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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按照收入水平，将我国居民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然后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偏好、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等消费行为。由此可知，为了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居民收入分配机制以及收入补贴政策中应该向中、低收入倾斜，而对于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应以实物补贴为主。
关键词：收入分配；消费行为；影响
作者简介：战昱宁（1980－），女，山东莱州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99-05
构建和谐的社会首先要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关系，完善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由需求拉动的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的增长，是社会经济关系和谐的核心。近年来，我国凭借独特的体制变革方式和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增长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那么在改革之后，我国的分配格局究竟对居民的消费行为有何影响，是否能真正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发展，我们有必要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其意义不仅在于如何评价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更关系到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完善分配体制改革和调整政策取向以促进消费增长，进而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经济活动效率与社会稳定发展。
一、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一）总体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地扩大，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则已经达到了0.417，到2003年又进一步扩大到0.448，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为0.458，这已经严重超出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的标准，已经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一些研究机构对此的估计结果更为严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社会学所在2008年6—7月在全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综合抽样调查（GSS2008，CASS）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最高的20%被调查者的收入份额，是最低20%被调查者收入份额的18.7倍。而联合国2006年的报告声称按贫困标准计算（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计算，这个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国家），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发现穷人，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报告声称中国的穷人不但相对贫穷，而且是绝对贫穷。
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城乡居民财产总量增加的同时，财产分布差距较大。改革之初，我国居民除了少量个人储蓄的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当时我国是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但是这种均等实际上是共同贫穷，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居民的财产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据统计调查，2008年6月，每户居民平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金融资产的比例约为69％；每户居民平均金融资产最低的20%家庭仅拥有城市金融资产总值的1.8%。10%的最高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相应比例仅为1.4%。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应当具有“两头小，中间大”或者橄榄型分布特征，只有这样的收入差距总体上才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是良性的。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农村及整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整体缩小，90年代之后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进一步拉大，2007年达到了最高点。具体来看：
1、在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其比例为2.57:1；其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产品价格政策的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9.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97.6元，其比例为2.57：1。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 28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 578元，两者相差2 705元，其比例为1.86:1。此后，我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各地相应地调低了粮食收购价和保护价；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水平下降；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影响收入的提高；虽然国务院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但农民不合理负担仍然较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了2007年，两者的差距扩大到9649元，比例达3.33:1。近年来，国家虽然采取措施调整居民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但是到2009年，两者的差距继续扩大到了12022元，比例却保持在3.33:1。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在1.5，超过2的极为罕见，如果考虑到农民比城市居民承担高出很多倍税费负担，以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际福利和“隐形收入”，城乡差距将会达到6:1。
2、从基尼系数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程度差。1978年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约在0.20—0.24之间，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开始拉大。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3年后达到0.46，2008年，我国则达到了0.48。从数值上看，我国早就突破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虽然国内许多学者都否认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但无可否认的是，这足以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及农村的收入差距也正在不断的扩大。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将达到0.494，问题会十分严重。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起广大劳动群众的不满，挫伤民众的工作积极性。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三）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居民收入差距
1、 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下，东南沿海地区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向东部倾斜，再加上东部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于形成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从而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腾飞，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收入差距从东到西逐渐扩大——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东北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1980—2009年，中国东部与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由1.53:1扩大到2.89:1。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0%上升到64%，中西部则相应下降；东部地区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数高5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的数据，东部地区28418户被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23153.21元；中部地区10989户被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5539.39元；西部地区18099户被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5523.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前八名的都集中在经济发达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前十名中东部地区占了九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十名中西部地区占八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后十名中，西部地区占九名。
2、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1978年收入最高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年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470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81倍。1985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年平均工资为1275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878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45倍，行业差距有所缩小。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收入水平①。但1985年以来，行业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9年行业收入最高的仍然是金融业，收入为60398，与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行业之间的收入比例达到了4.21。同时，除了工资收入外，大量的高收入行业还会有超过工资总额计划发放的额外工资。此外，部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甚至超过工资收入。如广州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如果这些也算上，行业间收入差距将会更大。②
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和理论数据
本文采用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和居民消费倾向来分析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关系。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数值越大，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倾向是指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率，反映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变动关系。消费倾向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本文采用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指标来反映消费行为，即居民总消费支出和总收入的比率，反映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单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
本文采用R.MSundrum在其《欠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一书采用的二分法来计算全部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 所涉及到的平均消费倾向（APC）以城镇居民人口和农村居民人口为权重，计算得到。样本区间定为1985—2008年，所需数据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数据处理采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5.1进行。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为了防止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在回归时发生伪回归现象，首先要对基尼系数序列x和平均消费倾向y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尼系数和平均消费倾向的ADF值都大于显著性5%的临界值，是非平稳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二者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基尼系数和平均消费倾向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然后，经过反复对滞后项数的选择试验，本文检验的滞后项数选择为4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 格兰杰因果检验关系检验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4，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变量?驻X是变量?驻Y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原因。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一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我们上面理论研究的结果一致，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从而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期找出更有效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
在此，将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为背景，构造一个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下利用实际数据来检验收入分配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我们把全体消费者分为三个阶层，即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从我们前面假设的前提来看，对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被耗费生活必需品上，例如：食品消费，消费支出无法再压缩。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最困难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为0.47，这意味着该阶层收入的47%花费在食品上，比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0.47)还略高，比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0.36高出11个百分点。因此这个阶层即使有少量的储蓄，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整个社会最高的，他们的收入在满足生活必需品和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以后还有大量剩余；中等收入阶层是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他们已经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相应的，全社会的总消费需求就可以由三个阶层各自的消费需求加总而得到。全社会的居民消费需求就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式来表示：
C=?琢+?茁1?酌1+ ?茁2?酌2Y+ ?茁3?酌3Y (1)
其中，C为全社会的总消费；Y代表总收入；?琢为常数，表示必要消费部分，是居民的消费底线；?酌1,?酌2,?酌3分别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酌1+?酌2+?酌3=1，?茁1,?茁2,?茁3分别为的三个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面，本文将分别考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1、指标和数据选择
在上述消费函数被分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两个不同的部分。对于三大阶层的划分，限于数据来源，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9）中居民收入的分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城镇居民来说，在该年鉴中，城镇居民按人均收入水平等分为七组，并含有各收入组的户数、户均人口、人均收入，以及各年全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户均人口数据，因此可计算出各阶层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为适应本文的需要，我们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即将年鉴中的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成为低收入阶层，中等偏下户和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合并称为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合并称为高收入阶层。对农村居民来说，在该年鉴中，农村居民按收入水平平均分为五组，我们将年鉴中的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成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中高收入户合并称为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户看作为高收入阶层，年鉴中同样包含了我们实证检验中所需的其他信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各年城镇居民人口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于人均纯收入乘以各年农村居民人口数；这种做法不是非常准确，但不会因此改变数据变化的趋势。消费数据也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9）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各收入阶层消费支出数据，根据本文的需要整理计算得出。
2、模型检验
首先，上述消费函数是一个方程等式，其因变量本身等于自变量的加总，从而有可能在自变量之间出现高度相关的现象，为解决这种解释变量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将公式(3.10)中的自变量加以分解，使各个阶层的居民消费、收入成为一个独立的函数。这样，公式(3.10)就分解为以下形式：
C1=?琢1+?茁1?酌1Y (2)
C2=?琢2+?酌2?茁2Y (3)
C2=?琢3+?酌3?茁3Y (4)
其中C1，C2，C3分别表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上述函数方程组由于自变量各自独立，因此避开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依据上述所有数据，分别对上述消费函数进行计量分析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对（2）－（4）式进行了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给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可决系数、F检验、D-W值均通过检验，符合线性回归要求。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均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首先，我们分析城镇和农村相同收入阶层回归系数的大小。根据凯恩斯的边际倾向递减规律，我们可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逐渐减低。而我们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单调的递减，而是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其次，对比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3、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首先，对于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将受到生理极限的制约，在消费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只能中止。这说明，虽然高收入阶层有充足的购买力去消费，但由于其消费欲望会很快饱和。消费率将会不断降低，这意味着他们的消费需求增长缺乏后劲；一定的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上升，会导致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整体水平，使得消费增长明显赶不上收入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消费疲软和经济增长乏力的迹象。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数量没有达到生理极限的程度，平均消费倾向较高，边际消费倾向亦比较高，所增加的收入有可能转化为消费，因此要想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以提高中等收入层次的收入水平、再分配将社会财富向中等收入者转移效果最佳，而且要着重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持久收入水平。
对于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对经济形式的把握不准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劳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低保和最低工资的少量增长，尚难以应付他们所要面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成本，因此对未来经济发展有着悲观预期，导致消费倾向比较低，但是由于收入水平不高，又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又导致他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高。消费支出受现期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对其的转移支付主要采取实物补贴的形式，则该补贴更容易转化为储蓄。所以，适应低收入阶层的特点,对其转移支付应更多采取货币补贴的形式，如减免低收入阶层子女的教育费用、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发放食品券等，即政府需要更多地以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将能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最后，仅从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异的角度考虑，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不足以解释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居民，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快于收入高的城镇居民这种现象。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首先，这有可能由于改革过程中，制度不完善引起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逐步在城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更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从而使其有钱也不敢消费。有资料显示，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仅占全国保障费的11%，而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89%的社会保障经费。例如，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了，但还是经不起疾病的冲击，一旦生病要治疗，很快就会返回贫困。所以，虽然近年来，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所提高，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压抑的消费欲望本应得以释放，会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极大的抑制了居民的消费。
三、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的消费需求之间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就需要适当的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出发，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点，可以采取如下政策和建议：
（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正确的再分配政策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要对高收入阶层那些缺乏生产性的、具有遗赠倾向的财产加税，并通过转移支付补给中低收入阶层，为此需要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新税种,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加大所得税征管力度；同时要对高收入阶层的某些实业投资活动减税，特别是鼓励高收入阶层将资产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就业岗位收入较高，所以可以为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更多的机会。而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要通过转移支付为他们提供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同时也要通过消除各行业的行政垄断,为他们创造足够的个人创业机会,增加他们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可能性。
（二）对于城镇居民除了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外，还要鼓励各类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和利用
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推行和规范非全日制、临时性、阶段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与此同时，建立与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关系，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解除灵活就业者的后顾之忧。允许人们取得各种合法收入，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居民积极安排投资组合，增加投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转换居民的投资观念，提高投资收益以增加投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巨额的制度改革风险支出，居民消费支出的承受压力增加过快，特别是城市弱势群体消费行为很难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增加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利用税收杠杆，增加对这部分居民的转移支付。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居民劳务消费水平
目前，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仍是农业收入，增加农业收入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技术含量，并进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只有农民提高农民收入，才能调动农民消费的积极性。把农产品价格提上去，把补贴农业、农产品的钱发放给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退休人员，根据农产品的涨幅给予相应补贴。其次，还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稳定的非农业持久性收入。只有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了，农村居民才能找到稳定的就业载体，才能真正有可能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才能真正的形成有效需求。这既具有长期意义，又具有短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消费倾向，扩大国内需求，活跃农村市场现实意义。
（四）加大社会保障的投资力度，增加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保障不仅要覆盖到农村，而且社会保障要覆盖到城镇中等收入阶层，即中等收入阶层也要享受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两个群体是否享有足够的社会福利，对于启动消费极为重要。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群体，而城镇中等收入阶层则是我国占有财富最多的群体。消除这两大阶层的后顾之忧，必将使他们的消费大幅度增加。而要做到覆盖面更广，单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恐怕有些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民间性质的社会保障，建立多元化的保障制度。
注释：
① 叶祥松.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10）：113－117.
② 刘新民.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负面影响及治理建议[J].经济前沿,2007,(06):52-53
参考文献：
[1] Carrol,Christopber D. and Miles S.Kimball．on the Concavit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J]．Econometrica．Vol 64,No 4，981-992.
[2] Rosen bloom J，Stutes GW.Reexa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in1870[J].NBER, W6rkingPaPer，No.ll482，July，2005.
[3] Sanjeev Gupta,Hamid Davoodi,Does corruption affect inequality and poverty[J],Economics of Governance (2002)3:23-45.
[4]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3，（03）：70-75.
关键词：收入分配；消费行为；影响
作者简介：战昱宁（1980－），女，山东莱州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99-05
构建和谐的社会首先要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关系，完善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由需求拉动的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的增长，是社会经济关系和谐的核心。近年来，我国凭借独特的体制变革方式和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增长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那么在改革之后，我国的分配格局究竟对居民的消费行为有何影响，是否能真正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发展，我们有必要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其意义不仅在于如何评价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更关系到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完善分配体制改革和调整政策取向以促进消费增长，进而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经济活动效率与社会稳定发展。
一、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一）总体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地扩大，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则已经达到了0.417，到2003年又进一步扩大到0.448，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为0.458，这已经严重超出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的标准，已经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一些研究机构对此的估计结果更为严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社会学所在2008年6—7月在全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综合抽样调查（GSS2008，CASS）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最高的20%被调查者的收入份额，是最低20%被调查者收入份额的18.7倍。而联合国2006年的报告声称按贫困标准计算（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计算，这个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国家），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发现穷人，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报告声称中国的穷人不但相对贫穷，而且是绝对贫穷。
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城乡居民财产总量增加的同时，财产分布差距较大。改革之初，我国居民除了少量个人储蓄的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当时我国是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但是这种均等实际上是共同贫穷，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居民的财产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据统计调查，2008年6月，每户居民平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金融资产的比例约为69％；每户居民平均金融资产最低的20%家庭仅拥有城市金融资产总值的1.8%。10%的最高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相应比例仅为1.4%。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应当具有“两头小，中间大”或者橄榄型分布特征，只有这样的收入差距总体上才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是良性的。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农村及整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整体缩小，90年代之后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进一步拉大，2007年达到了最高点。具体来看：
1、在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其比例为2.57:1；其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产品价格政策的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9.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97.6元，其比例为2.57：1。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 28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 578元，两者相差2 705元，其比例为1.86:1。此后，我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各地相应地调低了粮食收购价和保护价；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水平下降；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影响收入的提高；虽然国务院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但农民不合理负担仍然较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了2007年，两者的差距扩大到9649元，比例达3.33:1。近年来，国家虽然采取措施调整居民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但是到2009年，两者的差距继续扩大到了12022元，比例却保持在3.33:1。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在1.5，超过2的极为罕见，如果考虑到农民比城市居民承担高出很多倍税费负担，以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际福利和“隐形收入”，城乡差距将会达到6:1。
2、从基尼系数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程度差。1978年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约在0.20—0.24之间，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开始拉大。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3年后达到0.46，2008年，我国则达到了0.48。从数值上看，我国早就突破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虽然国内许多学者都否认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但无可否认的是，这足以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及农村的收入差距也正在不断的扩大。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将达到0.494，问题会十分严重。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起广大劳动群众的不满，挫伤民众的工作积极性。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三）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居民收入差距
1、 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下，东南沿海地区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向东部倾斜，再加上东部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于形成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从而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腾飞，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收入差距从东到西逐渐扩大——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东北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1980—2009年，中国东部与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由1.53:1扩大到2.89:1。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0%上升到64%，中西部则相应下降；东部地区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数高5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的数据，东部地区28418户被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23153.21元；中部地区10989户被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5539.39元；西部地区18099户被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5523.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前八名的都集中在经济发达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前十名中东部地区占了九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十名中西部地区占八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后十名中，西部地区占九名。
2、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1978年收入最高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年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470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81倍。1985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年平均工资为1275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878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45倍，行业差距有所缩小。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收入水平①。但1985年以来，行业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9年行业收入最高的仍然是金融业，收入为60398，与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行业之间的收入比例达到了4.21。同时，除了工资收入外，大量的高收入行业还会有超过工资总额计划发放的额外工资。此外，部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甚至超过工资收入。如广州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如果这些也算上，行业间收入差距将会更大。②
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和理论数据
本文采用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和居民消费倾向来分析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关系。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数值越大，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倾向是指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率，反映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变动关系。消费倾向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本文采用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指标来反映消费行为，即居民总消费支出和总收入的比率，反映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单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
本文采用R.MSundrum在其《欠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一书采用的二分法来计算全部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 所涉及到的平均消费倾向（APC）以城镇居民人口和农村居民人口为权重，计算得到。样本区间定为1985—2008年，所需数据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数据处理采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5.1进行。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为了防止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在回归时发生伪回归现象，首先要对基尼系数序列x和平均消费倾向y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尼系数和平均消费倾向的ADF值都大于显著性5%的临界值，是非平稳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二者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基尼系数和平均消费倾向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然后，经过反复对滞后项数的选择试验，本文检验的滞后项数选择为4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 格兰杰因果检验关系检验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4，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变量?驻X是变量?驻Y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原因。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一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我们上面理论研究的结果一致，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从而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期找出更有效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
在此，将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为背景，构造一个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下利用实际数据来检验收入分配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我们把全体消费者分为三个阶层，即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从我们前面假设的前提来看，对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被耗费生活必需品上，例如：食品消费，消费支出无法再压缩。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最困难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为0.47，这意味着该阶层收入的47%花费在食品上，比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0.47)还略高，比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0.36高出11个百分点。因此这个阶层即使有少量的储蓄，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整个社会最高的，他们的收入在满足生活必需品和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以后还有大量剩余；中等收入阶层是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他们已经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相应的，全社会的总消费需求就可以由三个阶层各自的消费需求加总而得到。全社会的居民消费需求就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式来表示：
C=?琢+?茁1?酌1+ ?茁2?酌2Y+ ?茁3?酌3Y (1)
其中，C为全社会的总消费；Y代表总收入；?琢为常数，表示必要消费部分，是居民的消费底线；?酌1,?酌2,?酌3分别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酌1+?酌2+?酌3=1，?茁1,?茁2,?茁3分别为的三个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面，本文将分别考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1、指标和数据选择
在上述消费函数被分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两个不同的部分。对于三大阶层的划分，限于数据来源，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9）中居民收入的分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城镇居民来说，在该年鉴中，城镇居民按人均收入水平等分为七组，并含有各收入组的户数、户均人口、人均收入，以及各年全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户均人口数据，因此可计算出各阶层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为适应本文的需要，我们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即将年鉴中的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成为低收入阶层，中等偏下户和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合并称为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合并称为高收入阶层。对农村居民来说，在该年鉴中，农村居民按收入水平平均分为五组，我们将年鉴中的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成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中高收入户合并称为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户看作为高收入阶层，年鉴中同样包含了我们实证检验中所需的其他信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各年城镇居民人口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于人均纯收入乘以各年农村居民人口数；这种做法不是非常准确，但不会因此改变数据变化的趋势。消费数据也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9）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各收入阶层消费支出数据，根据本文的需要整理计算得出。
2、模型检验
首先，上述消费函数是一个方程等式，其因变量本身等于自变量的加总，从而有可能在自变量之间出现高度相关的现象，为解决这种解释变量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将公式(3.10)中的自变量加以分解，使各个阶层的居民消费、收入成为一个独立的函数。这样，公式(3.10)就分解为以下形式：
C1=?琢1+?茁1?酌1Y (2)
C2=?琢2+?酌2?茁2Y (3)
C2=?琢3+?酌3?茁3Y (4)
其中C1，C2，C3分别表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上述函数方程组由于自变量各自独立，因此避开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依据上述所有数据，分别对上述消费函数进行计量分析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对（2）－（4）式进行了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给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可决系数、F检验、D-W值均通过检验，符合线性回归要求。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均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首先，我们分析城镇和农村相同收入阶层回归系数的大小。根据凯恩斯的边际倾向递减规律，我们可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逐渐减低。而我们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单调的递减，而是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其次，对比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3、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首先，对于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将受到生理极限的制约，在消费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只能中止。这说明，虽然高收入阶层有充足的购买力去消费，但由于其消费欲望会很快饱和。消费率将会不断降低，这意味着他们的消费需求增长缺乏后劲；一定的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上升，会导致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整体水平，使得消费增长明显赶不上收入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消费疲软和经济增长乏力的迹象。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数量没有达到生理极限的程度，平均消费倾向较高，边际消费倾向亦比较高，所增加的收入有可能转化为消费，因此要想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以提高中等收入层次的收入水平、再分配将社会财富向中等收入者转移效果最佳，而且要着重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持久收入水平。
对于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对经济形式的把握不准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劳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低保和最低工资的少量增长，尚难以应付他们所要面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成本，因此对未来经济发展有着悲观预期，导致消费倾向比较低，但是由于收入水平不高，又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又导致他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高。消费支出受现期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对其的转移支付主要采取实物补贴的形式，则该补贴更容易转化为储蓄。所以，适应低收入阶层的特点,对其转移支付应更多采取货币补贴的形式，如减免低收入阶层子女的教育费用、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发放食品券等，即政府需要更多地以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将能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最后，仅从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异的角度考虑，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不足以解释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居民，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快于收入高的城镇居民这种现象。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首先，这有可能由于改革过程中，制度不完善引起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逐步在城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更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从而使其有钱也不敢消费。有资料显示，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仅占全国保障费的11%，而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89%的社会保障经费。例如，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了，但还是经不起疾病的冲击，一旦生病要治疗，很快就会返回贫困。所以，虽然近年来，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所提高，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压抑的消费欲望本应得以释放，会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极大的抑制了居民的消费。
三、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的消费需求之间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就需要适当的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出发，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点，可以采取如下政策和建议：
（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正确的再分配政策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要对高收入阶层那些缺乏生产性的、具有遗赠倾向的财产加税，并通过转移支付补给中低收入阶层，为此需要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新税种,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加大所得税征管力度；同时要对高收入阶层的某些实业投资活动减税，特别是鼓励高收入阶层将资产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就业岗位收入较高，所以可以为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更多的机会。而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要通过转移支付为他们提供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同时也要通过消除各行业的行政垄断,为他们创造足够的个人创业机会,增加他们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可能性。
（二）对于城镇居民除了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外，还要鼓励各类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和利用
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推行和规范非全日制、临时性、阶段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与此同时，建立与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关系，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解除灵活就业者的后顾之忧。允许人们取得各种合法收入，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居民积极安排投资组合，增加投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转换居民的投资观念，提高投资收益以增加投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巨额的制度改革风险支出，居民消费支出的承受压力增加过快，特别是城市弱势群体消费行为很难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增加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利用税收杠杆，增加对这部分居民的转移支付。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居民劳务消费水平
目前，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仍是农业收入，增加农业收入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技术含量，并进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只有农民提高农民收入，才能调动农民消费的积极性。把农产品价格提上去，把补贴农业、农产品的钱发放给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退休人员，根据农产品的涨幅给予相应补贴。其次，还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稳定的非农业持久性收入。只有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了，农村居民才能找到稳定的就业载体，才能真正有可能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才能真正的形成有效需求。这既具有长期意义，又具有短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消费倾向，扩大国内需求，活跃农村市场现实意义。
（四）加大社会保障的投资力度，增加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保障不仅要覆盖到农村，而且社会保障要覆盖到城镇中等收入阶层，即中等收入阶层也要享受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两个群体是否享有足够的社会福利，对于启动消费极为重要。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群体，而城镇中等收入阶层则是我国占有财富最多的群体。消除这两大阶层的后顾之忧，必将使他们的消费大幅度增加。而要做到覆盖面更广，单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恐怕有些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民间性质的社会保障，建立多元化的保障制度。
注释：
① 叶祥松.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10）：113－117.
② 刘新民.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负面影响及治理建议[J].经济前沿,2007,(06):52-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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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njeev Gupta,Hamid Davoodi,Does corruption affect inequality and poverty[J],Economics of Governance (2002)3:23-45.
[4]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3，（03）：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