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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教育会议上企业家向教育界“集体发飙”》的文章,内容提要如下:
一面是毕业生为工作难找发愁,一面是企业感慨招不到人;一面是学校不断开设新课程,一面是企业埋怨学生动手能力差……日前,在上海财大举行的“中国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的必要性”研讨会上,十多位企业界代表对现在的毕业生提出不少建议,呼吁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教育界人士也对此坦率回应,国内的教育的确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了。
现场:企业对现在的毕业生满腹怨言
在会上,上海百联集团监事长顾叶飞指出,不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员工在他看来并不合格,“他们的表达能力太差,不知道怎样和同事沟通,可能在学校里从未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他们的文字能力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写应用文,写字完全用电脑和打印机代替……教育真的不改不行了!”
上汽工业教育基金会培训中心副主任蒋建华也认为,现在不少高校在应用学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一方面课程内容范围太广,重点不够突出;另一方面教师也往往缺乏实践经验,这也影响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如果说企业要参与教育改革,那么原动力就是招不到人、留不下人!”上海技鸿职教服务董事长凌海明在会上表示:虽然现在就业形势不好,但求职者的择业态度也有问题,企业对于中职学历人才的否定,往往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职业素质,“我们曾参与过一家企业求职招聘的全过程,最先有200多名学生听招聘讲座,但坚持听完的却不到一半,后来有20人参加了面试,10人被录用,但是只有3人到岗工作。几天之后,这仅存的3人又全部走光了!”凌海明说,现在不少企业判断一所中职学校的好坏,标准就是“学生是否会跑”。因此,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职业态度教育,应该是中职教育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块儿。
调研:近七成企业对教育现状“不满”
会上,财大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郭玉贵教授领衔还发布了一份题为“基金会与企业推动教育改革”的调研报告,其中显示,企业并不缺乏支持教育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能早日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
调研者对上海、苏州、北京和广州等城市多家很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回收了30份问卷,其中上海企业占到了2/3。这些企业中,只有2家企业有自己的独立的基金会组织,但是与此相对的是,有近80%的企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教育事业有过支持,支持的形式多为捐助学校、资助贫困及优秀学生和教师等。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认为,企业的发展与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或有很大的关系。然而,有60.9%的企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分别有47.8%和43.5%的企业认为教育改革“很有必要”和“比较有必要”,只有8.7%的企业认为“没有必要”。
对学生能力满意度方面,调研者针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交际能力和心理素质等14个方面企业的满意度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学生的多项能力和素质方面无法完全达到企业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亟待提高。
评论:“教育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何以不合格
如果学校无法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就相当于商场得不到合格的出厂产品。可又不得不拿些商品来充斥货架,结果是: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被顾客买走,回家不能用,到头来埋怨商家,使利益双方失信,造成恶性循环。
毋庸置疑,这是教育的误区,可教育部门在三十年前可谓万众瞩目——刚恢复高考时,多少青年从各地疯狂地赶往考场,说是为了考取功名,实际上,他们是为自己的一生兑现一种久违的承诺,而大学校门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承诺的平台。
那时的教育机构,就是观音菩萨,它救了不知多少位踌躇满志的学子,让多少怀才不遇的人有了重生的机会。而也因为如此,学历便被推到了皇帝宝座上,所有人都推举它、崇尚它,所有单位、企业、个人、家庭都以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文凭)作为生命的标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充斥着全社会——其实,对现实而言,它不再是儒家的教条,而是“文革”后对教育破坏程度的反弹。
那一代的家长,所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在参加工作时得到过同样的待遇——学历可以决定你的职位、工资标准、以及领导和同事对你的印象。这些可都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资本呀,因此许许多多的家长,在成家立业后仍然要去补课,其实,他们不是在学东西,主要是在补文凭,为自己的待遇增加一些砝码。
进而,他们会将这种“学历=生活”的生存经验传递给孩子,毕竟,这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体验来的安全感,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天然地要成为孩子们的压力——他们也要为家长的不安全感负责,所以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在孩子还没有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去为他们报一些特长班,进入学校后,更是要择校,关注成绩。后果也当然是剥夺了孩子的童真,使孩子们失去了创造力和主动性的能量。可这难道也是家长的错吗?
多年来的应试教育,与“文革”后教育的振兴有关,因此严格上说,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比如数理化、史地政,这种明显的、老化的、被无数人恪守的文理分科,让学子们一旦进了课堂,便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分离,外面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这几门课的成绩负责。
外语,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时髦的东西,它是跟着外企走的,是跟着向西方学习走的,每个人都要看外语成绩,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接触老外,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要进外企,那么一些外语一般,但其他科目突出的学子,便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或国学家……因为他们因为外语成绩不佳而无法进入大学。
语文也总是在做同三件事:生字解词、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背诵。这种每天要重复进行的模式化让学子很难对国文中的深义进行探究,很难体会和享受那些文学大师们当年的心灵感悟,因而不会有什么创意性文学作品在这些学子中出现,畅销的文学作品也只是一些异类的痞子文学或武侠作品,其实,这种逆反与脱离实际的创作之所以畅销,也是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语文教育模式的一种无形反抗。那么,语文一定是这个教法吗?中华千古的文化精髓,该由怎样的方式传承下来?
这不光是老师的素质问题,因为老师们也是被这样教出来的,问题还在于:考试就考这些,你再有创意,对不起,不加分,不按格式来还减分。一下子束缚了学子的思维,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永远是个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人一旦出国就能出来几条龙,老实说,中国人的思维“不差钱”,就是教育体制中陈旧的束缚太多,导致学子无法自由创意、发挥,一个分数就可以拿住你,而将来的饭碗又与这分数有直接关系。哈哈,为了活着,家长们只能定做孩子,老师们也只能将政绩的压力溢出给学生,一句话,孩子不仅要为家长们的安全感负责,也要为学校的政绩负责,那么,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将来负责?
无奈,也无力与这种束缚较量,家长们能做的,也只能是用严格要求把孩子们绑在家里,学校再用铺天盖地的作业和考卷将孩子拴在教室里,所有的鸟都飞不出去,到处都是笼子。那么将来到了社会上,一旦放出去让它们自由飞翔、自己觅食,也就难上加难了。
结论: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本着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原则
其实,中国的高考制度或教育资源分配应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各省或各地区应该本着培养人才、顺应本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的理念,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教育产业。
据报道,湖南首先在高考制度中不分文理科,因为它是文化大省,也是轻工业发展基地,加之长江中下游地区独特的区域特征,应着重发展城市建设、文化产业以及科技产业等。因此,它应该以广泛地吸纳人才为主,在教育模式上放宽政策,培养综合性人才,着重于管理、创新、金融等,这种人才不可以过于在文理分科上教条划分,必须左右脑不分家,既有组织能力,也有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还要具有创意性思维。
可针对其他一些地区的具体情况,文理科目也许分开会比较有利,总之,各地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措施,不应该,特别是在教育上不应该一刀切。毕竟,这么大个国家,各地发展水平都不同,复合型、现实性人才都要从受教育中选拔。让农业大省的人才多成为水稻专家,工业大省的人才多成为创新高手,科技大省的人才多成为科学家……使人尽其用,学有所用,学子们受到家乡的栽培,学成后衣锦还乡,再将所学贡献于家乡,情感和才华全部兑现,那么学子們的学习也就有了目标,家长也会支持,学校也会真的有了政绩。
(来源:“搜狐网”)
一面是毕业生为工作难找发愁,一面是企业感慨招不到人;一面是学校不断开设新课程,一面是企业埋怨学生动手能力差……日前,在上海财大举行的“中国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的必要性”研讨会上,十多位企业界代表对现在的毕业生提出不少建议,呼吁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教育界人士也对此坦率回应,国内的教育的确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了。
现场:企业对现在的毕业生满腹怨言
在会上,上海百联集团监事长顾叶飞指出,不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员工在他看来并不合格,“他们的表达能力太差,不知道怎样和同事沟通,可能在学校里从未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他们的文字能力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写应用文,写字完全用电脑和打印机代替……教育真的不改不行了!”
上汽工业教育基金会培训中心副主任蒋建华也认为,现在不少高校在应用学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一方面课程内容范围太广,重点不够突出;另一方面教师也往往缺乏实践经验,这也影响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如果说企业要参与教育改革,那么原动力就是招不到人、留不下人!”上海技鸿职教服务董事长凌海明在会上表示:虽然现在就业形势不好,但求职者的择业态度也有问题,企业对于中职学历人才的否定,往往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职业素质,“我们曾参与过一家企业求职招聘的全过程,最先有200多名学生听招聘讲座,但坚持听完的却不到一半,后来有20人参加了面试,10人被录用,但是只有3人到岗工作。几天之后,这仅存的3人又全部走光了!”凌海明说,现在不少企业判断一所中职学校的好坏,标准就是“学生是否会跑”。因此,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职业态度教育,应该是中职教育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块儿。
调研:近七成企业对教育现状“不满”
会上,财大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郭玉贵教授领衔还发布了一份题为“基金会与企业推动教育改革”的调研报告,其中显示,企业并不缺乏支持教育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能早日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
调研者对上海、苏州、北京和广州等城市多家很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回收了30份问卷,其中上海企业占到了2/3。这些企业中,只有2家企业有自己的独立的基金会组织,但是与此相对的是,有近80%的企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教育事业有过支持,支持的形式多为捐助学校、资助贫困及优秀学生和教师等。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认为,企业的发展与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或有很大的关系。然而,有60.9%的企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分别有47.8%和43.5%的企业认为教育改革“很有必要”和“比较有必要”,只有8.7%的企业认为“没有必要”。
对学生能力满意度方面,调研者针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交际能力和心理素质等14个方面企业的满意度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学生的多项能力和素质方面无法完全达到企业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亟待提高。
评论:“教育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何以不合格
如果学校无法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就相当于商场得不到合格的出厂产品。可又不得不拿些商品来充斥货架,结果是: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被顾客买走,回家不能用,到头来埋怨商家,使利益双方失信,造成恶性循环。
毋庸置疑,这是教育的误区,可教育部门在三十年前可谓万众瞩目——刚恢复高考时,多少青年从各地疯狂地赶往考场,说是为了考取功名,实际上,他们是为自己的一生兑现一种久违的承诺,而大学校门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承诺的平台。
那时的教育机构,就是观音菩萨,它救了不知多少位踌躇满志的学子,让多少怀才不遇的人有了重生的机会。而也因为如此,学历便被推到了皇帝宝座上,所有人都推举它、崇尚它,所有单位、企业、个人、家庭都以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文凭)作为生命的标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充斥着全社会——其实,对现实而言,它不再是儒家的教条,而是“文革”后对教育破坏程度的反弹。
那一代的家长,所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在参加工作时得到过同样的待遇——学历可以决定你的职位、工资标准、以及领导和同事对你的印象。这些可都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资本呀,因此许许多多的家长,在成家立业后仍然要去补课,其实,他们不是在学东西,主要是在补文凭,为自己的待遇增加一些砝码。
进而,他们会将这种“学历=生活”的生存经验传递给孩子,毕竟,这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体验来的安全感,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天然地要成为孩子们的压力——他们也要为家长的不安全感负责,所以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在孩子还没有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去为他们报一些特长班,进入学校后,更是要择校,关注成绩。后果也当然是剥夺了孩子的童真,使孩子们失去了创造力和主动性的能量。可这难道也是家长的错吗?
多年来的应试教育,与“文革”后教育的振兴有关,因此严格上说,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比如数理化、史地政,这种明显的、老化的、被无数人恪守的文理分科,让学子们一旦进了课堂,便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分离,外面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这几门课的成绩负责。
外语,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时髦的东西,它是跟着外企走的,是跟着向西方学习走的,每个人都要看外语成绩,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接触老外,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要进外企,那么一些外语一般,但其他科目突出的学子,便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或国学家……因为他们因为外语成绩不佳而无法进入大学。
语文也总是在做同三件事:生字解词、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背诵。这种每天要重复进行的模式化让学子很难对国文中的深义进行探究,很难体会和享受那些文学大师们当年的心灵感悟,因而不会有什么创意性文学作品在这些学子中出现,畅销的文学作品也只是一些异类的痞子文学或武侠作品,其实,这种逆反与脱离实际的创作之所以畅销,也是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语文教育模式的一种无形反抗。那么,语文一定是这个教法吗?中华千古的文化精髓,该由怎样的方式传承下来?
这不光是老师的素质问题,因为老师们也是被这样教出来的,问题还在于:考试就考这些,你再有创意,对不起,不加分,不按格式来还减分。一下子束缚了学子的思维,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永远是个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人一旦出国就能出来几条龙,老实说,中国人的思维“不差钱”,就是教育体制中陈旧的束缚太多,导致学子无法自由创意、发挥,一个分数就可以拿住你,而将来的饭碗又与这分数有直接关系。哈哈,为了活着,家长们只能定做孩子,老师们也只能将政绩的压力溢出给学生,一句话,孩子不仅要为家长们的安全感负责,也要为学校的政绩负责,那么,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将来负责?
无奈,也无力与这种束缚较量,家长们能做的,也只能是用严格要求把孩子们绑在家里,学校再用铺天盖地的作业和考卷将孩子拴在教室里,所有的鸟都飞不出去,到处都是笼子。那么将来到了社会上,一旦放出去让它们自由飞翔、自己觅食,也就难上加难了。
结论: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本着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原则
其实,中国的高考制度或教育资源分配应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各省或各地区应该本着培养人才、顺应本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的理念,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教育产业。
据报道,湖南首先在高考制度中不分文理科,因为它是文化大省,也是轻工业发展基地,加之长江中下游地区独特的区域特征,应着重发展城市建设、文化产业以及科技产业等。因此,它应该以广泛地吸纳人才为主,在教育模式上放宽政策,培养综合性人才,着重于管理、创新、金融等,这种人才不可以过于在文理分科上教条划分,必须左右脑不分家,既有组织能力,也有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还要具有创意性思维。
可针对其他一些地区的具体情况,文理科目也许分开会比较有利,总之,各地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措施,不应该,特别是在教育上不应该一刀切。毕竟,这么大个国家,各地发展水平都不同,复合型、现实性人才都要从受教育中选拔。让农业大省的人才多成为水稻专家,工业大省的人才多成为创新高手,科技大省的人才多成为科学家……使人尽其用,学有所用,学子们受到家乡的栽培,学成后衣锦还乡,再将所学贡献于家乡,情感和才华全部兑现,那么学子們的学习也就有了目标,家长也会支持,学校也会真的有了政绩。
(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