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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默玉，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清朝第十世肃亲王善耆最小的女儿。
这名如今88岁的末代“小格格”出生在旅顺，整个童年都是在旅顺“肃亲王府”度过的。
她曾经是“亲王府”里小小的“叛逆者”，希望成为女记者，或是歌唱演员，把王府里的长辈们吓坏了：一个“格格”，怎么能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
他们，包括金默玉本人，却不知道有一天，她将靠变卖家产、织毛衣养起一家九口。
生在没落亲王家
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肃亲王善耆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他给这个最小的格格起名叫显琦——一块宝玉。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亲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亲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传说当年由于银子太多，每年肃亲王府都要晒银子，怕银子发霉。不过，这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的事情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金默玉刚4岁。肃亲王的“风光”大葬，一直到金默玉成年，依然被旅顺人“津津乐道”，那是一个王爷的葬礼：灵柩的颜色是鲜红的，棺木是坚硬的金丝楠木；肃亲王即位那年开始，这灵柩就早早地预备下了，每年上漆一次。送葬的队伍很长，由于送葬的亲友过多，从旅顺家中赶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时间。灵柩用火车经奉天、山海关到达北京，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
“格格”也当过职业女性
金默玉出生在旅顺，整个童年都在旅顺的王府里度过。父亲过世后，王府里的皇族后裔们仍会把门关起来，梳好头，把手举到和发髻持平，练习前清的礼仪。
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照例要拜祭，还有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绝不能失了礼节，成为大笑话——于是，金默玉便觉得那些清宫戏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喳’谁呢?”那字念“者”(Zhe)。
金默玉算是个小小的叛逆者。王府规定，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会有一个奶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奶妈。
和她大多数哥哥姐姐一样，13岁到19岁，金默玉是在日本的贵族学校里度过的。19岁，她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
1934年，金默玉被送到东京日本女子学习院，与日本皇室贵族一同上课。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被称为“格格”的日子已经远去，金默玉不顾家人反对，外出工作。
金默玉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了职业：一家日本人开的钟纺公司请她去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在那时候的照片上，她像一个真正的职业妇女一样，烫着时髦的卷发，眉毛描得细细的，穿着碎花旗袍。微微有些胖，一副心满意足的大小姐样子。那时她喜欢骑马和打网球，都是当时最时髦的运动。想想那时候，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给海军士兵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
专做赔钱买卖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社会名流和清朝遗贵，开始选择撤离北京城，金默玉拒绝和哥哥们到日本，匆忙离开的哥哥，留下100块大洋和6个孩子。从此，皇族之后开始要为生计打算。
“我那时候对钱没有概念，在日本读书时，家里给零花钱，也是每月每人100块。”金默玉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到底100块大洋等同于现金多少钱，但为了挣钱养这个家，她说：“我一个劲儿织毛衣。”她三天织一件，“都是海军士兵来织，深蓝色、海蓝色的毛衣，有高领的，有肩开口的，有鸡心领的。”但三天才织出一件，不够养家，于是她开洗衣房，让保姆洗——但用最好的肥皂。
“我在大门口上画漫画，说此户内洗衣服，五分钱一件汗衫，可赚的钱不够买肥皂，洗完了还给人烫，烫得特别棒，生意特别好，可赔到姥姥家去了。”
更经典的，金默玉提起来也忍不住笑：“我卖东西才可笑，人家一件一件地卖，我一山一山地卖，觉得值不了多少钱。”于是在院子里铺两个柳席，把所有的皮包、皮大衣、皮袄这些那些的都拿出来。“冬天的话就冬天的东西一大堆，我还怕少，左一个右一个，堆成一个山，一共就卖200块。”
堆成一个山的皮大衣，有金默玉的，她大嫂的，小孩子的，还有别的小碎东西，二十来件地卖，后来才发现百货大楼开张时，一件皮大衣就值600块。“还不如我那件呢!”
第一次求助信写给邓小平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走进来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办起了四川饭馆。
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也因为这个川菜馆，她遇上了当时潦倒的画家马万里。他们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相识并结婚的。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结婚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就这么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没有革命，她或许像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
1958年，因没落王府出身，及川岛芳子妹妹的身份，金默玉被前朝举人的女儿举发，春节前5天在家里被带走，被判入狱15年，为了不连累马万里，她主动提出离婚。
刑期满后，她遇到第二任丈夫。出狱后，金默玉在天津茶淀农场工作，因病转而担任技术书记等日语翻译工作，每月工资很微薄，连吸烟的钱都不够——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吸烟，一天能吸一包。何况，还要给丈夫在上海的母亲寄钱。金默玉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求人。
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妈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但是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晚年办起大学城
在信里，金默玉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邓小平很快就回信了，并给她安排了工作。告别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终于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到了北京。
这辈子，她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在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她一个人在监狱里做鞋、做玩具。
好在，这十几年，没有让她毫无收获。在监狱的时候，她帮助别的犯人写材料，听到许多她从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个妈妈为了保住祖传的房产，失手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学生被定成杀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对人的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和浅薄。从那时起，她一直想办一所学校。
为了办学校，她奔波了7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但是金默玉却经常自责：“我这一生，到底干了点什么呢?”
金默玉已经很少回北京，和同族之间也都不太来往。不久前，她刚见了润麒，他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弟弟。润麒已经是90岁的老人，在她看来，润麒变化真大。她说，润麒年轻的时候，书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枪，不高兴了就冲着屋顶开枪。“我们都老了……”“小格格”叹了口气。
（杨 冰摘自《大连晚报》）
这名如今88岁的末代“小格格”出生在旅顺，整个童年都是在旅顺“肃亲王府”度过的。
她曾经是“亲王府”里小小的“叛逆者”，希望成为女记者，或是歌唱演员，把王府里的长辈们吓坏了：一个“格格”，怎么能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
他们，包括金默玉本人，却不知道有一天，她将靠变卖家产、织毛衣养起一家九口。
生在没落亲王家
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肃亲王善耆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他给这个最小的格格起名叫显琦——一块宝玉。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亲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亲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传说当年由于银子太多，每年肃亲王府都要晒银子，怕银子发霉。不过，这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的事情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金默玉刚4岁。肃亲王的“风光”大葬，一直到金默玉成年，依然被旅顺人“津津乐道”，那是一个王爷的葬礼：灵柩的颜色是鲜红的，棺木是坚硬的金丝楠木；肃亲王即位那年开始，这灵柩就早早地预备下了，每年上漆一次。送葬的队伍很长，由于送葬的亲友过多，从旅顺家中赶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时间。灵柩用火车经奉天、山海关到达北京，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
“格格”也当过职业女性
金默玉出生在旅顺，整个童年都在旅顺的王府里度过。父亲过世后，王府里的皇族后裔们仍会把门关起来，梳好头，把手举到和发髻持平，练习前清的礼仪。
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照例要拜祭，还有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绝不能失了礼节，成为大笑话——于是，金默玉便觉得那些清宫戏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喳’谁呢?”那字念“者”(Zhe)。
金默玉算是个小小的叛逆者。王府规定，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会有一个奶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奶妈。
和她大多数哥哥姐姐一样，13岁到19岁，金默玉是在日本的贵族学校里度过的。19岁，她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
1934年，金默玉被送到东京日本女子学习院，与日本皇室贵族一同上课。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被称为“格格”的日子已经远去，金默玉不顾家人反对，外出工作。
金默玉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了职业：一家日本人开的钟纺公司请她去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在那时候的照片上，她像一个真正的职业妇女一样，烫着时髦的卷发，眉毛描得细细的，穿着碎花旗袍。微微有些胖，一副心满意足的大小姐样子。那时她喜欢骑马和打网球，都是当时最时髦的运动。想想那时候，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给海军士兵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
专做赔钱买卖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社会名流和清朝遗贵，开始选择撤离北京城，金默玉拒绝和哥哥们到日本，匆忙离开的哥哥，留下100块大洋和6个孩子。从此，皇族之后开始要为生计打算。
“我那时候对钱没有概念，在日本读书时，家里给零花钱，也是每月每人100块。”金默玉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到底100块大洋等同于现金多少钱，但为了挣钱养这个家，她说：“我一个劲儿织毛衣。”她三天织一件，“都是海军士兵来织，深蓝色、海蓝色的毛衣，有高领的，有肩开口的，有鸡心领的。”但三天才织出一件，不够养家，于是她开洗衣房，让保姆洗——但用最好的肥皂。
“我在大门口上画漫画，说此户内洗衣服，五分钱一件汗衫，可赚的钱不够买肥皂，洗完了还给人烫，烫得特别棒，生意特别好，可赔到姥姥家去了。”
更经典的，金默玉提起来也忍不住笑：“我卖东西才可笑，人家一件一件地卖，我一山一山地卖，觉得值不了多少钱。”于是在院子里铺两个柳席，把所有的皮包、皮大衣、皮袄这些那些的都拿出来。“冬天的话就冬天的东西一大堆，我还怕少，左一个右一个，堆成一个山，一共就卖200块。”
堆成一个山的皮大衣，有金默玉的，她大嫂的，小孩子的，还有别的小碎东西，二十来件地卖，后来才发现百货大楼开张时，一件皮大衣就值600块。“还不如我那件呢!”
第一次求助信写给邓小平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走进来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办起了四川饭馆。
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也因为这个川菜馆，她遇上了当时潦倒的画家马万里。他们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相识并结婚的。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结婚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就这么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没有革命，她或许像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
1958年，因没落王府出身，及川岛芳子妹妹的身份，金默玉被前朝举人的女儿举发，春节前5天在家里被带走，被判入狱15年，为了不连累马万里，她主动提出离婚。
刑期满后，她遇到第二任丈夫。出狱后，金默玉在天津茶淀农场工作，因病转而担任技术书记等日语翻译工作，每月工资很微薄，连吸烟的钱都不够——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吸烟，一天能吸一包。何况，还要给丈夫在上海的母亲寄钱。金默玉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求人。
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妈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但是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晚年办起大学城
在信里，金默玉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邓小平很快就回信了，并给她安排了工作。告别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终于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到了北京。
这辈子，她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在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她一个人在监狱里做鞋、做玩具。
好在，这十几年，没有让她毫无收获。在监狱的时候，她帮助别的犯人写材料，听到许多她从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个妈妈为了保住祖传的房产，失手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学生被定成杀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对人的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和浅薄。从那时起，她一直想办一所学校。
为了办学校，她奔波了7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但是金默玉却经常自责：“我这一生，到底干了点什么呢?”
金默玉已经很少回北京，和同族之间也都不太来往。不久前，她刚见了润麒，他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弟弟。润麒已经是90岁的老人，在她看来，润麒变化真大。她说，润麒年轻的时候，书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枪，不高兴了就冲着屋顶开枪。“我们都老了……”“小格格”叹了口气。
（杨 冰摘自《大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