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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8日，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尔玛宣布将以奖惩并行的方式在该邦实施“二孩政策”;7月11日，印人党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在世界人口日这天公布了“人口政策2021～2030”文件，目标是在2030年将北方邦反映妇女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的总和生育率从现有的2.7降至1.9。由此，人口问题再次被摆在印度公众面前。那么，印度到底需不需要控制人口？
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人口预测，印度将在2027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就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且速度之快出乎意料。
放任人口膨胀从来不是印度的国策。早在1952年，印度政府就出台了“全国计划生育政策”（NFPP）。但由于医疗资源、财政和人力限制，该计划并未产生明显效果，20世纪60年代印度总和生育率依然接近6.0。1966年，印度政府开始把绝育作为工作重点，设定硬指标来促进已婚育龄妇女使用避孕药具。这套体系在1977年更名为“国家家庭福利方案”（NFWP），但同样收效甚微，1980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仍高达4.9。在此之后，随着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和社会快速发展，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趋势。
2000年5月，在印度人口跨越10亿大关之时，当时的印人党政府宣布了修订后的国家人口政策，并成立由印度总理担任主席的“国家人口委员会”以推进“二孩政策”。此后一段时期，印度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继续保持大幅下降趋势。2020年12月公布的第五次“印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结果表明，2019～2020年度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绝大部分邦的生育率已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但是，学界普遍认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政府政策得力，而是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印度家庭收入不再仅与劳动力数量挂钩，教育投入回报率和子女抚养成本均大幅上升，医疗资源的增加和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节育手段能够被进一步推广。
由于生育率下降高于预期，1990年代后便有学者主张印度人口政策应转向以发展为重点。然而，印人党政府似乎仍将控制人口作为第一要务。尽管印度目前没有全国性的“二孩政策”，但除阿萨姆邦和北方邦外，提出或执行此类政策的还有安得拉邦、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拉贾斯坦邦、比哈尔邦、古吉拉特邦和北阿坎德邦等人口大邦。
从表面上看，阿萨姆邦和北方邦出台新政控制人口的理由充分。尽管阿萨姆邦的整体生育率已下降到1.9，但部分地区的出生率依然高得惊人;而北方邦拥有多达两亿人口，是印度第一人口大邦，总和生育率为2.7，远高于印度平均水平。
但两邦的人口控制政策却在印度国内引起巨大争议。首先，人口控制是否还应继续作为政策重点值得商榷。鉴于目前印度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许多专家认为政府应当转向关心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及日益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其次，单纯通过奖惩来进行人口控制未必能见效。在北方邦人口新政提出后，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就曾指出，降低生育率的重点应是提升教育水平。目前未受教育的印度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3.07，而北方邦女性识字率仅为63.4%，这是其生育率偏高的重要原因。第三，印人党力推生育控制政策背后的政治动机，很可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直着力渲染的“生育替代”。印度有句俗语为“Hum paanch，hamare pachees”，意为穆斯林一夫四妻的五口之家能生育25个后代，人口繁衍速度会大大高于印度教徒家庭。印度教右翼势力对此感到强烈不满和不安，认为穆斯林群体迟早会通过高生育率挤占印度教徒社群人口空间，因此必须对其生育加以控制。尽管目前印度穆斯林的总和生育率为2.6，确实高于印度教徒的2.1，但从1990年代开始，其生育率下降速度远超印度教群体，双方差距不断缩小。从1993年到2016年，印度穆斯林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1.78，而印度教徒下降了1.17。部分穆斯林人口集中地区，如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甚至已降到1.4。但在此情况下，北方邦首席部长仍公开表示“将确保人口平衡”并“在生育率较高的社区或群体中开展人口控制运动”;阿萨姆邦首席部长则呼吁印度穆斯林采取“体面的计划生育”措施。讽刺的是，印人党及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三名以上子女，并经常发表言论鼓励印度教徒多生育，由此可见，其人口政策目标更多是保持印度教徒的人数优势。
2021年6月18日，印人党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尔玛宣布将在该邦实施“二孩政策”。目前，全印多邦已提出或执行此类政策。
人口政策应当服务于国家发展。如今，印度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庞大人口究竟会成为资源还是负累。“人口红利”曾被认为是印度的一大发展优势，若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依赖供养的人口增速，便可把经济增长率提升到稳态水平之上。但印度的活跃劳动力仅占人口的50%，远低于美国的62%和中国的64%，因此预计到2030年，印度劳动人口与依赖供养人口的增速比例才仅能超过0.4，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结构无法容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印度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份额长期在15%上下，2019年只有4000万印度人正式受雇于制造业，而农业长期占GDP比例近20%，这显示出印度大量劳动力长年被困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中。印度的工作年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一路走低，从200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2.5%，不仅远低于中国的68.6%，甚至也低于孟加拉国的38.5%和斯里兰卡的37.6%。这不仅意味着印度妇女经济地位在不断恶化，也意味着印度有大量适龄劳动力无法对社会生产作出贡献。
换言之，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人口增长的不可控制，而是政府未能创造出足以实现该国人口红利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尽管印人黨推出的人口政策一直打着“发展”和“反贫困”的旗号，但若真是为了发展，印度政府则应当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教育和生活水平上，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出乎意料的印度人口增长趋势
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人口预测，印度将在2027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就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且速度之快出乎意料。
放任人口膨胀从来不是印度的国策。早在1952年，印度政府就出台了“全国计划生育政策”（NFPP）。但由于医疗资源、财政和人力限制，该计划并未产生明显效果，20世纪60年代印度总和生育率依然接近6.0。1966年，印度政府开始把绝育作为工作重点，设定硬指标来促进已婚育龄妇女使用避孕药具。这套体系在1977年更名为“国家家庭福利方案”（NFWP），但同样收效甚微，1980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仍高达4.9。在此之后，随着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和社会快速发展，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趋势。
2000年5月，在印度人口跨越10亿大关之时，当时的印人党政府宣布了修订后的国家人口政策，并成立由印度总理担任主席的“国家人口委员会”以推进“二孩政策”。此后一段时期，印度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继续保持大幅下降趋势。2020年12月公布的第五次“印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结果表明，2019～2020年度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绝大部分邦的生育率已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但是，学界普遍认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政府政策得力，而是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印度家庭收入不再仅与劳动力数量挂钩，教育投入回报率和子女抚养成本均大幅上升，医疗资源的增加和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节育手段能够被进一步推广。
由于生育率下降高于预期，1990年代后便有学者主张印度人口政策应转向以发展为重点。然而，印人党政府似乎仍将控制人口作为第一要务。尽管印度目前没有全国性的“二孩政策”，但除阿萨姆邦和北方邦外，提出或执行此类政策的还有安得拉邦、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拉贾斯坦邦、比哈尔邦、古吉拉特邦和北阿坎德邦等人口大邦。
意见分歧和政治动机
从表面上看，阿萨姆邦和北方邦出台新政控制人口的理由充分。尽管阿萨姆邦的整体生育率已下降到1.9，但部分地区的出生率依然高得惊人;而北方邦拥有多达两亿人口，是印度第一人口大邦，总和生育率为2.7，远高于印度平均水平。
但两邦的人口控制政策却在印度国内引起巨大争议。首先，人口控制是否还应继续作为政策重点值得商榷。鉴于目前印度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许多专家认为政府应当转向关心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及日益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其次，单纯通过奖惩来进行人口控制未必能见效。在北方邦人口新政提出后，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就曾指出，降低生育率的重点应是提升教育水平。目前未受教育的印度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3.07，而北方邦女性识字率仅为63.4%，这是其生育率偏高的重要原因。第三，印人党力推生育控制政策背后的政治动机，很可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直着力渲染的“生育替代”。印度有句俗语为“Hum paanch，hamare pachees”，意为穆斯林一夫四妻的五口之家能生育25个后代，人口繁衍速度会大大高于印度教徒家庭。印度教右翼势力对此感到强烈不满和不安，认为穆斯林群体迟早会通过高生育率挤占印度教徒社群人口空间，因此必须对其生育加以控制。尽管目前印度穆斯林的总和生育率为2.6，确实高于印度教徒的2.1，但从1990年代开始，其生育率下降速度远超印度教群体，双方差距不断缩小。从1993年到2016年，印度穆斯林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1.78，而印度教徒下降了1.17。部分穆斯林人口集中地区，如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甚至已降到1.4。但在此情况下，北方邦首席部长仍公开表示“将确保人口平衡”并“在生育率较高的社区或群体中开展人口控制运动”;阿萨姆邦首席部长则呼吁印度穆斯林采取“体面的计划生育”措施。讽刺的是，印人党及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三名以上子女，并经常发表言论鼓励印度教徒多生育，由此可见，其人口政策目标更多是保持印度教徒的人数优势。
红利还是负累？
人口政策应当服务于国家发展。如今，印度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庞大人口究竟会成为资源还是负累。“人口红利”曾被认为是印度的一大发展优势，若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依赖供养的人口增速，便可把经济增长率提升到稳态水平之上。但印度的活跃劳动力仅占人口的50%，远低于美国的62%和中国的64%，因此预计到2030年，印度劳动人口与依赖供养人口的增速比例才仅能超过0.4，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结构无法容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印度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份额长期在15%上下，2019年只有4000万印度人正式受雇于制造业，而农业长期占GDP比例近20%，这显示出印度大量劳动力长年被困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中。印度的工作年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一路走低，从200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2.5%，不仅远低于中国的68.6%，甚至也低于孟加拉国的38.5%和斯里兰卡的37.6%。这不仅意味着印度妇女经济地位在不断恶化，也意味着印度有大量适龄劳动力无法对社会生产作出贡献。
换言之，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人口增长的不可控制，而是政府未能创造出足以实现该国人口红利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尽管印人黨推出的人口政策一直打着“发展”和“反贫困”的旗号，但若真是为了发展，印度政府则应当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教育和生活水平上，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