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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语在古代既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修辞手法。两者之间，无论从形式、特点还是作用，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有时很难分清。本文以刘向著述中大量含有隐语的篇章为例，辨析隐语作为文体和修辞手法的异同，梳理隐语从文体概念向修辞概念转化的轨迹。
关键词：刘向 隐语 文体 修辞手法
隐语有两个含义与文章学有关系。其一，《文心雕龙·谐隐》篇所称的“鐛”含“魏代以来”、“化为谜语”的谜语。其二，修辞学术语。前者将隐语视为一种文体，后者所说的隐语则指一种表现手法。两者之间，相似之处颇多，但又类别迥异。辨析这两者之间的异同，梳理概念间的转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从文学史发展环节来看，刘向著述中有大量含有隐语的篇章，这些篇章中的隐语兼含上述两种意义。但更多地趋向于后者，呈现出由文体概念向修辞概念转化的轨迹。成为我们研究隐语的特征、作用及流变的最佳载体。
隐语作为一种文体，在先秦时期并非独立出现，而是借用其形式寄寓某种道理，成为一种文本样式，即隐语型议论文。它是战国到秦汉时期设问体议论文的主要类型之一。“一鸣惊人”的成语故事就是流传很广的隐语型议论文，关于它的主人公，有多种版本。《韩非子》作楚庄王和右司马御座；《吕氏春秋》作楚庄王和成公贾；《史记·楚世家》作楚庄王和伍举；《新序》作楚庄王和士庆；《史记·滑稽列传》又以为是齐威王与淳于髡。但基本情节不变，中心题旨是君主应有所作为。但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创造出有利于发挥君主作用的条件。君主一旦发号施令，就要立见成效。现以《新序》为例：
楚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问左右群巨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日：“隐有大乌。来止南方之阳，三年不飞不鸣，不审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巨言亦死，不言亦死，原闻其说。”王曰：“此鸟不飞，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除此之外，刘向编著的《说苑·正谏》篇中。也有一则隐语型议论文：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不台城郭，日：“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日：“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招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愿昧死御。”平公日：“诺。”咎犯中其左臂而诎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是一也，便游赭台，不峻城阙；二也，柱梁表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余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
这些隐语型议论文，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从文体表面形态上看，是一种叙事体散文，而其内核则是议论。其道理是通过隐语寓托。处于潜藏状态。这种表层形态和深层形态的矛盾统一，使隐语不仅仅成为一种文本样式，更成为一种表现手法。从文本样式到修辞手法。刘向的著述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
现存于刘向著述中包含隐语的篇章十余篇，上面两篇是比较典型的隐语型议论文。换言之，这里提到的隐语。是属于比较纯粹的文体概念。但在更多篇章中的隐语，则是一种表现手法。在这一类别中，有的篇章明显能看出从文体概念向修辞概念转换的隐语内涵。
《列女传·辩通传》中有“齐钟离春”一篇，丑女钟离春借助隐语形式征服了齐宣王，被立为王后。现节选其中一段：
……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宣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问之，不以隐对，但扬目街齿，举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愿遂闻命。”钟离春时曰：“令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惠。南有强楚之仇。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硅笼疏，翡翠珠玑，幕络连饰，万民罢极，此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饮酒沈湎，以夜继昼，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如果单就这一段来看，可以视作是隐语型议论文，但从整体来看。这一段文字只是全篇的一部分，是为刻画、展示钟离春才智而设。为写人服务的。也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隐语从一种文体演变为一种修辞手法。
如果说这里的隐语还保留着文体概念的意义，“齐管妾婧”故事中的隐语更多地直接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而出现，以隐伏奇谲的手法来表达所说的话，重在暗示。
文章是由一个隐语生发的故事。宁戚想出仕，于是对外出的桓公击牛角悲歌，引起桓公的注意，并让管仲询问，可宁戚却打了个哑谜“浩浩乎白水”。这个隐语难住了管仲，五天都没想出来，十分忧烦。他的妾婧却十分轻松地破解：“古有《白水》之诗，诗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此宁戚之欲得仕国家也。”将宁戚的心事一语道破。后来桓公重用宁戚，取得了很好的政绩。这里的隐语既表现了宁戚欲擒故纵、委婉含蓄的个性，更显示出妾婧的聪慧。
同样，保留在《新序·杂事二》中的淳于髡问难邹忌的故事，也充满隐语的机锋。淳于髡分别以“雪白的貂裘上，用破羊皮修补，你认为怎么办”、“房子角落是方的，而灯是圆的，你怎么办”、“三个人一齐放牧一只羊，羊没有食物，人也没有机会休息，你认为怎么办”三句发难。邹忌则以“不把小人杂在君子里面”、“小心看守门内，不随便留宾客住”、“裁减官员，节省人力，让人民不受干扰”作答。显然。淳于髡的三问看上去莫名其妙。却暗含深意，是意在言外，旨在暗示的隐语。但这里的隐语已经不是文体概念，完全是一种修辞手段、表现手法，显现了淳于髡和邹忌两人棋鼓相当的机敏和辩才。
可见，在刘向的著述中，隐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旨在暗示。而运用这种修辞手段，在整个故事中则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为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服务。
作为表达手段的隐语，其形式有时是十分简单的字谜，如前文宁戚的谜语是一句诗：有时则是比较复杂的寓言故事，如《列女传》“楚处庄姪”中的隐语，以动物的命运为喻，暗示楚王的现状。楚顷襄王外出游玩，遇到一个叫姪的女孩：
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对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王曰：“不知也。”姪对曰：“‘大鱼失水’者， 王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强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
警告顷襄王靡费民力物力离京游冶，而且没有安排好继承人，很容易失去对王权的掌控。果然像她说的那样，国都发生了叛乱，幸好顷襄王听了姪的劝谏，及时赶回重新控制大局。并且立太子，立姪为王后。
而《新序》、《说苑》中介子推(或舟之侨)的吟诗，也是借用动物为喻，抒情言志。现仅以《说苑》中为介子推抱不平的诗为例：
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以龙喻晋文公，以蛇喻追随文公的大臣，以安土人穴喻各得其位，将晋文公在诸臣辅助下，流亡后取得王位的过程，及漏下对介子推的赏赐娓娓道来，充满隐语的暗示性。
有时，又是比较奇特的动作。如前文钟离春的隐语就是个动作谜语，表现人物形象更为生动、鲜明。
虽然隐语作为文体概念和修辞概念，在类别上迥然有异，但两者在形式、特点上却极为相近，有时甚至混为一谈。《文心雕龙·谐隐》篇举隐语文体例子称：“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藮；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姪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这些事例中的隐语。于今仔细剖析会发现有的是文体，有的则是修辞手段。比如第一篇故事，出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国攻打萧国，萧国大夫还无社与楚国大司马申叔展有旧，叔展用“有麦藮吗?河鱼腹疾，奈何”暗示还无社逃到泥水里，但在泥水里会害病，怎么办呢?还无社回答“目于眢井而拯之”，意思是说他会逃到枯井里。看到枯井就来救他吧。这两个人的对话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小片段。他们是在一种紧急状态下，曲为之言来暗指心声。这里的隐语更多的是一种修辞手法。
之所以会出现文体和修辞概念混淆，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文体概念还是修辞概念，隐语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用躲闪话来隐藏含义，绕弯子打比方来暗指事情。前文提到的“一鸣惊人”篇就是用鸟来暗喻楚王，用“不鸣”暗喻其不作为：庄姪所说的“有龙无尾”暗指国君年老却没有太子。也就是说，比喻、暗示是隐语的基本特征，无论其是文体概念还是修辞概念，都离不开这一基本特征。而现代文章学，比喻、暗示都属于修辞手段之一，因此即使我们把隐语当做是一种文体，它本身也暗含着修辞的意味。这使隐语从一开始，无论是文本结构上，还是基本特征上，都隐含着双重意蕴，为隐语从文体概念向修辞概念转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作为文体的隐语与作为修辞的隐语，其作用是迥然有别的，这也是我们前文将刘向著述中的隐语做一区分的依据。一般说来，作为文体的隐语其作用是“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见《文心雕龙·谐隐》)，即重要的可以振兴政治、发展自身，次一点的可以匡正错误、启发迷惑。显然。与隐语型议论文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更侧重于其政治、人生的传道意义。如《新序·杂事四》载：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如朱公而问日：“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上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壤，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而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通过两个大小、色泽一样的玉璧，一个值千金、一个却只有前者的一半，得出的结论却是施政应该宽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喻意深刻。
而作为修辞手法的隐语，更多的是为了刻画人物形象，如前文的钟离春、邹忌等，隐语是为了展现他们的才智，是为了显示其性格特点而设立的。有的又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如“齐管妾婧”中的隐语，在刻画了宁戚欲擒故纵、委婉含蓄的个性的同时，也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而介子推的吟诗既是前文的小结。也昭示着后文的进程。是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服务的。有时也作为一种政治讽刺手法，如庄姪的隐语就富含政治意味。
综上所述，刘向收录的这几则故事，有的与先秦的隐语型议论文一脉相承。有的虽然不是纯粹的隐语型议论文，但却保留了隐语说理的基本形态，并将其与情节发展、结构生成、人物刻画联系在一起，将叙事和议论有机地融会，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手法。汉以后，隐语型议论文罕见，但作为修辞方法的隐语却在诗文中屡见不鲜，重在斗趣与暗示，或是丰富诗歌的意蕴，或是显示人物的才智。或是推动情节的发展。从文体形式到表现手法的过渡，刘向的著述记录了这两种不同的形态，更展示了不同形态之间的转换。构成了这一进程中的环节意义。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刘向 隐语 文体 修辞手法
隐语有两个含义与文章学有关系。其一，《文心雕龙·谐隐》篇所称的“鐛”含“魏代以来”、“化为谜语”的谜语。其二，修辞学术语。前者将隐语视为一种文体，后者所说的隐语则指一种表现手法。两者之间，相似之处颇多，但又类别迥异。辨析这两者之间的异同，梳理概念间的转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从文学史发展环节来看，刘向著述中有大量含有隐语的篇章，这些篇章中的隐语兼含上述两种意义。但更多地趋向于后者，呈现出由文体概念向修辞概念转化的轨迹。成为我们研究隐语的特征、作用及流变的最佳载体。
隐语作为一种文体，在先秦时期并非独立出现，而是借用其形式寄寓某种道理，成为一种文本样式，即隐语型议论文。它是战国到秦汉时期设问体议论文的主要类型之一。“一鸣惊人”的成语故事就是流传很广的隐语型议论文，关于它的主人公，有多种版本。《韩非子》作楚庄王和右司马御座；《吕氏春秋》作楚庄王和成公贾；《史记·楚世家》作楚庄王和伍举；《新序》作楚庄王和士庆；《史记·滑稽列传》又以为是齐威王与淳于髡。但基本情节不变，中心题旨是君主应有所作为。但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创造出有利于发挥君主作用的条件。君主一旦发号施令，就要立见成效。现以《新序》为例：
楚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问左右群巨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日：“隐有大乌。来止南方之阳，三年不飞不鸣，不审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巨言亦死，不言亦死，原闻其说。”王曰：“此鸟不飞，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除此之外，刘向编著的《说苑·正谏》篇中。也有一则隐语型议论文：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不台城郭，日：“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日：“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招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愿昧死御。”平公日：“诺。”咎犯中其左臂而诎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是一也，便游赭台，不峻城阙；二也，柱梁表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余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
这些隐语型议论文，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从文体表面形态上看，是一种叙事体散文，而其内核则是议论。其道理是通过隐语寓托。处于潜藏状态。这种表层形态和深层形态的矛盾统一，使隐语不仅仅成为一种文本样式，更成为一种表现手法。从文本样式到修辞手法。刘向的著述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
现存于刘向著述中包含隐语的篇章十余篇，上面两篇是比较典型的隐语型议论文。换言之，这里提到的隐语。是属于比较纯粹的文体概念。但在更多篇章中的隐语，则是一种表现手法。在这一类别中，有的篇章明显能看出从文体概念向修辞概念转换的隐语内涵。
《列女传·辩通传》中有“齐钟离春”一篇，丑女钟离春借助隐语形式征服了齐宣王，被立为王后。现节选其中一段：
……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宣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问之，不以隐对，但扬目街齿，举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愿遂闻命。”钟离春时曰：“令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惠。南有强楚之仇。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硅笼疏，翡翠珠玑，幕络连饰，万民罢极，此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饮酒沈湎，以夜继昼，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如果单就这一段来看，可以视作是隐语型议论文，但从整体来看。这一段文字只是全篇的一部分，是为刻画、展示钟离春才智而设。为写人服务的。也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隐语从一种文体演变为一种修辞手法。
如果说这里的隐语还保留着文体概念的意义，“齐管妾婧”故事中的隐语更多地直接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而出现，以隐伏奇谲的手法来表达所说的话，重在暗示。
文章是由一个隐语生发的故事。宁戚想出仕，于是对外出的桓公击牛角悲歌，引起桓公的注意，并让管仲询问，可宁戚却打了个哑谜“浩浩乎白水”。这个隐语难住了管仲，五天都没想出来，十分忧烦。他的妾婧却十分轻松地破解：“古有《白水》之诗，诗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此宁戚之欲得仕国家也。”将宁戚的心事一语道破。后来桓公重用宁戚，取得了很好的政绩。这里的隐语既表现了宁戚欲擒故纵、委婉含蓄的个性，更显示出妾婧的聪慧。
同样，保留在《新序·杂事二》中的淳于髡问难邹忌的故事，也充满隐语的机锋。淳于髡分别以“雪白的貂裘上，用破羊皮修补，你认为怎么办”、“房子角落是方的，而灯是圆的，你怎么办”、“三个人一齐放牧一只羊，羊没有食物，人也没有机会休息，你认为怎么办”三句发难。邹忌则以“不把小人杂在君子里面”、“小心看守门内，不随便留宾客住”、“裁减官员，节省人力，让人民不受干扰”作答。显然。淳于髡的三问看上去莫名其妙。却暗含深意，是意在言外，旨在暗示的隐语。但这里的隐语已经不是文体概念，完全是一种修辞手段、表现手法，显现了淳于髡和邹忌两人棋鼓相当的机敏和辩才。
可见，在刘向的著述中，隐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旨在暗示。而运用这种修辞手段，在整个故事中则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为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服务。
作为表达手段的隐语，其形式有时是十分简单的字谜，如前文宁戚的谜语是一句诗：有时则是比较复杂的寓言故事，如《列女传》“楚处庄姪”中的隐语，以动物的命运为喻，暗示楚王的现状。楚顷襄王外出游玩，遇到一个叫姪的女孩：
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对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王曰：“不知也。”姪对曰：“‘大鱼失水’者， 王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强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
警告顷襄王靡费民力物力离京游冶，而且没有安排好继承人，很容易失去对王权的掌控。果然像她说的那样，国都发生了叛乱，幸好顷襄王听了姪的劝谏，及时赶回重新控制大局。并且立太子，立姪为王后。
而《新序》、《说苑》中介子推(或舟之侨)的吟诗，也是借用动物为喻，抒情言志。现仅以《说苑》中为介子推抱不平的诗为例：
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以龙喻晋文公，以蛇喻追随文公的大臣，以安土人穴喻各得其位，将晋文公在诸臣辅助下，流亡后取得王位的过程，及漏下对介子推的赏赐娓娓道来，充满隐语的暗示性。
有时，又是比较奇特的动作。如前文钟离春的隐语就是个动作谜语，表现人物形象更为生动、鲜明。
虽然隐语作为文体概念和修辞概念，在类别上迥然有异，但两者在形式、特点上却极为相近，有时甚至混为一谈。《文心雕龙·谐隐》篇举隐语文体例子称：“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藮；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姪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这些事例中的隐语。于今仔细剖析会发现有的是文体，有的则是修辞手段。比如第一篇故事，出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国攻打萧国，萧国大夫还无社与楚国大司马申叔展有旧，叔展用“有麦藮吗?河鱼腹疾，奈何”暗示还无社逃到泥水里，但在泥水里会害病，怎么办呢?还无社回答“目于眢井而拯之”，意思是说他会逃到枯井里。看到枯井就来救他吧。这两个人的对话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小片段。他们是在一种紧急状态下，曲为之言来暗指心声。这里的隐语更多的是一种修辞手法。
之所以会出现文体和修辞概念混淆，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文体概念还是修辞概念，隐语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用躲闪话来隐藏含义，绕弯子打比方来暗指事情。前文提到的“一鸣惊人”篇就是用鸟来暗喻楚王，用“不鸣”暗喻其不作为：庄姪所说的“有龙无尾”暗指国君年老却没有太子。也就是说，比喻、暗示是隐语的基本特征，无论其是文体概念还是修辞概念，都离不开这一基本特征。而现代文章学，比喻、暗示都属于修辞手段之一，因此即使我们把隐语当做是一种文体，它本身也暗含着修辞的意味。这使隐语从一开始，无论是文本结构上，还是基本特征上，都隐含着双重意蕴，为隐语从文体概念向修辞概念转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作为文体的隐语与作为修辞的隐语，其作用是迥然有别的，这也是我们前文将刘向著述中的隐语做一区分的依据。一般说来，作为文体的隐语其作用是“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见《文心雕龙·谐隐》)，即重要的可以振兴政治、发展自身，次一点的可以匡正错误、启发迷惑。显然。与隐语型议论文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更侧重于其政治、人生的传道意义。如《新序·杂事四》载：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如朱公而问日：“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上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壤，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而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通过两个大小、色泽一样的玉璧，一个值千金、一个却只有前者的一半，得出的结论却是施政应该宽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喻意深刻。
而作为修辞手法的隐语，更多的是为了刻画人物形象，如前文的钟离春、邹忌等，隐语是为了展现他们的才智，是为了显示其性格特点而设立的。有的又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如“齐管妾婧”中的隐语，在刻画了宁戚欲擒故纵、委婉含蓄的个性的同时，也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而介子推的吟诗既是前文的小结。也昭示着后文的进程。是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服务的。有时也作为一种政治讽刺手法，如庄姪的隐语就富含政治意味。
综上所述，刘向收录的这几则故事，有的与先秦的隐语型议论文一脉相承。有的虽然不是纯粹的隐语型议论文，但却保留了隐语说理的基本形态，并将其与情节发展、结构生成、人物刻画联系在一起，将叙事和议论有机地融会，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手法。汉以后，隐语型议论文罕见，但作为修辞方法的隐语却在诗文中屡见不鲜，重在斗趣与暗示，或是丰富诗歌的意蕴，或是显示人物的才智。或是推动情节的发展。从文体形式到表现手法的过渡，刘向的著述记录了这两种不同的形态，更展示了不同形态之间的转换。构成了这一进程中的环节意义。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