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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罗伯特·卡帕随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一起来到中国，担任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有人记得，卡帕在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名叫姬达·塔罗（Gerda Taro）的女人的照片。在中国，他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别人，那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说，她已经去世了。
姬达·塔罗，只是一个属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吗？她只是令某个男人念念不忘的“费昂赛”吗？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姬达·塔罗，在她死后80年，才有机会以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如今，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性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而且也是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在80年前，可不是女性可以轻易染指的行当。在历史的云遮雾罩中，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忘记许多应该记得的事实，尤其是她的那个比她小三岁的情侣、新闻记者同行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
与那个口口相传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几乎同时，姬达·塔罗的摄影作品图录于2008年出版，她的摄影个展也在2010年举办。2009年，更有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以姬达·塔罗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等待罗伯特·卡帕》出现（中译本书名为《等待卡帕》）。
一
卡帕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塔罗1910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原名姬达·波霍利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帕触犯了匈牙利的独裁者；而年长卡帕三岁的塔罗，则因无法忍受纳粹的高压统治而去国。两人都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二战前的“花都”巴黎，是当时世界上吸引了最多各国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城市，其中包括大量的犹太人移民。
对于文化背景复杂、语言多样的各国移民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生存下来，是个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盛开视觉文化之花，供市民阅读的各式画报纷纷出现，画报与报刊对照片的需求也急速增长。摄影师这个职业，对于难以凭异国语言文字谋生乃至出头的移民来说，似乎较容易胜任。于是，以制造视觉图像为生，成为了一些欧洲移民的重要选择。
弗里德曼与波霍利勒，这对在巴黎结识的犹太人情侣，在机会多多的巴黎，以异想天开的想象力，胆大包天地捏造了伪名，干起了摄影图片生产与自我经纪的营生。弗里德曼改姓卡帕，国籍是美国。而姓波霍利勒的女人变成了塔罗。于是，卡帕和塔罗成为同行，女的从事图片推销，男的专管影像生产。貌美的女推销员容易打开市场，而雄健的“美国”男摄影家则四处奔走，捕捉人间世相供人消遣，也为历史留证。
回头看，这对富于创意的犹太人情侣，一搭一档，自我经纪，肥水不外流的经营方式，其实就是后来1947年马格南图片社成立的初衷。这个至今仍然向世界源源提供大量报道摄影杰作的图片社，其由摄影家来经纪、管理摄影家作品的自我经纪风格，创想就滥觞于塔罗和卡帕的经纪方式。
虽然有出色的推销才能，但塔罗显然志不在此。比卡帕年长三岁的塔罗，通晓五国语言，显然不在只能通过视觉语言谋生者之列。早在1936年2月，她就获得了荷兰通讯社“A.B.C.新闻服务”所颁发的记者证，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而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也给了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各国记者们建立功名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当卡帕于同年9月5日拍摄了那张后来争议不断的《中弹的士兵》而一举成名后，塔罗或许更有一种紧迫感，要证明自己。
二
他们两人对于功名有着同样强烈的企图心，结果这种企图心在卡帕成名后，隐隐地成为他们感情的毒药。两人感情上的趋冷应该就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卡帕成就大名，从此不愁稿约；而塔罗作为一个刚起步的记者，也要马力全开地打造自己的专业声誉。因此，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塔罗长时间地“泡”在了战场，无暇经营卡帕的照片。尽管卡帕此时已经打开局面，但一直习惯了有人帮助推销与经营的他，看到塔罗竟然埋头于自己的记者事业中，心情会不复杂？可是，两人当初确定的合作方式，却使得她无从展现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人也不是。”这是小说中的塔罗对卡帕发出的抱怨。
类似两人关系微妙变化的事情，其实始终充斥于艺术史上的大师与模特儿情侣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只是在一对对艺术情侣中，较少有女人会像塔罗那样，如此决绝地从情侣与经纪人的身份毅然转身，成为一个敬业的职业记者。
人类任何涉及精神的宏大事业，可能都需要ICON（图符）来概括，以传播其信念，激励其信众。而一场战争也同样需要ICON。书中说，“‘一个没有形象的事业，不仅是一项被遗忘的事业，而且是输掉的事业，’他（卡帕）在十一月十八日给姬达的信中写道。”此言是否小说家言，我无法确认，但却实实在在地道出现代各种正道与斜业之奥秘。试看古往今来种种伟大或不伟大的实践，哪个党派、宗教、帮会不去制造、寻找、挪用一些图符，使之成为统御门徒为之效力、蛊惑众人献身赴死的符咒？20世纪是大众传播的世纪，更是视觉传播的世纪。各种图像，或给时代添乱，或给众人助威，或揭示真相，或滋事生非。20世纪的神人、能人们，对图像爱恨交加。如果说《中弹的士兵》既成为卡帕成名与盛名的起点，也是西班牙内战的ICON的话，其实好胜要强的塔罗，在她的比卡帕的西班牙采访似乎更为坚韧、艰苦与长期的采访工作中，也在孜孜寻找一枚属于她自己、也属于与她有关的时代的ICON。
塔罗找到了。那张身着短打的女性手持手枪，单膝跪地，身体前倾做出瞄准击发姿势的照片（本文题图），就是塔罗在西班牙所摄，然后发表在《VU》杂志上。在这张照片里，这位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西班牙女性，其举枪姿势富于动感，形成蓄势待发之势。塔罗捕捉到的这个姿势，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欧洲女性（尤其是西班牙女性），很具象征意义。她们正在大时代中积蓄能量，等待并寻找一跃而起的机会。在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塔罗拍摄到的武装女性形象，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一张女性记者为女性自身所选择并定格下来的历史性照片。这个瞬间不仅表明西班牙女性为了保卫共和而走向战场，也象征了女性在战争中从一般意义上的后方走向前线的历史性变化。如今，这张照片更可以被看成是20世纪现代史上，欧洲女性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作品。这个女兵的身影，其实也与塔罗拍摄照片的身影重叠。如果那位女性手中的手枪换成一台相机，姿势稍作变换，也许就是塔罗摄影时的势态。这张照片，属于塔罗，也属于20世纪的女性。她等待卡帕，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如果我们把塔罗的这张照片与卡帕的《中弹的士兵》结合在一起解读的话，也许对于我们理解西班牙内战会有更大帮助。如果说《中弹的士兵》是为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做出的献身与失败所做的悲壮注解，那么塔罗的《受训女兵》则成为了西班牙人民、尤其是女性为争取自我实现与社会进步的视觉象征。他们两人都面临移民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的问题，而作为女性，塔罗的自我实现之路也许更为艰苦。但是，他们终究都以各自的方式获得了各自的自我实现。
1937年7月25日，就在她计划回巴黎前一天，塔罗在前线遭到共和军一方的坦克的刮擦而身负重伤，在送医院后于次日不治身亡。在巴黎的卡帕，是从共产党作家路易·阿拉贡那里获得了这一消息。阿拉贡主编的《今晚报》在头版刊出了塔罗去世的消息。1937年8月1日，帕布罗·毕加索、安德烈·马尔罗、保罗·尼赞、路易·阿拉贡、让·雷诺阿等许多法国文化人，都来到在巴黎举行的葬礼现场，表达对于塔罗的哀悼之意。而这一天，刚好是她的27岁生日。虽然塔罗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但她的葬礼却由法共操办，而且，她为期100年的拉雪兹神父墓地的使用权，也是法共出资为她购买的。
三
作为一个在新闻史以及摄影史上受到忽视的记者，塔罗的工作直到所谓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才受到正视。藏身于三个纸箱中的大量胶片，分别属于《等待罗伯特·卡帕》书中的三位主人公：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大卫·“奇姆”·西蒙。这三个纸箱，是卡帕1939年离开巴黎赴纽约时匆忙交给犹太人、匈牙利摄影家伊姆雷·威兹保管的，但此人后来在马赛被捕，纸箱落入同情西班牙共和军方面的墨西哥外交官手中。三只纸箱随着外交官辗转到了墨西哥。卡帕的弟弟科内尔·卡帕后来创设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2007年，这三只纸箱由ICP收藏。经过摄影史专家的仔细考辨，保存在纸箱中的塔罗拍摄的大量照片，也终于重见天日。
由于卡帕和塔罗两人当时所使用的相机不同，也使得后人得以方便地区别两人的摄影作品。塔罗开始采访时使用的是方画幅的禄来相机，而卡帕使用的则是机动性更好的徕卡135相机。当初两人的报道摄影作品以一个名字“罗伯特·卡帕”面世，发表在《VU》、《苏黎士画报》等著名的视觉系杂志上。但后来，塔罗也开始发表署有“PHOTO TARO”字样的照片，这显示她开始展现其作为记者的独立性。通过对于照片小样印张与采访手记的仔细比对，人们终于把一个女摄影家从历史的暗影中拉了出来。
不过，塔罗后来也许也体会到了小型相机的便捷，因此开始用起了小型相机。这就为区别她与卡帕的照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四
了解1930年代的卡帕、塔罗的活动，须得要把他们放进一个艺术史上所谓的“两战间”（between wars）这个特殊时段里考察。一战后、二战前，是一个战争、政治与文化复杂交织的时代。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战争的阴影（包括之前的和将来的战争阴影）越是浓重，文化的创造却越是绚烂多彩。当时的欧洲，一战刚结束不久，而二战的威胁却接踵而来。刚刚走出一战阴影的人们，在欲望与物质享受上，有足够的理由与机会满足自己。而强烈的创造冲动也在每个有着艺术天赋的艺术家内心里奔窜。在文化艺术的所有方面，都有杰出的大师与作品面世。无论是高文化还是低文化，也都有符合时代精神需求的精彩表现。恰恰就是在这个充满了危险、诱惑与冲突的时代，人们的理性与情感找到了形式丰富的表现出口。
而因为政治与社会原因造成的流亡与移民，也使得当时国界的概念受到严峻挑战。欧洲各民族国家才稳固不久，却又因为移民的流动而使得民族国家的身份形象变得有点模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流动与杂交，却成为了20世纪文化生产的催化剂。比如匈牙利，乃至在一战中崩解的奥匈帝国，就在“二战间”这个特殊时期为世界输送了大批的优秀摄影家。卡帕是其一，另外还有马丁·蒙卡西、安德烈·柯特兹、布拉塞、拉兹罗·莫霍利-纳吉、丽赛德·莫德尔等。
革命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尤其给女性走进社会、对改变社会而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在玛格丽特·胡克斯的《蒂娜·莫多蒂：摄影家与革命》（1993年）中提到，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护理工作的摄影家莫多蒂在战地救护工作中与卡帕、塔罗有过接触。意大利裔美国人莫多蒂，是美国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的情人，与他出奔到墨西哥。但她后来就此滞留墨西哥，先成为摄影家，后又变身为职业革命家，遭墨西哥政府驱逐而流亡欧洲。在西班牙内战时，莫多蒂是以护士身份帮助共和国一方。胡克斯在书中提到，知道莫多蒂真实身份（摄影家）的塔罗曾经劝莫多蒂重归摄影。但已经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的莫多蒂拒绝了，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从事两种工作。塔罗与莫多蒂，两个跨越了各自祖国边界的现代女性，走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卡帕、塔罗们的成名，还得益于摄影技术的进步与大众传播的形成。记者们终于可以把机动性高强的小型照相机随身携带到现场。大批新闻现场照片的出现，大大刺激了市民“看”的欲望，新闻也因此发生从“读”到“看”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帕、塔罗们就是20世纪视觉文化的助产士。
他们两人，都以战地报道留名青史，表面上看似乎仰赖血与火成名。但实际上，较全面地观览他们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采访中更多着墨于身处战争这个非常态中的人的人性显现，关注的是人性中不移的心性与生活中更为持久的常态性事物。他们的照片之所以更多地驻留于人们心中，其实亦多与此有关。
五
塔罗去世后，卡帕的内心似乎就从此形同荒漠。塔罗发明了“卡帕”这个名字，并促使罗伯特·卡帕为众人所知。如今，这个发明者不存在了，卡帕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又何在呢？他走向了虚无，把冒险犯难换来的高额稿费迅即投入赌博，也与众多美丽女性厮混。他出生入死，也醉生梦死，内心但求及早与“卡帕”的生产者同归一起。从《等待罗伯特·卡帕》书名看，似乎卡帕是一个被等待者，但也许，在塔罗死后，卡帕就从一个被等待者成为了一个等待者。他在可以麻痹自身的酷烈的战地报道中，默默地等待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去与塔罗相遇。 西班牙内战进行中，在欧洲人眼中的远东，中国大地上抗日战争的烽烟已燃起。与伊文斯、奥登和伊修伍德同船来华的卡帕，在他内心可以说是孤身来到中国。因为当初卡帕曾与塔罗相约，要一起去中国采访。人们把他在中国“炫耀”未婚妻的举动视为谈资，但此举动于他本人，实乃事出有因。他带上了塔罗的照片，是为了履行一起到中国采访的诺言。在中国，他去了台儿庄战场，去了武汉，去了南昌，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照片。他的中国之行计划中，也包括了报道延安的设想，但因为国民政府的严格监管而失败。
卡帕拍摄的这些中国抗战时期照片，现存超过500张，除了一小部分面世之外，大部分仍然沉睡于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收藏库里。去年11月，本人有幸在ICP目睹这些照片的小样与印放好的大张照片。来自照片的感动，毕竟不同于那些被复制在书本与报刊上的影像。什么时候，这批有关我们民族的抵抗外敌的图像能够与国人见面？
再后来，卡帕来到欧洲战场，见证了诺曼底登陆的宏伟场面。那张游动于奥马哈海边滩涂上的美军士兵的影像，模糊抖动，既传达出战争的动感，也再次见证一个战争摄影老手的惊慌与勇气。即使后来传出卡帕与英格丽·褒曼的绯闻，这段恋情，最后仍告无疾而终。我想原因也许在于，已经是塔罗附体的卡帕，再也无法接受沉稳的生活所带来的安逸的痛苦，也不愿因为自己的职业而令生活伴侣为他担惊受怕。这也许正是对于所爱之人真正的负责态度。卡帕从一个也许是不懂责任的人，到成为刻意回避家庭与责任的人，追根溯源，也许就是塔罗之死。
苏珊娜·富尔特斯认为，从佛朗哥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西班牙亏欠了这两位为她的祖国贡献了才华与生命的年轻人，因此起意以小说《等待罗伯特·卡帕》一书为他们立传。而作者所把控的人物活动年代，也就围绕西班牙内战发生前后的几年时间，因此视角相对收拢，焦点清晰。对于作者来说，如何把握文学与纪实（非虚构）之间的尺度，确实是一个挑战。但由于大量收集到所需素材，因此细节上的真实使得小说仍然饱满。我觉得，此书是一个当代女性作家所写的、试图进入另外一个女性内心的有关一个时代女性的心理传记小说。《国家公敌》导演迈克尔·曼购买了《等待罗伯特·卡帕》一书的改编权，据称，影片将于2012年面世。
卡帕愿意自己是一个“失业的”战地记者。因为他失业，也许就意味着人类暂时相安无事。但是，只要以战争为职业的某些政治寡头与某些组织仍然存在，战地记者这个行当仍然不会消失。在仍然战事不停的叙利亚，不久前刚传来玛丽·柯尔文与摄影记者安东尼·沙迪德阵亡的消息。更早前，在利比亚，更有获得过“罗伯特·卡帕奖”的摄影记者葬身炮火。
卡帕、塔罗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记者们走向战场，不绝于途。人类在战争中的困苦，是记者们所要经历、要告诉大家的。看了此书，我们可以再次确认的是，他们的事业，仍然在继续。因为某些人的战争冲动、喜欢以暴力解决争端的习惯从来没有结束过。
（本文原文为《等待卡帕》一书序言，本刊有删节。）
姬达·塔罗，只是一个属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吗？她只是令某个男人念念不忘的“费昂赛”吗？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姬达·塔罗，在她死后80年，才有机会以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如今，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性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而且也是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在80年前，可不是女性可以轻易染指的行当。在历史的云遮雾罩中，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忘记许多应该记得的事实，尤其是她的那个比她小三岁的情侣、新闻记者同行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
与那个口口相传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几乎同时，姬达·塔罗的摄影作品图录于2008年出版，她的摄影个展也在2010年举办。2009年，更有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以姬达·塔罗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等待罗伯特·卡帕》出现（中译本书名为《等待卡帕》）。
一
卡帕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塔罗1910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原名姬达·波霍利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帕触犯了匈牙利的独裁者；而年长卡帕三岁的塔罗，则因无法忍受纳粹的高压统治而去国。两人都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二战前的“花都”巴黎，是当时世界上吸引了最多各国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城市，其中包括大量的犹太人移民。
对于文化背景复杂、语言多样的各国移民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生存下来，是个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盛开视觉文化之花，供市民阅读的各式画报纷纷出现，画报与报刊对照片的需求也急速增长。摄影师这个职业，对于难以凭异国语言文字谋生乃至出头的移民来说，似乎较容易胜任。于是，以制造视觉图像为生，成为了一些欧洲移民的重要选择。
弗里德曼与波霍利勒，这对在巴黎结识的犹太人情侣，在机会多多的巴黎，以异想天开的想象力，胆大包天地捏造了伪名，干起了摄影图片生产与自我经纪的营生。弗里德曼改姓卡帕，国籍是美国。而姓波霍利勒的女人变成了塔罗。于是，卡帕和塔罗成为同行，女的从事图片推销，男的专管影像生产。貌美的女推销员容易打开市场，而雄健的“美国”男摄影家则四处奔走，捕捉人间世相供人消遣，也为历史留证。
回头看，这对富于创意的犹太人情侣，一搭一档，自我经纪，肥水不外流的经营方式，其实就是后来1947年马格南图片社成立的初衷。这个至今仍然向世界源源提供大量报道摄影杰作的图片社，其由摄影家来经纪、管理摄影家作品的自我经纪风格，创想就滥觞于塔罗和卡帕的经纪方式。
虽然有出色的推销才能，但塔罗显然志不在此。比卡帕年长三岁的塔罗，通晓五国语言，显然不在只能通过视觉语言谋生者之列。早在1936年2月，她就获得了荷兰通讯社“A.B.C.新闻服务”所颁发的记者证，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而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也给了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各国记者们建立功名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当卡帕于同年9月5日拍摄了那张后来争议不断的《中弹的士兵》而一举成名后，塔罗或许更有一种紧迫感，要证明自己。
二
他们两人对于功名有着同样强烈的企图心，结果这种企图心在卡帕成名后，隐隐地成为他们感情的毒药。两人感情上的趋冷应该就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卡帕成就大名，从此不愁稿约；而塔罗作为一个刚起步的记者，也要马力全开地打造自己的专业声誉。因此，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塔罗长时间地“泡”在了战场，无暇经营卡帕的照片。尽管卡帕此时已经打开局面，但一直习惯了有人帮助推销与经营的他，看到塔罗竟然埋头于自己的记者事业中，心情会不复杂？可是，两人当初确定的合作方式，却使得她无从展现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人也不是。”这是小说中的塔罗对卡帕发出的抱怨。
类似两人关系微妙变化的事情，其实始终充斥于艺术史上的大师与模特儿情侣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只是在一对对艺术情侣中，较少有女人会像塔罗那样，如此决绝地从情侣与经纪人的身份毅然转身，成为一个敬业的职业记者。
人类任何涉及精神的宏大事业，可能都需要ICON（图符）来概括，以传播其信念，激励其信众。而一场战争也同样需要ICON。书中说，“‘一个没有形象的事业，不仅是一项被遗忘的事业，而且是输掉的事业，’他（卡帕）在十一月十八日给姬达的信中写道。”此言是否小说家言，我无法确认，但却实实在在地道出现代各种正道与斜业之奥秘。试看古往今来种种伟大或不伟大的实践，哪个党派、宗教、帮会不去制造、寻找、挪用一些图符，使之成为统御门徒为之效力、蛊惑众人献身赴死的符咒？20世纪是大众传播的世纪，更是视觉传播的世纪。各种图像，或给时代添乱，或给众人助威，或揭示真相，或滋事生非。20世纪的神人、能人们，对图像爱恨交加。如果说《中弹的士兵》既成为卡帕成名与盛名的起点，也是西班牙内战的ICON的话，其实好胜要强的塔罗，在她的比卡帕的西班牙采访似乎更为坚韧、艰苦与长期的采访工作中，也在孜孜寻找一枚属于她自己、也属于与她有关的时代的ICON。
塔罗找到了。那张身着短打的女性手持手枪，单膝跪地，身体前倾做出瞄准击发姿势的照片（本文题图），就是塔罗在西班牙所摄，然后发表在《VU》杂志上。在这张照片里，这位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西班牙女性，其举枪姿势富于动感，形成蓄势待发之势。塔罗捕捉到的这个姿势，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欧洲女性（尤其是西班牙女性），很具象征意义。她们正在大时代中积蓄能量，等待并寻找一跃而起的机会。在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塔罗拍摄到的武装女性形象，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一张女性记者为女性自身所选择并定格下来的历史性照片。这个瞬间不仅表明西班牙女性为了保卫共和而走向战场，也象征了女性在战争中从一般意义上的后方走向前线的历史性变化。如今，这张照片更可以被看成是20世纪现代史上，欧洲女性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作品。这个女兵的身影，其实也与塔罗拍摄照片的身影重叠。如果那位女性手中的手枪换成一台相机，姿势稍作变换，也许就是塔罗摄影时的势态。这张照片，属于塔罗，也属于20世纪的女性。她等待卡帕，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如果我们把塔罗的这张照片与卡帕的《中弹的士兵》结合在一起解读的话，也许对于我们理解西班牙内战会有更大帮助。如果说《中弹的士兵》是为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做出的献身与失败所做的悲壮注解，那么塔罗的《受训女兵》则成为了西班牙人民、尤其是女性为争取自我实现与社会进步的视觉象征。他们两人都面临移民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的问题，而作为女性，塔罗的自我实现之路也许更为艰苦。但是，他们终究都以各自的方式获得了各自的自我实现。
1937年7月25日，就在她计划回巴黎前一天，塔罗在前线遭到共和军一方的坦克的刮擦而身负重伤，在送医院后于次日不治身亡。在巴黎的卡帕，是从共产党作家路易·阿拉贡那里获得了这一消息。阿拉贡主编的《今晚报》在头版刊出了塔罗去世的消息。1937年8月1日，帕布罗·毕加索、安德烈·马尔罗、保罗·尼赞、路易·阿拉贡、让·雷诺阿等许多法国文化人，都来到在巴黎举行的葬礼现场，表达对于塔罗的哀悼之意。而这一天，刚好是她的27岁生日。虽然塔罗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但她的葬礼却由法共操办，而且，她为期100年的拉雪兹神父墓地的使用权，也是法共出资为她购买的。
三
作为一个在新闻史以及摄影史上受到忽视的记者，塔罗的工作直到所谓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才受到正视。藏身于三个纸箱中的大量胶片，分别属于《等待罗伯特·卡帕》书中的三位主人公：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大卫·“奇姆”·西蒙。这三个纸箱，是卡帕1939年离开巴黎赴纽约时匆忙交给犹太人、匈牙利摄影家伊姆雷·威兹保管的，但此人后来在马赛被捕，纸箱落入同情西班牙共和军方面的墨西哥外交官手中。三只纸箱随着外交官辗转到了墨西哥。卡帕的弟弟科内尔·卡帕后来创设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2007年，这三只纸箱由ICP收藏。经过摄影史专家的仔细考辨，保存在纸箱中的塔罗拍摄的大量照片，也终于重见天日。
由于卡帕和塔罗两人当时所使用的相机不同，也使得后人得以方便地区别两人的摄影作品。塔罗开始采访时使用的是方画幅的禄来相机，而卡帕使用的则是机动性更好的徕卡135相机。当初两人的报道摄影作品以一个名字“罗伯特·卡帕”面世，发表在《VU》、《苏黎士画报》等著名的视觉系杂志上。但后来，塔罗也开始发表署有“PHOTO TARO”字样的照片，这显示她开始展现其作为记者的独立性。通过对于照片小样印张与采访手记的仔细比对，人们终于把一个女摄影家从历史的暗影中拉了出来。
不过，塔罗后来也许也体会到了小型相机的便捷，因此开始用起了小型相机。这就为区别她与卡帕的照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四
了解1930年代的卡帕、塔罗的活动，须得要把他们放进一个艺术史上所谓的“两战间”（between wars）这个特殊时段里考察。一战后、二战前，是一个战争、政治与文化复杂交织的时代。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战争的阴影（包括之前的和将来的战争阴影）越是浓重，文化的创造却越是绚烂多彩。当时的欧洲，一战刚结束不久，而二战的威胁却接踵而来。刚刚走出一战阴影的人们，在欲望与物质享受上，有足够的理由与机会满足自己。而强烈的创造冲动也在每个有着艺术天赋的艺术家内心里奔窜。在文化艺术的所有方面，都有杰出的大师与作品面世。无论是高文化还是低文化，也都有符合时代精神需求的精彩表现。恰恰就是在这个充满了危险、诱惑与冲突的时代，人们的理性与情感找到了形式丰富的表现出口。
而因为政治与社会原因造成的流亡与移民，也使得当时国界的概念受到严峻挑战。欧洲各民族国家才稳固不久，却又因为移民的流动而使得民族国家的身份形象变得有点模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流动与杂交，却成为了20世纪文化生产的催化剂。比如匈牙利，乃至在一战中崩解的奥匈帝国，就在“二战间”这个特殊时期为世界输送了大批的优秀摄影家。卡帕是其一，另外还有马丁·蒙卡西、安德烈·柯特兹、布拉塞、拉兹罗·莫霍利-纳吉、丽赛德·莫德尔等。
革命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尤其给女性走进社会、对改变社会而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在玛格丽特·胡克斯的《蒂娜·莫多蒂：摄影家与革命》（1993年）中提到，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护理工作的摄影家莫多蒂在战地救护工作中与卡帕、塔罗有过接触。意大利裔美国人莫多蒂，是美国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的情人，与他出奔到墨西哥。但她后来就此滞留墨西哥，先成为摄影家，后又变身为职业革命家，遭墨西哥政府驱逐而流亡欧洲。在西班牙内战时，莫多蒂是以护士身份帮助共和国一方。胡克斯在书中提到，知道莫多蒂真实身份（摄影家）的塔罗曾经劝莫多蒂重归摄影。但已经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的莫多蒂拒绝了，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从事两种工作。塔罗与莫多蒂，两个跨越了各自祖国边界的现代女性，走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卡帕、塔罗们的成名，还得益于摄影技术的进步与大众传播的形成。记者们终于可以把机动性高强的小型照相机随身携带到现场。大批新闻现场照片的出现，大大刺激了市民“看”的欲望，新闻也因此发生从“读”到“看”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帕、塔罗们就是20世纪视觉文化的助产士。
他们两人，都以战地报道留名青史，表面上看似乎仰赖血与火成名。但实际上，较全面地观览他们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采访中更多着墨于身处战争这个非常态中的人的人性显现，关注的是人性中不移的心性与生活中更为持久的常态性事物。他们的照片之所以更多地驻留于人们心中，其实亦多与此有关。
五
塔罗去世后，卡帕的内心似乎就从此形同荒漠。塔罗发明了“卡帕”这个名字，并促使罗伯特·卡帕为众人所知。如今，这个发明者不存在了，卡帕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又何在呢？他走向了虚无，把冒险犯难换来的高额稿费迅即投入赌博，也与众多美丽女性厮混。他出生入死，也醉生梦死，内心但求及早与“卡帕”的生产者同归一起。从《等待罗伯特·卡帕》书名看，似乎卡帕是一个被等待者，但也许，在塔罗死后，卡帕就从一个被等待者成为了一个等待者。他在可以麻痹自身的酷烈的战地报道中，默默地等待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去与塔罗相遇。 西班牙内战进行中，在欧洲人眼中的远东，中国大地上抗日战争的烽烟已燃起。与伊文斯、奥登和伊修伍德同船来华的卡帕，在他内心可以说是孤身来到中国。因为当初卡帕曾与塔罗相约，要一起去中国采访。人们把他在中国“炫耀”未婚妻的举动视为谈资，但此举动于他本人，实乃事出有因。他带上了塔罗的照片，是为了履行一起到中国采访的诺言。在中国，他去了台儿庄战场，去了武汉，去了南昌，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照片。他的中国之行计划中，也包括了报道延安的设想，但因为国民政府的严格监管而失败。
卡帕拍摄的这些中国抗战时期照片，现存超过500张，除了一小部分面世之外，大部分仍然沉睡于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收藏库里。去年11月，本人有幸在ICP目睹这些照片的小样与印放好的大张照片。来自照片的感动，毕竟不同于那些被复制在书本与报刊上的影像。什么时候，这批有关我们民族的抵抗外敌的图像能够与国人见面？
再后来，卡帕来到欧洲战场，见证了诺曼底登陆的宏伟场面。那张游动于奥马哈海边滩涂上的美军士兵的影像，模糊抖动，既传达出战争的动感，也再次见证一个战争摄影老手的惊慌与勇气。即使后来传出卡帕与英格丽·褒曼的绯闻，这段恋情，最后仍告无疾而终。我想原因也许在于，已经是塔罗附体的卡帕，再也无法接受沉稳的生活所带来的安逸的痛苦，也不愿因为自己的职业而令生活伴侣为他担惊受怕。这也许正是对于所爱之人真正的负责态度。卡帕从一个也许是不懂责任的人，到成为刻意回避家庭与责任的人，追根溯源，也许就是塔罗之死。
苏珊娜·富尔特斯认为，从佛朗哥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西班牙亏欠了这两位为她的祖国贡献了才华与生命的年轻人，因此起意以小说《等待罗伯特·卡帕》一书为他们立传。而作者所把控的人物活动年代，也就围绕西班牙内战发生前后的几年时间，因此视角相对收拢，焦点清晰。对于作者来说，如何把握文学与纪实（非虚构）之间的尺度，确实是一个挑战。但由于大量收集到所需素材，因此细节上的真实使得小说仍然饱满。我觉得，此书是一个当代女性作家所写的、试图进入另外一个女性内心的有关一个时代女性的心理传记小说。《国家公敌》导演迈克尔·曼购买了《等待罗伯特·卡帕》一书的改编权，据称，影片将于2012年面世。
卡帕愿意自己是一个“失业的”战地记者。因为他失业，也许就意味着人类暂时相安无事。但是，只要以战争为职业的某些政治寡头与某些组织仍然存在，战地记者这个行当仍然不会消失。在仍然战事不停的叙利亚，不久前刚传来玛丽·柯尔文与摄影记者安东尼·沙迪德阵亡的消息。更早前，在利比亚，更有获得过“罗伯特·卡帕奖”的摄影记者葬身炮火。
卡帕、塔罗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记者们走向战场，不绝于途。人类在战争中的困苦，是记者们所要经历、要告诉大家的。看了此书，我们可以再次确认的是，他们的事业，仍然在继续。因为某些人的战争冲动、喜欢以暴力解决争端的习惯从来没有结束过。
（本文原文为《等待卡帕》一书序言，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