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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透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附庸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日本天皇宣布之前两日就已发现情势不妙，立即收拾细软准备逃亡。
1945年8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来见溥仪，告诉他苏联已经向日本宣战，并说伪满洲国政府要撤退到通化去，因为那里修了很多永久性工事，在那里溥仪“可以完全放心”。
溥仪随即吩咐笔者收拾行李。13日的清晨，笔者陪溥仪一起乘火车到达临江县大栗子。大栗子不过是个几百人的小镇，一下子变成了伪满洲国的临时首都。
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这里有几栋二层楼房，日本人就把跟随溥仪来的“内廷”的人，还有笔者这些学生和家属安排在一栋楼里。还有一些独门独院的房子，给伪满大臣们住。一间日本铁矿公司社长的房子，腾出来给溥仪当临时的“行宫”。
到了大栗子后，一切消息的来源都中断了，新闻报纸、广播全都没有了。日本官吏的家属组织起来，制作备战的口粮。在溥仪的临时“行宫”东边不远的地方，原来是这个小镇子上的邮局，也改成了作坊，溥仪也带来了不少的面粉和食用油，就用来制作耐保存的油炸食品。
伪满的大官们，只是打麻将混日子。而日本人如吉冈安直，还要到溥仪这里来，报告一些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所谓战果。溥仪听了虽然心里疑惑，嘴上也不敢问。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溥仪召开了伪满洲国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张景惠以下各部大臣等也都来了，开会的地方就在离溥仪临时“行官”百十多米远的地方，这里有一栋五六间连通的房子，可能是个仓库，现在改成了会议室。
溥仪在伪满的14年间，一共发表了6次所谓的诏书，用的都是文言文，是由一个日本汉学家起草的，开头的一句有固定的格式：“奉天承运大满洲皇帝诏曰。”自从1940年溥仪去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下了一道“国本奠定诏书”，那上面有两句话：“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话就成了以后的诏书中不可少的套话，据说就在这退位诏书中，也按部就班地写下了这两句。后来伪满的祭祀府大臣、日本人桥本虎之助发觉退位时说此句欠妥，“苦笑着给划了”。
从前开御前会议结束时，张景惠率领各伪大臣起立，向溥仪行“最敬礼”，这次会议后，溥仪没有立即退走，而是走过来和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告别。
组成逃亡团
第二天，张景惠等人登上了来时的火车回长春等待国民党接收。溥仪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准备逃亡日本。预备给我们乘坐的飞机最多能坐20来人，溥仪告诉婉容说，等交通恢复了，就可以随后去日本。
溥仪要选几个“保镖”和他一起逃亡，首先选了他的弟弟溥杰，其次是郭布罗·润麒和万嘉熙。
对于我们这些跟随的学生，溥仪准备了一个测试，看看谁更合格“保驾”。他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说他先去到日本，“皇后、贵人”下一批再走，需要有人留下。但有人提出下一批走之后，他却话锋一转，说：“啊！不愿意和我一起走，是不是？什么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呀？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于是我们赶紧趴在地下用力磕头（幸好地上铺的都是榻榻米），痛哭流涕地表示要跟着皇上走。结果，我和毓嵣、毓喦被选中了。除了我们之外，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李国雄了，他自幼就在紫禁城里跟随溥仪，在伪满时当过皇宫近卫队队长，练过武术，会开汽车、会打枪，是个可靠的保镖。最后一个入选者是黄子正，他是溥仪的私人医生。
就这样，我们组成了以溥仪为首的9人“亡命团”，随时待命出发。
整理途中所需
临行前，溥仪下令要我們把行李箱上的伪满国花——兰花统统刮下去。我正刮着，听到伪宫内府找我去开会，于是就把箱子扔在一边。在会上，日本人告诉我们，长春的伪皇宫禁卫队已和日本军队发生了冲突，为了防止意外，跟随而来的伪皇宫禁卫队必须被日本人缴械。如果夜间听到了枪声，大家不要慌张。
溥仪又给了我一项新的任务，烧掉他亲笔写的日记，整整满满一小皮箱。很快我就完成了任务，提着空箱子向溥仪去复命。
此时，李国雄等人拿来很多金银、珍珠以及各种宝石，溥仪见我拿回来一个箱子，就吩咐把珍宝都放了进去。
另外，溥仪又吩咐带上一小箱子药品，装上常用的感冒药、胃肠药等，还特别吩咐：要多多带安眠药。
我听到后很紧张，往箱子装药时一直在想：万一溥仪要吃药时，是不是让我们也一起跟着殉主呀。
我们随行的8名成员，就穿着一身单西服，除了黄子正以外，每人带上了一只手枪给自己壮胆。
我们出发后，登上一列火车，溥仪坐着汽车来了，桥本虎之助也跟来了，还捧着“天照大神的神位”。列车于17日清晨到达通化，又马上换乘汽车赶往机场。到机场后我们得知，要先飞到沈阳去，到那里换乘大飞机。
“遭遇”苏联红军
我们本来认为，如果先飞到韩国，再飞去日本应该更快，但谁也没敢多问。事情是到了沈阳机场就全明白了。
除了我们9人，还有3个日本人（吉冈安直、桥本虎之助和伪宫内府宪兵浪花）。
一共就这12个人，却要分乘3架飞机。第一架是双引擎飞机，乘坐的是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吉冈和桥本。溥仪他们飞走以后，还剩我们5个和那个宪兵共6个人，还得分乘两架飞机才行，因为我们乘坐的是单引擎小飞机，一架最多只能搭载4个人。
上飞机前，溥仪“特赐”了我两件宝物：一块汉玉和一颗舍利，说这两件宝物专为保护出行人的。
一段颠簸后，飞机终于降落了。我们跳下飞机一看，远处真有一大排飞机停着，我以为马上就要换乘大型飞机了，但发现飞机旁边站的都是白人。我进了候机楼，找到溥仪，溥仪告诉我们，说是在等候苏联的空军司令官。我从窗户往外再看那些大飞机，才发现机身上都是大红五星的标志。
不久，又一架飞机着陆了。我们等待的那个苏联司令官上楼来了。桥本会讲俄语，就当了吉冈的翻译，溥仪听不懂，只是用一只手来回搓头发。
此时此刻，我们都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俘虏，于是把手枪都自动地交出来。一名苏联军官领着我们走出候机大楼，楼里有不少工作人员，每经过一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就瞪大了眼睛往外看，显然他们已经都知道了我们一行人的身份。
我们被安排上了一架苏联运输机。这时，溥仪忽然转身向桥本问了一句：“神体安否？”后来我们问溥仪：为什么会问这句话，他尴尬地说：总算有机会讽刺一下日本人，才故意这样问的。
1945年8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来见溥仪，告诉他苏联已经向日本宣战，并说伪满洲国政府要撤退到通化去，因为那里修了很多永久性工事，在那里溥仪“可以完全放心”。
溥仪随即吩咐笔者收拾行李。13日的清晨，笔者陪溥仪一起乘火车到达临江县大栗子。大栗子不过是个几百人的小镇，一下子变成了伪满洲国的临时首都。
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这里有几栋二层楼房，日本人就把跟随溥仪来的“内廷”的人，还有笔者这些学生和家属安排在一栋楼里。还有一些独门独院的房子，给伪满大臣们住。一间日本铁矿公司社长的房子，腾出来给溥仪当临时的“行宫”。
到了大栗子后，一切消息的来源都中断了，新闻报纸、广播全都没有了。日本官吏的家属组织起来，制作备战的口粮。在溥仪的临时“行宫”东边不远的地方，原来是这个小镇子上的邮局，也改成了作坊，溥仪也带来了不少的面粉和食用油，就用来制作耐保存的油炸食品。
伪满的大官们，只是打麻将混日子。而日本人如吉冈安直，还要到溥仪这里来，报告一些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所谓战果。溥仪听了虽然心里疑惑，嘴上也不敢问。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溥仪召开了伪满洲国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张景惠以下各部大臣等也都来了，开会的地方就在离溥仪临时“行官”百十多米远的地方，这里有一栋五六间连通的房子，可能是个仓库，现在改成了会议室。
溥仪在伪满的14年间，一共发表了6次所谓的诏书，用的都是文言文，是由一个日本汉学家起草的，开头的一句有固定的格式：“奉天承运大满洲皇帝诏曰。”自从1940年溥仪去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下了一道“国本奠定诏书”，那上面有两句话：“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话就成了以后的诏书中不可少的套话，据说就在这退位诏书中，也按部就班地写下了这两句。后来伪满的祭祀府大臣、日本人桥本虎之助发觉退位时说此句欠妥，“苦笑着给划了”。
从前开御前会议结束时，张景惠率领各伪大臣起立，向溥仪行“最敬礼”，这次会议后，溥仪没有立即退走，而是走过来和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告别。
组成逃亡团
第二天，张景惠等人登上了来时的火车回长春等待国民党接收。溥仪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准备逃亡日本。预备给我们乘坐的飞机最多能坐20来人，溥仪告诉婉容说，等交通恢复了，就可以随后去日本。
溥仪要选几个“保镖”和他一起逃亡，首先选了他的弟弟溥杰，其次是郭布罗·润麒和万嘉熙。
对于我们这些跟随的学生，溥仪准备了一个测试，看看谁更合格“保驾”。他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说他先去到日本，“皇后、贵人”下一批再走，需要有人留下。但有人提出下一批走之后，他却话锋一转，说：“啊！不愿意和我一起走，是不是？什么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呀？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于是我们赶紧趴在地下用力磕头（幸好地上铺的都是榻榻米），痛哭流涕地表示要跟着皇上走。结果，我和毓嵣、毓喦被选中了。除了我们之外，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李国雄了，他自幼就在紫禁城里跟随溥仪，在伪满时当过皇宫近卫队队长，练过武术，会开汽车、会打枪，是个可靠的保镖。最后一个入选者是黄子正，他是溥仪的私人医生。
就这样，我们组成了以溥仪为首的9人“亡命团”，随时待命出发。
整理途中所需
临行前，溥仪下令要我們把行李箱上的伪满国花——兰花统统刮下去。我正刮着，听到伪宫内府找我去开会，于是就把箱子扔在一边。在会上，日本人告诉我们，长春的伪皇宫禁卫队已和日本军队发生了冲突，为了防止意外，跟随而来的伪皇宫禁卫队必须被日本人缴械。如果夜间听到了枪声，大家不要慌张。
溥仪又给了我一项新的任务，烧掉他亲笔写的日记，整整满满一小皮箱。很快我就完成了任务，提着空箱子向溥仪去复命。
此时，李国雄等人拿来很多金银、珍珠以及各种宝石，溥仪见我拿回来一个箱子，就吩咐把珍宝都放了进去。
另外，溥仪又吩咐带上一小箱子药品，装上常用的感冒药、胃肠药等，还特别吩咐：要多多带安眠药。
我听到后很紧张，往箱子装药时一直在想：万一溥仪要吃药时，是不是让我们也一起跟着殉主呀。
我们随行的8名成员，就穿着一身单西服，除了黄子正以外，每人带上了一只手枪给自己壮胆。
我们出发后，登上一列火车，溥仪坐着汽车来了，桥本虎之助也跟来了，还捧着“天照大神的神位”。列车于17日清晨到达通化，又马上换乘汽车赶往机场。到机场后我们得知，要先飞到沈阳去，到那里换乘大飞机。
“遭遇”苏联红军
我们本来认为，如果先飞到韩国，再飞去日本应该更快，但谁也没敢多问。事情是到了沈阳机场就全明白了。
除了我们9人，还有3个日本人（吉冈安直、桥本虎之助和伪宫内府宪兵浪花）。
一共就这12个人，却要分乘3架飞机。第一架是双引擎飞机，乘坐的是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吉冈和桥本。溥仪他们飞走以后，还剩我们5个和那个宪兵共6个人，还得分乘两架飞机才行，因为我们乘坐的是单引擎小飞机，一架最多只能搭载4个人。
上飞机前，溥仪“特赐”了我两件宝物：一块汉玉和一颗舍利，说这两件宝物专为保护出行人的。
一段颠簸后，飞机终于降落了。我们跳下飞机一看，远处真有一大排飞机停着，我以为马上就要换乘大型飞机了，但发现飞机旁边站的都是白人。我进了候机楼，找到溥仪，溥仪告诉我们，说是在等候苏联的空军司令官。我从窗户往外再看那些大飞机，才发现机身上都是大红五星的标志。
不久，又一架飞机着陆了。我们等待的那个苏联司令官上楼来了。桥本会讲俄语，就当了吉冈的翻译，溥仪听不懂，只是用一只手来回搓头发。
此时此刻，我们都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俘虏，于是把手枪都自动地交出来。一名苏联军官领着我们走出候机大楼，楼里有不少工作人员，每经过一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就瞪大了眼睛往外看，显然他们已经都知道了我们一行人的身份。
我们被安排上了一架苏联运输机。这时，溥仪忽然转身向桥本问了一句：“神体安否？”后来我们问溥仪：为什么会问这句话，他尴尬地说：总算有机会讽刺一下日本人，才故意这样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