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教授黄亚生在一次对美国观众的演讲上，对比展示了印度孟买贫民窟和上海浦东摩天大楼的图片。黄亚生教授说，因为印度尊重产权，所以政府不能放手改造贫民窟；而中国政府很强势，可以随便拆迁，因此可以快速改造贫民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黄亚生的这番话符合许多人的直觉——尊重产权导致城市改造缺乏效率，政府想拆就拆有利于加快城市改造——但它却是错的。中国无疑在拆迁问题上存在很多弊病，但印度贫民窟的顽强存在，却并非印度政府尊重产权，反倒是因为印度政府不尊重产权、干预过多。
　　另一位经济学家姚洋考察过印度经济，他看到印度有一条奇怪的法律：租户租住某间房子一年以上，则房东就不能再赶租户走。这条法律表面上看是保护弱势租户的利益，但实际上却造成了这么一个效果：房东不会跟租户签一年以上的协议。因为一旦超过一年，就意味着房东丧失了对房子的处置权。因此，每年，印度的租户都要奔忙在搬迁的路上。很显然，这条法律使房东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这也就影响了人们对房屋的投资和改造。正是这种对产权的极度不尊重，导致贫民窟改造缺乏动力；另外，印度的政客又把贫民窟当成选票战场，不断地许诺政府改造贫民窟自来水、学校等，以获取选票，而不是让市场力量进入，这更减弱了贫民窟改造的动力。
　　如果没有印度政府各种“好心”的干预，房东有动力改善房屋以获取回报，贫民窟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和房东自主协商住上更好的房子，而不是每年都忙于搬迁，他们的工作机会也会更多。
　　反观中国，虽然土地产权只有70年，并且还有被强行拆迁的风险，但这些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干预那么变态。投资者获得的回报远比印度要稳定，这使得人们愿意对住房投资。同时这也警示，如果房产税、限购、限制合租等干预措施不断增加，中国也会跌入印度那样的陷阱。
　　以中国来看，政府主导有利于城市建设的说法并不能成立。人们看到的，是政府风风火火大拆迁，似乎没有政府这一巨大的推动力，城市改造必不能如此快，但人们没有看到的，是旧房只能等待政府来拆迁，这个等待过程就是相对的闲置，而这降低了城市改造的速度。
　　以市场价格来引导的城市改造，不会放过任何利润机会，但是政府却是迟滞于市场信号的。比如一片平房，它也许早就该被市场上的投资者改造成商场或者住宅，但在政府到来之前，这些不能发生。在等待过程中，平房住户丧失了早日拿到补偿（市场补偿比政府补偿更合理）、住上更好房子的机会，而投资者也损失了潜在的利润。
　　中国目前的土地体制，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黄亚生教授错误地判断了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土地体制的作用。他误以为这个体制虽然缺乏对产权的尊重，但却是有效率的。他没有看到，对产权尊重不够，损失了很多效率，只是那些损失是无形的，要借助经济学思维才能“看见”。也正是由于存在对产权和效率的误解，他把印度的无效率错误归因为印度政府更尊重产权。
　　黄教授的这种认识很有代表性。常常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快，是因为政府压低了土地价格、资源价格等，这些人就跟黄教授思维近似。这么说的人不明白，如果政府没有压低土地价格、资源价格，经济将会发展得更快！因为在市场价格的指引下，资源会配置到更高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