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特邀委员陈光标建言，“在高校推行更大的慈善行动，名牌大学的思想应再解放一点。富人的子女要读这些名牌大学，差一点分都可以收，但要高额收费。然后，把这些富人掏出来的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最终实现教育公平”。
　　陈光标委员被称作“中国首善”，无论在政协会议上建议对富人征收高额遗产税的提案，还是汶川地震后对灾区的慷慨捐助，都体现了他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关注弱者、同情穷人的朴实情感。但是，救济方式的不同往往决定着救济效果的好坏。有些救济方式，虽然初衷很好，但是结果未必就好，他的“大学高额招收低分富家子弟”的建议，大概就属于此种情况。
　　没有慈善就没有和谐社会。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已经较大，对于富人来说，关注穷人不仅是一种义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须。如果任分化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结局就不仅是穷人的生活难以为继，而且社会的安定也将面临挑战。个体发展机会的分布极不均衡，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在政府遏制两极分化的措施不够多、效果不够好的时候，富人主动救济穷人，类似于“交钱购买安全保险”，虽然不见得改变分化的趋势，但是可以缓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作用不可小觑。
　　但是，若从长远着眼，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要让富人主动救济穷人，更要让穷人主动开展自救，而他们自救的前提是获得良好的教育。只有在教育方面给予穷人子女足够的救济，这种分化的趋势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关乎子孙后代。某种程度上说，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就是优越生活的进身之阶。虽然目前大学生就业非常之不景气，但就发展的出路来讲，高等教育仍然是多数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在国家对大学的教育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学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大学高额招收低分富家子弟，无疑就挤占了非富家子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使得他们通向优越生活的道路变得狭窄了。
　　社会学家布尔遮厄认为，教育具有阶级复制的功能，富人可以使得他们的后代享有优质的教育，从而让他们的后代获得较强的谋生能力和赚钱本领。而穷人无法让他们的后代享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只能呆在原有的阶层里面。鉴于此，在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对弱势阶层的救济，不仅仅局限于救济金的发放，而且扩展到对他们后代教育的优待。比如在美国，一些州政府为了改变本州黑人教育落后的局面，对一些大学明确规定，它们必须在录取时给黑人留有一定的名额，保证黑人的后代即便分数较低，依然可以获得读大学的机会。
　　目前，我国遭遇了和美国类似的贫富分化困境，并且教育复制阶级的趋势逐渐显现。今年一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激起了学界的热议，后来有专家表示，目前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另有一所大学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农村孩子进入重点高校人数逐年减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选种现象值得警惕。
　　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或上不了好大学，一方面是由于贫穷交不起学费，另一方面由于贫穷而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早早地被抛在日益”贵族化”的教育之外，这些在高中，甚至在初中、小学阶段就已经被劣质的教育所决定了。如何减缓贫富日益分化的趋势，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借鉴。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不是应当对富家子弟低分录取。而是应当对穷家子弟低分录取。前一种做法，暗藏了加剧分化的隐患，后一种做法，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教育对阶级的复制。当然，在我国，国家难以界定真正的穷人和富人，因此对穷人进行教育救济的做法也就无法实施，既然如此，继续保持大学教育的形式公平，而不是再让大学教育资源进一步市场化，也是让日益分化的社会不会急剧变坏的唯一选择。
　　对于陈光标委员所说的许多学生因为贫穷而无法读大学的问题，笔者并无高见，除了加大对大学教育的投人以外别无他法。还好，我们的教育投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过去，我们曾经为发展经济而极力地压缩教育经费，这种做法其实是短视的。少建一所学校，就要多建一所监狱，教育与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