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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其重要性地位逐渐体现出来。本文采用文献综合评述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各种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进行总结、分析和评价，将生态补偿标准大致分为三类，自然补偿、经济价值生态补偿和社会补偿。通过分析发现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量化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一个完备的计算体系，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待完善，且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朝着协商和定价方法的方向发展着。
【关键词】 流域生态补偿 补偿标准 核算方法
0 引言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享受着渠中清水的人们是否想到这清水是源头进行保护得来的，是否想到要对源头的保护进行相应的补偿呢？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流域生态补偿的问题。流域生态补偿无非表现在：一是上游区域为了发展经济排放大量污水，使得下游水质污染严重，下游区域为了保证当地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得不付出生态保护投入；二是上游区域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为生态保护做了贡献，下游无偿的享受上游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究其原因是保护者未得到应有的补偿，污染者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即没有遵循“谁污染，谁补偿；谁受益，谁支付”的补偿原则。这时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运而生，而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核心问题“补多少”，即补偿标准的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方向，掀起一片热潮。
科学地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顺利实施生态补偿的前提条件。本文通过总结众多学者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分析了各种补偿方法的优缺点，并将现阶段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思路大体归为三类：（1）自然补偿。学者主要通过计算各类成本来进行补偿标准的核算，此类核算主要方法有：机会成本法，生态环境总成本，水污染治理成本，水污染经济损失，水环境保护成本等；（2）经济价值生态补偿。主要通过经济价值这一角度进行補偿标准的核算的，主要的核算方法有：水资源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水质水量法，综合测算法等；（3）社会生态补偿[1]，通过实际调查和询问确定的补偿标准，主要核算方法有：支付意愿法，选择实验等。
1 自然补偿
自然补偿是指使流域从污染状态恢复或达到到自然状态应耗费的成本。众多学者从投入成本的角度对补偿标准进行分类，自然补偿则是对投入成本的总括。主要核算方法有：机会成本法、水污染经济损失，水污染治理成本等。
1.1 机会成本法
机会成本是指做出某一选择后放弃其他选择的利益，常常用来表示选择的后果。在流域生态补偿中，流域上下游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选择，选择了经济发展，则意味着要放弃流域的环境良好得机会成本，所以很多学者以机会成本来衡量流域生态补偿标准[2]。如如沈满洪（2004）以千岛湖地区的生态补偿量为例，综合分析了林业、水利、环保和新安江开发总公司的生态保护投入、限制发展的机会成本等，从成本的角度提出了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3]。虽然机会成本法充分考虑了水源区的利益，计算公式简单，但是机会成本作为一种潜在投入，确定难度大、准确性差，故核算方法也颇受争议，现阶段普遍采用问卷实地调查和间接计算等方法[4]。
1.2 水污染经济损失
水污染经济损失是指由于水环境质量下降造成的水服务功能的破坏，进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通常包括水质不合格，水管理者支付的抵御性费用和水使用者因水污染直接遭受的经济损失[5]。李锦秀等（2003）具体的阐述了水污染经济损失的算法，并以太湖流域为例，建立流域污染损失计量模型，完成流域损失计算[5]。虽然通过建立流域水污染损失模型可以有效的计算流域的水污染损失，但是流域水污染经济损失计量模型是基于一些列的理论推导，并针对实际问题复杂性进行简化处理的得到的，所以此方法并不完善，且局限性较强，理论多为推导，备受争议。
2 经济价值生态补偿
2.1 水资源价值
水资源价值是水资源本身具有的价值，是水资源所有者在经济上的体现。水资源价值法则是把水资源货币化，基于水质的好坏程度来进行判断应补偿的标准[6]。刘玉龙等（2006）通过引入水量分摊系数、水质修正系数和效益修正系数，建立了改进的总成本计算模型，计算出了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量[7]。李国平等（2015）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陕南3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将机会成本法与水资源价值法相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测算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西水源区为保护水源损失的排污权价值[8]。
2.2 水质水量法
水质水量法是指运用水质指标，水量指标，或者水质水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来说出现的时间较晚，但是目前关于这类方法的研究文献却非常之多了。徐大伟等（2008）首次尝试应用综合污染指数法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水质评价，将所跨区域划分为省级、市级、县级三个层面，并基于水质和水量指标确定流域上下游区域间的补偿标准[9]。高永志等（2003）建立跨区域的河流污染经济补偿机制，以水质为指标确定补偿的标准[10]，等等。这种方法较为科学的确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但在模型变量的设置上存在一定的限制，如没有考虑到水资源的价值的动态性，跨区域补偿存在的高交易成本的问题等等。
2.3 综合核算法
综合核算法是指一种核算方法不能较好的计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这时就需要多种计算方法一起运用来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如郑海霞和程艳军（2006）从最大支付意愿、水资源的价格以及上游供给成本、下游需求费用这4个方面确定了浙江省金华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的标准及定量估算方法[11]。江中文（2008）利用机会成本法、水资源价值法和费用分析法3种方法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流域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进行计算，通过三种方法的计算比较，最终得出资源价值法所计算得出的结果较为合适[12]。毛占锋，王亚平（2008）运用机会成本法、支付意愿法、费用分析法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安康为例，定量评估了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标准，通过比较得出基于费用法的补偿标准较能真实反映水源地生态保护的价值[13]。综合核算法虽然将各种方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比较得出最合适的补偿方法，或者将各种核算方法综合分析得出新的核算方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补偿标准，也没有确定出较为认可的补偿标准，涉及的核算方法较多，局限性较强。 3 社会生态补偿
3.1 支付意愿法
在补偿意愿方面，通常用的是意愿价值评估法（CVM）。是以消费者效用恒定的福利经济学位基础，通过构建假想市场，直接调查利益相关者对资源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资源环境损失的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以此测算出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14]。CVM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价值评估方法[15-16]。张志强，徐中民等人（2002）以黑河流域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评估了居民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17]。徐大伟等（2012）以辽河为例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辽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和补偿意愿进行了测算分析[18]。如赵军询问了上海市居民改善河流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采用二分式 CVM 调查问卷，估算了总经济价值[19，21]。张落成等（2011）采用改良后的支付意愿公式对天目湖流域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进行核算[20，21]。条件价值评估法充分的考虑到了补偿方和支付方的补偿意愿和受偿意愿，但是价格浮动过大，且与居民相关收入有关，缺乏客观性，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多种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的分类总结评析，发现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数额量化的研究虽然相对来说在逐年增长，但是很多模型里面不确定因素较多，且较多研究相互借鉴的比较多，缺乏与实际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成熟的计算体系[21]。目前更多的学者选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基于博弈的视角确定补偿标准以及基于协商和核算的方式测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如袁广达，吴杰（2016）基于环境成本的视角，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确定了我国工业行业生态污染补偿标准[22]。王金南提出了生态补偿标准的两种方法，核算和协商，得出了根据核算结果进行协商的方式比较行之有效[23]。这也给了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的启示，确定好补偿主客体，采用合理的核算方法确定出补偿标准参考区间，补偿主客体可依据参考区间进行协商，最终确定出合理的补偿标准。这将是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一个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金淑婷，杨永春，李博，等. 内陆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2014（4）：610～622.
[2] 毛显强，钟瑜，张胜.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2（4）： 38-41.
[3] 沈滿洪.在千岛湖引水工程中试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J].杭州科技， 2004， （2）： 12-15.
【关键词】 流域生态补偿 补偿标准 核算方法
0 引言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享受着渠中清水的人们是否想到这清水是源头进行保护得来的，是否想到要对源头的保护进行相应的补偿呢？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流域生态补偿的问题。流域生态补偿无非表现在：一是上游区域为了发展经济排放大量污水，使得下游水质污染严重，下游区域为了保证当地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得不付出生态保护投入；二是上游区域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为生态保护做了贡献，下游无偿的享受上游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究其原因是保护者未得到应有的补偿，污染者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即没有遵循“谁污染，谁补偿；谁受益，谁支付”的补偿原则。这时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运而生，而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核心问题“补多少”，即补偿标准的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方向，掀起一片热潮。
科学地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顺利实施生态补偿的前提条件。本文通过总结众多学者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分析了各种补偿方法的优缺点，并将现阶段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思路大体归为三类：（1）自然补偿。学者主要通过计算各类成本来进行补偿标准的核算，此类核算主要方法有：机会成本法，生态环境总成本，水污染治理成本，水污染经济损失，水环境保护成本等；（2）经济价值生态补偿。主要通过经济价值这一角度进行補偿标准的核算的，主要的核算方法有：水资源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水质水量法，综合测算法等；（3）社会生态补偿[1]，通过实际调查和询问确定的补偿标准，主要核算方法有：支付意愿法，选择实验等。
1 自然补偿
自然补偿是指使流域从污染状态恢复或达到到自然状态应耗费的成本。众多学者从投入成本的角度对补偿标准进行分类，自然补偿则是对投入成本的总括。主要核算方法有：机会成本法、水污染经济损失，水污染治理成本等。
1.1 机会成本法
机会成本是指做出某一选择后放弃其他选择的利益，常常用来表示选择的后果。在流域生态补偿中，流域上下游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选择，选择了经济发展，则意味着要放弃流域的环境良好得机会成本，所以很多学者以机会成本来衡量流域生态补偿标准[2]。如如沈满洪（2004）以千岛湖地区的生态补偿量为例，综合分析了林业、水利、环保和新安江开发总公司的生态保护投入、限制发展的机会成本等，从成本的角度提出了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3]。虽然机会成本法充分考虑了水源区的利益，计算公式简单，但是机会成本作为一种潜在投入，确定难度大、准确性差，故核算方法也颇受争议，现阶段普遍采用问卷实地调查和间接计算等方法[4]。
1.2 水污染经济损失
水污染经济损失是指由于水环境质量下降造成的水服务功能的破坏，进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通常包括水质不合格，水管理者支付的抵御性费用和水使用者因水污染直接遭受的经济损失[5]。李锦秀等（2003）具体的阐述了水污染经济损失的算法，并以太湖流域为例，建立流域污染损失计量模型，完成流域损失计算[5]。虽然通过建立流域水污染损失模型可以有效的计算流域的水污染损失，但是流域水污染经济损失计量模型是基于一些列的理论推导，并针对实际问题复杂性进行简化处理的得到的，所以此方法并不完善，且局限性较强，理论多为推导，备受争议。
2 经济价值生态补偿
2.1 水资源价值
水资源价值是水资源本身具有的价值，是水资源所有者在经济上的体现。水资源价值法则是把水资源货币化，基于水质的好坏程度来进行判断应补偿的标准[6]。刘玉龙等（2006）通过引入水量分摊系数、水质修正系数和效益修正系数，建立了改进的总成本计算模型，计算出了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量[7]。李国平等（2015）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陕南3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将机会成本法与水资源价值法相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测算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西水源区为保护水源损失的排污权价值[8]。
2.2 水质水量法
水质水量法是指运用水质指标，水量指标，或者水质水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来说出现的时间较晚，但是目前关于这类方法的研究文献却非常之多了。徐大伟等（2008）首次尝试应用综合污染指数法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水质评价，将所跨区域划分为省级、市级、县级三个层面，并基于水质和水量指标确定流域上下游区域间的补偿标准[9]。高永志等（2003）建立跨区域的河流污染经济补偿机制，以水质为指标确定补偿的标准[10]，等等。这种方法较为科学的确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但在模型变量的设置上存在一定的限制，如没有考虑到水资源的价值的动态性，跨区域补偿存在的高交易成本的问题等等。
2.3 综合核算法
综合核算法是指一种核算方法不能较好的计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这时就需要多种计算方法一起运用来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如郑海霞和程艳军（2006）从最大支付意愿、水资源的价格以及上游供给成本、下游需求费用这4个方面确定了浙江省金华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的标准及定量估算方法[11]。江中文（2008）利用机会成本法、水资源价值法和费用分析法3种方法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流域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进行计算，通过三种方法的计算比较，最终得出资源价值法所计算得出的结果较为合适[12]。毛占锋，王亚平（2008）运用机会成本法、支付意愿法、费用分析法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安康为例，定量评估了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标准，通过比较得出基于费用法的补偿标准较能真实反映水源地生态保护的价值[13]。综合核算法虽然将各种方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比较得出最合适的补偿方法，或者将各种核算方法综合分析得出新的核算方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补偿标准，也没有确定出较为认可的补偿标准，涉及的核算方法较多，局限性较强。 3 社会生态补偿
3.1 支付意愿法
在补偿意愿方面，通常用的是意愿价值评估法（CVM）。是以消费者效用恒定的福利经济学位基础，通过构建假想市场，直接调查利益相关者对资源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资源环境损失的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以此测算出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14]。CVM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价值评估方法[15-16]。张志强，徐中民等人（2002）以黑河流域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评估了居民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17]。徐大伟等（2012）以辽河为例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辽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和补偿意愿进行了测算分析[18]。如赵军询问了上海市居民改善河流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采用二分式 CVM 调查问卷，估算了总经济价值[19，21]。张落成等（2011）采用改良后的支付意愿公式对天目湖流域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进行核算[20，21]。条件价值评估法充分的考虑到了补偿方和支付方的补偿意愿和受偿意愿，但是价格浮动过大，且与居民相关收入有关，缺乏客观性，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多种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的分类总结评析，发现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数额量化的研究虽然相对来说在逐年增长，但是很多模型里面不确定因素较多，且较多研究相互借鉴的比较多，缺乏与实际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成熟的计算体系[21]。目前更多的学者选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基于博弈的视角确定补偿标准以及基于协商和核算的方式测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如袁广达，吴杰（2016）基于环境成本的视角，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确定了我国工业行业生态污染补偿标准[22]。王金南提出了生态补偿标准的两种方法，核算和协商，得出了根据核算结果进行协商的方式比较行之有效[23]。这也给了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的启示，确定好补偿主客体，采用合理的核算方法确定出补偿标准参考区间，补偿主客体可依据参考区间进行协商，最终确定出合理的补偿标准。这将是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一个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金淑婷，杨永春，李博，等. 内陆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2014（4）：610～622.
[2] 毛显强，钟瑜，张胜.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2（4）： 38-41.
[3] 沈滿洪.在千岛湖引水工程中试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J].杭州科技， 2004， （2）： 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