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构与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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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历来重视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并善于将民族宗教问题放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认识和政治策略。但是在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面对的挑战和任务要求我们与时俱进,进一步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升我们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全面研究宗教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进一步在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对外开放、增强综合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
其他文献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实现近代化,中国近代的变革者们无不向西方寻找真理,引进西学。他们向西方学习是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从开始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发展为学习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从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而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那时西方人极力向中国传播的基督教却不感兴趣,甚至拒不接纳。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西方并不全面。
差异是一个关系性范畴,它指称的是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也可以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差异是儒学的核心信念,以差异为基础的秩序、统一、和谐是儒学在伦理、政治、自然观上的根本追求。历代儒家学者通过对差异性的不断论证,把它上升到宇宙本然的层面,丰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如果把道德对技术应用的规约视为是善对技术之真的一种后置性规约的话,那么,道德对技术发明或者技术生成的规约则可视为是善对技术之真的一种前置性规约。善对技术之真的前置性规约何以可能?其规约的一般机制如何?这种前置性规约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这些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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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昆明理工大学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2月13—14日在云南昆明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央党校、浙江大学、湖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侨大学、云南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及德国波鸿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和阿登纳基金会驻中国代表等共约8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从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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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道家道教理论最高、最中心的范畴,几乎每一个道家道教学者都不能不对此有所论述,形成自己的道论。故道论在道家道教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衡量道家道教学者思想特色的重要标尺。葛洪作为东晋著名学者、道教理论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其生卒年、家世的考证以及其思想特征的研究,都卓有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关于葛洪道论的研究也异彩纷呈,但细究起来,由于缺乏与其他诸家道论的比较,不仅看不出葛洪道论的继承发展,甚至看不清其自身相关概念的理论差别,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薄弱环节。
王永祥同志是“文革”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读研究生,后来辗转去了河北社会科学院。他一直从事辩证法史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矛盾理论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他已出版有《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和《西方同一思想史》两本专著,这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矛盾问题新探》,收入的则是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研究此问题的系列论文和论著的有关章节。这可以说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矛盾问题的结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类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日益加重。面对20世纪人类的文化危机,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其中蒂利希的文化神学可谓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