元，他摒弃了“灵与肉”之间斩钉截铁的分离，他宁愿让美好的胴体连着一丝脓血，让你看到纯洁的灵魂也可能随肉体一起被原欲的脓血所玷污。在何顿看来，“人家写好人好事，让善良的人们看到希望。我写坏人坏事，是想展示人性的弱点，给读者以启迪，作家不一定都要唱赞歌，也不用扮成一个伦理道德的捍卫者。”{5} 何顿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更为深刻的是，何顿对人性欲念之罪的书写，是中国经验这一宏大命题在人的意识内部赋予的微观且隐秘的指涉。现实社会对人性“改造”的失败，却将本应束缚人性之恶的伦理底线和道德底线打乱了，而社会转型后，商业因子无孔不入，“金钱至上”的功利价值观更放弃了对人性“启蒙”与“救赎”的承诺，在“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现实生活中，不择手段，笑贫不笑娼等诸多的“恶”日渐浮出水面，留下新一轮改革迷惘与道德疲软的后遗症。小说中，张小山倒卖假酒、黄国辉街头暴力、王进私卖农药毒鱼，农民兜售注水猪肉、催化蔬菜等等，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但谁敢说这仅仅是幸福街上才有的事情吗？这难道不是当下都市社会的真实缩影吗？在幸福街生活的两代人跨越了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可农耕习性氤氲下的野性生殖力却在之间“惯性”传递，映射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无序到有序、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型阵痛，在何顿的笔下，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时代更替、裂变时道德与价值的失规、失衡，信仰的失守、失落，等等。人之为人自然有超越其自然存在的一面，但也因为人的意志的有限性、意识自身的局限性和文明的程度差异，使得人无法摆脱粗粝、野蛮、自私的原欲、主观性和内心深处的阴暗。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个体性、主观性是自然人、个别人的体现，与客观的普遍性相分离，从而与现实的定在“保持相对的否定性”。这种个体性与否定性就是“恶”。当“恶”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灾难也就无可避免，而且这种灾难往往不是“天灾”，更多的是“人祸”。透过何顿的小说，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转型时期含纳的痛点，竟然是在一派狂欢与赞颂的对历史的荒诞评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难道不让人对原欲之“恶”产生强烈“自警”吗？诚然，何顿写作时，并不希望从理论上或哲学上对一段历史作出审判，他只是忠实地记录着历史如何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這样潜在的小说逻辑也暗示着中国经验不仅是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话语记录，更包含着时代心理、潜历史、小人物、民族习性、地域环境等因素的“共谋”与“博弈”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这种“私”恰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之处，却实际上偏离了国家政权和主流话语对大众“教育”、“设计”和“规划”的初衷。如果说，以“公”之名得来的“幸福”是主流文化宣扬与歌颂正义的“彼岸”，是人人共奔的幸福而美好的“乌托邦”似的图景，那么书中赵春花的自闭和对女儿的严密控制，何勇等人和飞黄腾达的陈漫秋、林阿亚之间产生的“分割感”，恰恰暗隐着主流文化话语对民间真实生活状态的失策与遮蔽。

另一方面，人性在现实境况下折射出来的超越性同样被何顿客观地呈现出来。书中陈漫秋与黄国进二人的勤勉上进、洁身自好就体现着他们对道德的自律，对善的坚守，对美的信奉，这些试图超越自身所处时代的功利性的立场，亦体现着作家在写作时对人性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例如，书中有一个细节，颇能体现何顿的想法：何勇在一次行动中，发现卖淫女中有一位妻子单位的女工，他将此事告诉了妻子，原以为妻子会吃惊的，结果妻子只是愤愤地说了一句这个女工原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话虽如此，但妻子唐小月叮嘱何勇对这个女工“能少罚点就少罚点”。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一方面反映了幸福街居民有着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准则，另一方面，当有人违背这种价值准则而滑入犯罪的黑暗时，人们不是一味地谴责和落井下石，而是闪现一丝同情和怜悯，这种同情和怜悯像一杆秤，彰显了幸福街居民内心深处的温情。正如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所言：“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同样，《幸福街》中的幸福之街，或许隐藏着罪恶的过去，但尚有光明的未来。《幸福街》居民之所以“幸福”地活着，不是他们没有罪恶，不是他们没有黑暗，不是他们不经历风雨，恰恰相反，他们在看到了太多的罪恶，发现了太多的黑暗，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后，他们有了自己的道德评判和行为准则。这些道德评判和行为准则就像远离着法律和体制力量的乡规民约一样，将百姓的日常生活打理得妥妥贴贴，顺顺当当。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它有着魔法一样的制衡力和平衡性。

三、地域文化如何“嵌入”中国经验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积淀深厚，《幸福街》展现了在追求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中，黄家镇民间秩序的儿女私情、兄弟义气、惩恶扬善等传统文化价值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无论是礼崩乐乱、人人自危的特殊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拜金主义盛行，商业因子横冲直撞，《幸福街》按照自己内在的“小逻辑”发展，居民们吃喝拉撤，婚葬嫁娶，既有历史积习，又有时代特色。这种历史与时代，具体到何顿的小说中，就是他对湖湘地域文化的精神溯源，即将一条街的文化特色“嵌入”到中国经验的宏大背景中，一如沈从文将“边城”打造成旧中国所有美好乡镇的“模特”一样。这是写作的气度，也是一种野心。

我们知道，湖湘文化的精髓是：“淳朴重义”与“勇敢尚武”兼具，“经世致用”与“自强不息”并行{6}。而在何顿的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一批坚韧不服输的形象跃然纸上，如失去父亲的林阿亚并未放弃希望，努力考取研究生;出身不好的陈漫秋从书中汲取自信与勇气，最后获得了幸福;一批抱团取暖的天真少年以蛮力和拳头对抗世界的残酷，如表现正义形象的何勇、黄国辉在那个秩序混乱的时代于小树林里练拳健体，对受到欺负的朋友喷发强烈的正义感，出手相救;一批敢为人先、牛气冲天的创业者，如张小山在千年古镇上“敢为人先”，开起第一家红玫瑰舞厅，生意败落之后仍不服输，渴望东山再起;一批心地善良、扶危助困的领导者，如李咏梅校长接济无家可归的林阿亚，区长黄迎春任人唯贤扶助赵春花，化解了她多年的仇恨心结。诸如此类，这些人物都是何顿借助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着力刻画的时代群像。不仅如此，在小说人物言语的选择上，大量彰显长沙地域特色的方言口语是何顿一贯的表现方式，也与小说的虚构地域“黄家镇”彼此匹配。生活的真实，语言的真实，人物的真实，读者很快产生“代入感”，有了阅读生活本身的艺术效果。

萨特在论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的“介入”。简言之就是凭借文学创作对现实进行干预、回馈。《幸福街》表达了何顿对抗“遗忘”的创作诉求，通过构筑一方独特的地域，他追问过去、追问历史，其目的恰恰是关照当下，关照整片中国大地。但《幸福街》这部作品又不止步于历史的“回忆录”，而是饱含着何顿的情感、思考和反思，超越一般写作功利性的目的，特别是何顿大病之后，他对生与死的理解更加透切与豁达，更能客观、冷静和准确地揣摩和把握小说中各色人物的微妙心态。小说中的反思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阶段性反思那样具有妖魔化和泄愤的倾向。时隔多年，何顿内心尚有余温，怀着湖湘人该如何谋生、如何发展、如何与时代接轨等一系列思考，他不拘泥于特定的善恶是非，尽可能纵横捭阖、气度不凡地去描写泥沙俱下的时代，并把社会不同时期以书写个体生活的方式勾勒出来，以丰沛的个体经历“嵌入”到中国集体经验当中。

杰姆逊的民族寓言理论认为“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 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7}。这种对个体故事和感受的书写，正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传达着社会集体的生活和经验。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嵌入”。这种“嵌入”方式的独特性在于，作品抛开了公共时间轴所建立的参考坐标，代之以人物的对话和矛盾冲突的阶段性聚集，通过底层人物间的这些对话，通过一系列个人与时代、时代与历史、小我与大我的尖锐冲突，使文本具有丰富的政治暗示性、事件的对应性和符号的指向性。历史教科书上对不同时期的时间段做出的人为的“割裂”，使得我们在理解真实时，往往造成一种缺乏经验的陌生感，但在《幸福街》中，整个“黄家镇”作为一个横向的整体和两代人物命运作为纵向的、延续的生命体，构成了横纵交织的完整的世界，这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了自我的虚构和对虚构的失察，即完全置身其中，而忘记了这只是一部小说，读者甚至还和人物一道在尖锐的矛盾下做出痛苦的選择。例如，赵春花母女的命运遭际不妨说象征着那批先被政治立场所拒斥，后又为体制所接纳的一批人，而黄琳、高晓华等人不妨说象征着在当时“风起云涌”后又忽成了不受体制宠爱的“弃儿”的那一批人;何勇、黄国辉等人年轻时“宁做社会主义的草”放弃读书与陈漫秋、林阿亚发奋充实自我则又有所不同;张小山与何勇成年后一个利用小聪明做了时代的“弄潮儿”，一个发扬正义做了人民警察，二人结局则大相径庭。你会发现，作者有意识地将不同个体的命运对照来写，每个个体各自独立又互相影响，将不同人群（共相）的道路选择寓于每个个体（殊相）鲜活的生命经验之中，体现了文本中所呈现的“民族寓言”的中国特色。

总之，民间十足的烟火气、世俗性和泥土味都可以在《幸福街》日常化的叙述中找到客观的对应物，底层人物的情感抉择、矛盾心理都可以在《幸福街》传递的时代经验中寻求解放的生存路径。这是何顿十年如一日对湖湘文化带有自上而下的原始性与客观性的探寻。与何顿以往小说如《青山绿水》{8}大都呈现的开放式结局不同，《幸福街》中的人物大都历经了从幸福到不幸，而后又回归幸福或看起来幸福的生活。而“幸福”更像是时代动荡之下民间大众渴求的“安稳的底子”。作者个人以往的生存经验，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经验，以及作品所展示的微缩的中国经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幸福街》小说的全貌，虽然充满了疼痛、羁绊、无奈，但似乎都在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对健康、幸福永恒的追求。小说虽然没有“抗日小说”或志怪小说一样奇异，但却比奇异的真实更具有代表性{9}。它有别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不意为历史正统叙述而讳莫如深，却同样波澜壮阔。何顿将一直在探究和还原民间真实心态的路子上走下去，继续做历史和时代的忠实的“书记员”，他将会创作出更多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4}何顿：《幸福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第132页。

{2}[美]杰姆遜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3}{9}[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第207页。

{5}聂茂：《家国情怀：个人言说与集体记忆》，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6}聂茂：《政治叙事：灵魂拷问与精神重建》，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7}[美]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8}何顿：《青山绿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