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涉嫌受贿贪污一案11月3日在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淮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张苏洲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数十家单位和个人现金、物品，共计一千一百三十九万六千一百四十八元人民币、四万七千美元、两千欧元、十七万九千元购物卡及价值一百零七万两千二百三十九元的物品，同时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折合三百三十九万三千六百五十七元。
　　 据检方介绍，张苏洲先后十四次共收受南京日景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静（另案处理）贿赂四百一十四万元和价值十二万三千九百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巡视组进入安徽广播电视台前，张苏洲害怕被查处，误以为程静共送给其八百多万元，遂于2014年1月委托时任安徽电视台副台长赵红梅到南京退还给程静八百三十万元，2014年6月又委托赵红梅将百达翡丽手表退还给程静。
　　 贪官多退赃，现在看来也不是新闻了。例如，广东省法学会原秘书长杨青山、广东三水建设局安全监督管理站原站长何锐枝、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曾黄麟、深圳龙岗区水务局前局长许振球、深圳市原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党工委委员、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等，都有过多退赃的做法。其中，多退赃比例最高的是东莞长安镇某社区居委会主任邓某，被控收受贿赂四万元。案发后，邓某向侦查机关退缴人民币四百万元——退赃数是受贿定案数的一百倍。
　　 贪官多退赃，在普通人眼里不太好理解。假如一个小偷，只偷了五辆自行车，他会向公安部门退出十辆自行车吗？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贪官多退赃，可能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贪官受贿笔数太多，确实记不清准确数字，于是估摸着把不合理的收入都退了;二是，贪官被审查后，家人把非正当收入退了，甚至包括妻子代为受贿而贪官自己不知道的;三是，贪官弄不清法律界限，把受贿和灰色收入都退出来了。由此看来，贪官多退赃，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他肯定不是把自己合法的工资收入、劳动所得退出来。
　　 某地有一个贪官，长期在政府抓城建，据说捞了许多钱，却在调动到文化系统后因为几万元出事了。办案者要他“把到文化系统后的违法情况交代清楚”，其实就是暗示他不要交代过去抓城建的问题了。而这种“抓小放大”的做法，恰恰是反腐的大忌。
　　 这些多退出的赃款，加上全部财产和资金，是否超过了合法收入？如果超过，尽管不以贪污受贿定罪，也应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和贪污受贿合并判刑，同时对于来源不明的财产予以没收。如果多退的赃款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下，不能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应移交给纪检部门审查处置，并根据资金性质决定处置办法。
　　 从张苏洲受贿的比例看，他受贿总额为一千一百万元，而且有两个主要的行贿人，就是程静和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吴涛，他怎么可能把程静行贿的四百万元误以为是八百万元？从个人财产的角度看，张苏洲家到底有多少总资产？难道他的家产有几亿元，所以多拿出四百万元也不当回事？
　　 【原载2015年11月9日《柯桥日报·法制·文萃》】
　　 插图 / 双倍退赃 / 焦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