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士子有一番看似天真的自觉：一是以为文化统御一切，解决了思想文化问题其他便迎刃而解；一是往往以在野的身份而抱有在朝的态度，参与社会事务。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日后的运命。
　　以此论观梁漱溟先生，当然亦能看出其很深的印记，但诚如梁先生谈梁任公时“春秋责备贤者”之语，何况梁漱溟先生是何等特殊而生动的人物？先生以儒者做最后定型，儒家本质上说都是天生的教师，要把金针度与人，莫不有开放的胸襟，《我生有涯愿无尽》这本“梁漱溟自述文录”收录了梁先生在不同时期自述其思想生平的文章，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解读前贤内心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特征的最佳纪录。
　　2013年为梁先生诞辰120周年，世人有把先生称为“行动的儒家”，意指先生曾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前后又奔走国事，为民盟发起人之一，在理论之外，躬身实践参与社会。也有人称其为“最后的儒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缘于梁先生一方面传承，如恢复古典儒家反躬自省、默察万物，讲学之外一度与学生子弟有晨起“朝课”的习惯；一方面也与同时代人相仿佛，希望为旧学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以解决时代难题，而这种探求又以反求诸己为主，西方哲学为辅，带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意味，但根系深植于故土，并不像某些海外新儒家，因为受到“五四”时代和世事变故的持续刺激，而转为激烈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当代人因为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有“匹夫不可夺志”之举，加之先生哲学著作多为艰深难测，以及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历史影像均为嶙嶙骨鲠之士造型而产生误识。自艾恺教授1980年访问梁先生后，谈话纪录随其专著为人所识，特别是访问录音在坊间的流传，大大颠覆世人以往印象。笔者近年才初次涉及该录音，先生晚年谈话风格之清逸、声音之年轻生动，使人闻之忘俗。或许原先对先生当世言行的价值判断应有可修正之处？
　　常戴顶毡帽的梁漱溟先生，平日行止确如一位老僧，细诉其思想嬗变历程，从青年时便体认人生唯是苦，觉得佛家出世最合其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年纪尚轻便执北大教席，也是因《究元决疑论》引起兴趣广博的蔡元培注意，专讲印度哲学。
　　先生早年遇到革命的时代，后来目睹了民国初创、国会开会和党争上演的颇多丑剧，渐渐失望；其间对英国政制有过钻研，埋下了后来在广大乡村推行乡治、试图解决中西政制文化的根本差异的伏笔；也曾宣扬过社会主义，从学佛学医转向儒家是梁先生平生思想最重大的转型。儒家“仁者不忧”的积极乐观气质不但当日吸引他重新入世，也奠定他此后的哲学态度。
　　晚年时，梁先生在口述、受访等场合多次表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乐观。而此漫长思想历程，主要靠自学与内省，除去父亲教育思想和家世的影响，实在是不寻常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