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近期指出，特大城市务工人员要向二三线城市分流。由此衍生的相关政策值得深入研究。城市发展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改革，比如户籍、土地、财政等制度改革，最终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而个人在选择居住地时，首要的考虑就是工作好和收入高。
　　哪里能够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呢？答案是大城市。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一直得到国家优惠的投入，所以才成了吸引人的地方。这是值得推敲的，不能简单认为大城市占有更高的投资比重就是得到了优惠政策。有些投资是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另外有些投资只可能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才有回报，比如大型的文化、体育和会展设施。
　　事实上，最近十年来，恰恰是内地得到了更多来自国家层面的优惠政策，内地在土地供给和财政转移支付中所占的份额呈现出上升趋势。内地的中小城市数量更多，倾向于内地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户籍方面，中小城镇的落户政策也更松，目前已经基本放开。但是，人口仍然在往东部和大城市集聚。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就业。
　　大城市更能创造就业，这主要不是因为政府的投入，而是因为城市的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多的地方商机多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本地，所以越是到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优势越重要。规模经济的另一层含义是学习效应。所有职业都有经验积累的过程，做得越多，做得越好。依赖知识与技能的职业更是如此。
　　笔者研究还发现，与生活在中小城市相比，低技能劳动力从大城市获得的就业创造和收入提升效应甚至强于高技能者。高技能者的确有非常强的向大城市集聚的动机，但也恰恰因此，他们之间会相互竞争，竞争就难免有失败者，甚至形成一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而低技能者除了享受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之外，还与高技能者形成互补的作用。不仅在具体的企业里，高技能者需要低技能者提供辅助性的工作，在生活中，大城市的高技能者也对低技能者提供的服务有更多的依赖。
　　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和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研究发现，大城市有很多特征，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基础教育的学校更大，工业排污更少。即使在控制了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城市特征之后，农村移民仍然更愿意去大城市，他们愿意牺牲1.72%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到大城市去。即使是在没有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更高，这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居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我们最近的研究显示，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来说，基本上各个城市间的实际收入（名义收入扣除生活成本）已经基本趋同，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实际收入仍然是在大城市更高。这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背景，城市的落户政策越是偏向于高技能者，他们的流动越会使各地的实际收入趋同。而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落户的门槛太高，越是这样，对于这部分人口，城市之间就仍然存在实际收入的差距。
　　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收入差距的情况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使得城市之间的实际生活质量差距尽量缩小。如果政府想增加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力，就必须想办法补贴这些地方的公共服务，主要就是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
　　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靠近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应无缝对接大城市，借助低成本优势发展配套大城市企业的相关产业，包括提供居住。更重要的是，中小城市要发展那些资源无法移动的产业，如辖区内的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如果人口相对迁出，而这三大产业实现规模化经营，恰恰可以提高人均收入，这是中小城市发展的秘诀。
　　中国的发展思路必须经过两道基本检验。一是全球化，中国到底在哪里集聚人口，本质上要看这样发展能否比其他国家更有国际竞争力。如果这一条检验不过关，就只能通过政府补贴来发展，这就必须经过第二条检验，即金融市场的检验。如果政府负债持续累积，但经济增长和政府利用税收还债的速度却跟不上，金融危机这一关就过不了。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