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近代教育家赫尔巴特曾说:“管理不是教育,管理只能使人不犯规,并未给人的精神世界增添新的东西。唯有使人进步,给人的精神以积极影响才是教育。”管理与教育,特别是诚信教育,应当有着原则的区分。大学生需要管理,管理要有权威,并且要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来保证管理权威的实现,大学生都应该有良好的规则意识,这是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必要的前提。也就是说,就本文所探讨的问题而言,大学生管理与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管理以诚信为目的,诚信教育离不开管理的协助。当然,目前也有管理育人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就其实质来说是指良好的管理制度及其正当实施有利于教育,而并不是真正地把管理者当作教育者来要求。所谓的管理育人,所要考虑的还是通过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实践能够更有利于大学教育的顺利开展。
　　立足大学生诚信教育,我们发现,目前国内的大学生管理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管理的功利化。在现实的大学生管理过程中,管理目标的设定经常受到政治、社会等因素的绝对控制,随着政治、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缺乏稳定性。大学生管理的这种自觉地服从于社会政治的需要的特点可以称为管理的功利化。因为这种管理在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社会利益,从而体现出一种追求时效性的特点的同时,把自身变化与政治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教育目标的变动机械性地同一起来。就是说,在大学管理中,直接地追求并表现出政治、社会的价值目标。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曾经是大学管理的核心理念。这是一种只对现实的政治、社会负责而不对未来的发展着的政治、社会负责,不对大学生负责特别是不对大学生的未来发展负责的管理。
　　管理的功利化的另一个经常的表现是管理者的消极态度,即把大学生管理目标仅规定为大学生听话,不出事,不给学校填麻烦,等等,不是去关注大学生真正需要什么,这种不负责任的管理自然不会对诚信教育产生积极影响。
　　管理的科学化,是指对大学生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的绝对统治地位,其中,管理对象即大学生的物质化是管理的前提,大学生的齐一化和量化处理是管理的主要方法,效率与控制是科学管理的主导原则和主要目标,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是管理的特点。可见,科学的大学生管理就是一种控制论思维的管理。这种管理不仅一般地建立起管理者与大学生的“管”与“被管”的关系,而且消解了大学生个体所具有的丰富个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管理由于有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的支撑,在科学技术崇拜的当代社会中非常容易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对于大学生来说,也就容易成为一种极权性的管理。这种管理对于大学生诚信教育来说,有积极的意义。
　　管理的建构化。日前的大学生管理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大学生诸种管理制度的制订和修改,是由那些大学管理精英来完成,而与人学生无关,大学生作为孩子,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这些管理制度,接受这些管理制度所赐于的“积极的自由”。这些管理精英和管理者们,站在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之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指挥、摆弄着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以一种真理的代言人的身份向大学生传达成人的道理,并强迫他们按其指示的方向或道路前行,以防止他们误入歧途。建构化的大学生管理对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状态表现的是一种不满、批判的态度,并且对大学生抱有真诚的良好的愿望。但是它所关注的只是大学生的绝对理想的未来,而不是站在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的立场上,以大学生的身份去体验、感悟和理解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管理非常容易忽视大学生的现实情感和现实生活感受,进而受到学生的排斥,其管理效果并不明显。对于大学生诚信教育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这种建构化的管理往往容易使处于人生过渡阶段的大学生以“异端”和“另类”来表达自己的人性自觉。
　　指出目前的大学生管理对于诚信教育的不适之处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大学生管理,而是说,大学生诚信教育需要合适的环境来培育,而对大学生的管理又是大学生诚信教育不可能回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要素。那么,诚信教育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大学管理呢?我们坚信,只有管理的诚信才能管理出诚信的人格。而管理的诚信并不只是手段和方法上的,更应当是管理自身的根本性的理念。具体一点说,诚信教育要求大学生管理应当建立起以下观念:其一,大学生管理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学校而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在校人员,管理的客体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大学生管理并不是用规章制度来约束大学生,它所表达的是大学生生活的自治和规范性治理。大学生管理必须始终以大学生的成人为本,以保障大学生生活的自我管理为直接目的。其二,大学生管理的出发点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社会,只能是大学生,只有为了大学生的管理才是真正体现对大学生的尊重,才是对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真正负责。其三,大学生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这里首先需要遵重的是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大学生管理既要积极地保证大学生教育的有效实施,更应当认同大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和拒绝权,这是一个问题的双面。大学生有学习的自由,有免于强迫学习的自由,恰恰是这种自由对于诚信教育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诚实地拒绝诚信教育要比虚伪地接受诚信教育更有利于诚信品质的修养。其四,大学生管理应当是处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这种管理既不是完全由精英制订和管理者把持的,也不完全是由大学生自发形成的,它要实现在学校各方面人员——包括大学生的对话与协商之中。大学生管理之所以要具备以上观念,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把大学生当作人来看待,来尊重,来要求,大学生才要可能在自由地自我承担中建立起诚信的品质。
　　上述观念在大学生管理实践中的落实,目前需要加强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扩大学生的自治范围。自治是对大学生现实生活体验和学习经验的尊重,只有感受到这种尊革,大学生才能对管理制度保持信任,并对本末的大学生生活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而这种生活态度又是诚信教育必要的心理前提。这是管理与诚信教育的辩证法。林砺儒先生有言:“学生自治有二层价值,第一是共同维持学校秩序;第二是积极养成公民德性。”自治的大学生活更有易于培养大学生作为人的尊严和平等独立的人格,进而形成同学间的互相尊重。在自治生活中,大学生们更容易相互宽容,相互信任与合作,在发生各种矛盾、纠纷和冲突时,往往更容易相互妥协,自治意味着自己承担行为的结果,所以,自治的大学生活有利于形成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也就是说,在自治的大学生活中,辅以主渠道的诚信教育,大学生更容易形成诚信的道德态度和思维方式。在大学生自由地设计和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过程中,诚信教育为其自由选择提供诚信的道德导向。
　　第二,大学生参与大学生管理制度的制订和改革。诚信品质的养成离不开群体认同,离不开对群体的责任承担,而让大学生参与管理制度的制订和改革,正好也就是培养诚信品质的一种直接方式。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管理制度不是要从外部强加给大学生的某种规则,从根本上说是从大学生大学生活的理性选择。只有大学生自己才知道什么样的大学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没有大学生参与制订的管理制度是残缺的。大学生只有在制度的层面参与对自己的管理,才能够真正地保证自己的权力和自由。不能否认,大学生处于过渡阶段,他们对生活、学校和社会的看法还有些稚气,但是,也恰恰需要给他们自我表现的机会,在与他们的平等地对话和协商中,在彼此间的互信互谅中他们才能逐渐地走向成熟。而对于大学生管理制度来说,只有在大学生的广泛参与下,才可能变得容忍大学生们的“不守成规”,容忍大学生的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容忍“甚至怀有恶意或出于愚蠢的反对”,对大学生的尊重才能落到实处。当大学生把学校对自身的管理看成是自我的理想约束时,自尊和自爱才可能在他们身上出现,也就是更有利于诚信品质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