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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证现代奥运会在初始年代(1896—1936)的主要特征，是研究奥运会历史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推演有闲阶级主导了当时的现代奥运会。这主要体现在：运作它的行为主体是有闲阶级，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它是有闲阶级价值理念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业余精神、贵族式的礼仪、男权本性。在以上基础上，阐述奥运会所涉及到的不同群体对追求“快乐”的差异，既有闲阶级从荣誉中寻求快乐，业余选手从竞技中追求快乐，观众从观赏比赛中感受快乐。此时，规模和影响力都有限的奥运会，对相关人员而言，它就是一个追求快乐的载体，这种快乐是闲淡、自然的，这种自然的快乐也是有闲阶级奥运会的真谛。同时也和我国传统的“悠闲”之义吻合，窥知这一点，兴许对北京的人文奥运有些许益处。
关键词：有闲阶级；奥运会；快乐
中图分类号：GS11.21 文章编号：1009-783X(2008)04-0027-03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和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密不可分。1894年的巴黎大会是现代奥运会得以诞生的关键性会议，在1894年巴黎会议的新闻稿中提到的资助者有：比利时国王、威尔士公主、瑞士王储、希腊王储、沙俄的Vladimir大公、Aumale公爵。本文在借鉴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论证早期奥运会是有闲阶级主导的，即，从奥运会的运作体系和运作理念上。
1 有闲阶级：现代奥运会运作体系的行为主体
在现代奥运会早期的“非民主”运作体系中，无不体现着有闲阶级的痕迹。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人选上，以及国际奥委会的委员阶级构成上。
1.1 有闲阶级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现代奥运会框架的创建者
现代奥运会诞生于一个“威权”的时代，一个贵族和贵族化的资本家主导的时代，一个需要社会地位和威望的年代。第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季米特里奥斯·维凯拉斯是希腊名流；第二任勒巴龙·皮埃尔·顾拜旦是一个相当富有的法国大贵族；第三任亨利·德·巴耶－拉图尔则是一位家财万贯的比利时伯爵。在前三任主席人选中，都是有闲阶级的成员。他们不但在理念和信仰上指导着现代奥运会的前进，而且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在物质上的实力。也直接引起了社会对现代奥运会的关注，同时也为其带来了广泛的“人气”和足够的物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奠定了现代奥运会的组织框架。
1.2 有闲阶级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现代奥运会的充实者
在第一任15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就有诸如法国的顾拜旦男爵、英国的阿姆普特希尔勋爵、比利时的德·布齐伯爵、意大利的卢克齐·帕利伯爵和丹德里亚·卡拉法大公、俄国的布托夫斯基将军、瑞典的巴利克将军等上层人物。其他委员的身份地位不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属于上层阶级。总的来说，第一届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影响力的人士绝大部分都属于上流社会，因为他们是当时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的“领航员”，是底层人民“苦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在现代奥运会的初始阶段，国际奥委会的大多数成员属于上流社会。这是由于委员会成员不仅要支付他们自己的差旅费，还要承担国际奥委会的支出，所以大多数的成员都非常富有。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按照财富的多少和社会地位来进行，在国际奥委会的初期发挥作用较大的几位成员是：瑞典的维克多·巴尔克(Viktor Balck)，俄国的亚历山大·巴克夫斯基(Aleksander Butkowsky)等，还有一些相当没用而又拥有贵族称呼的人。早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基本上是热爱竞技运动者，并且具有尊崇的社会地位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对现代奥运会的影响可以说是直接而且是深远的。
正是现代奥运会从诞生起所彰显出的“贵族气质”，致使当时很多运动员对现代奥运会产生了一种念头：它就是“有闲阶级”的奥运会。法国长跑运动员阿尔比·勒姆塞克斯(Albin Lermusieux)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比赛中戴白手套，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在为在座的希腊国王而跑。在1912年的奥运会上，当时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奥运会冠军索普由于被认为是“非业余运动员”，所以赛后被取消了奥运会冠军的头衔。阿伦·古特曼认为：索普被惩罚这一事件表明，在通向奥林匹克主义的大路上潜伏着更多的是社会等级的偏见而不是种族歧视。的确，现代奥运会不应该是某些阶级和人种的专利，而应该属于全人类。但是，在现代奥运会的早期，的确充斥着属于“有闲阶级”的几许理念，而且还影响它很长时间，有些甚至是永远。2现代奥运会：有闲阶级价值理念的载体
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是从事非生产性业务的人群；有闲阶级的出现是和财产私有制同时出现的，他们是人类在本能、思想、习惯和心理上差别的产物；在金钱、礼仪等方面的差别导致了人群之间的鸿沟，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荣誉迷恋程度的巨大差异，而有闲阶级尤其注重他们的荣誉。竞技运动就是有闲阶级获得荣誉感的一个工具；同时，在他们对荣誉感追求的过程中，也体现他们的些许理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业余精神、贵族式的礼仪、男权本性。
2.1 业余精神
早在古希腊运动会时代，就存在着业余精神之现象，但并没有其名；随着社会的发展，业余精神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18世纪时，业余精神的观念业已形成；但是，直到现代奥运会创立后，才因为“业余精神”的观念而产生了很多尖锐、现实性的问题。
在法语和英语世界中，“业余”一词曾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涵义。它是“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代表，它代表着身份和地位，它排斥所有的劳动阶层，是社会上层的发明物，它公开声明，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的下层从中上阶层的休闲体育运动中排斥出去。在它最初的形式中，其原则特别禁止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参加。1878年的罕利国际划船大会(Henley Regatta)的规定极为典型：下列人员不能被认为是业余划船运动的浆手，那些是或者是为了工资收入而从事贸易行业、机械、石匠等体力劳动的人。
在现代奥运会踏入历史舞台后，在这一涵义的基础上几经修改，从顾拜旦、布伦戴奇、基拉宁，都对此进行了修修补补，直到萨马兰奇时代，才对此有了一个现实性的、世俗观念的界定，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早在1894年由顾拜旦所召集的“第一届体育大会”上，“业余问题”就是讨论的主题，虽然顾拜旦本人对此问题持有比较开放的观念，但是他也无法获得以“有闲阶级”为主体的“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业余运动的概念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它的主要宗旨是排除低阶层的人参加，现代体育运动的原则是让所有的人参加，然而，古拜旦(顾拜旦，作者注)对此无能为力。
对业余精神的坚持，反映了以有闲阶级为主体地位的国际奥委会的“阶级”秉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现代奥运会 和古代奥运会之间的秉承关系，即有闲阶级秉承了古希腊公民的观点：奥运会不是底层人民的奥运会，而是上层人士的，它是具有欢乐、愉悦、狂欢、甚至是荣誉性的大型活动。有闲阶级一般都是从事一些带有“荣誉性”的职业和事业，对他们而言，这样才能彰显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尊崇。
业余精神在现代奥运会发展中的盛行，就是有闲阶级在他们理念的深处对“奥运会就是上层人士的奥运会”的执着。骑士精神是顾拜旦男爵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也是整个有闲阶级推崇的一个理念，在它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公平”的信仰，而这种“公平”就是业余原则的外衣。但是，那仅是对底层人们伪善的借口而已，只要是他们认为的“上层”比赛项目，职业运动员也是理所当然的参赛选手。1894年在巴黎会议上制定的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只有击剑比赛可以有业余和职业运动员参加。在第一届奥运会的职业佩剑比赛中，雅典击剑学校的老板，著名职业剑手莱昂·皮戈斯获得了冠军。
业余原则是针对底层人们而设立的枷锁，业余原则是阶级歧视观念的表现。业余原则虽然几经修改，但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一个彻底的改观。1980年，国际奥委会将“业余”一词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去。可以这样说，业余精神是有闲阶级“遗风”中对现代奥运会影响最为深刻的部分。
2.2 贵族式的礼仪
“礼仪和排场”是贵族炫耀他们生活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在现代奥运会体系内，有很多规定的礼仪，如：开幕式、闭幕式、入场仪式、宣誓仪式、颁奖仪式、致词仪式等等。顾拜旦认为：通过仪式表明奥运会是与一系列世界锦标赛不同的。甚至有文规定：承办国“筹委会”为了体现其与其他竞技运动会的不同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第二。随着时间的延长，现代奥运会在仪式上基本上遵循以下走势：仪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隆重。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为了凸现他们和底层人们的区别，不但要在物质消费上让他们感到有“巨大的差异”，而且也在礼仪上设置很多繁缛的条文。现代奥运会一诞生，就在礼仪上印证着有闲阶级的这一理念。
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有希腊国王祝词；在第四届伦敦奥运会上规定各代表团成员服装统一。并在本国国旗引导下列队入场；在第七届安特卫普奥运会上规定了奥运会的会旗，比赛期间火炬不灭，运动员的宣誓仪式；在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始实行各个代表团入场的仪式；在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规定了火炬接力的仪式。
随着现代奥运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它的礼仪也越来越复杂，甚至相关人员在奥运会上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十分明确和严格的规定。现代奥运会已经形成了它自己所特有的一套礼仪，并且是带有高雅、尊贵、大同等等元素的礼仪体系，如同有闲阶级绅士般的举止和谈吐一样“成型”。同时，现代奥运会的礼仪体系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国家性的运动会、地区性运动会、洲际性运动会都深受其礼仪模式的影响，纷纷效尤。历史的车轮常常会抛弃上层阶级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和理念，但常常能保留他们的一些礼仪。因为有闲阶级发明的礼仪常常是所谓“文明程度”的标准，对底层人们来讲，这就像一个永远也“咬不到的诱饵”一样，却要总想“咬到”。现代奥运会的礼仪化是有闲阶级的惯性使然，他们的继承人也是“乐于此道”，甚至尤过之。毕竟，很多礼仪不仅具有永恒性，而且也能使现代奥运会的“声望”自然增长。犹如顾拜旦所言：奥运会要求庄严和礼仪，这并不是为了声望，因为声望是随着崇高的称号而自然增长的。这个见解入木三分，在现今，国际奥委会更是秉承此意。
2.3 男权本性
从人类踏入“父系氏族”至今，女性的生活、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等等都是依附于男性的，现代奥运会也是如此，承延着这种男子至上主义的传统。这主要表现在“参赛资格”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人选”两个方面。
在现代奥运会的早期阶段，对于女性是否有资格参加现代奥运会这一问题，一直是萦绕当时社会和国际奥委会的一个敏感问题。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对女性参加竞技运动颇有微词。在早期，国际奥委会对女性运动员的问题一直持有比较消极的态度。顾拜旦并不反对女性参加体育运动，但是他一直反对女性参加奥运会的比赛。顾拜旦认为：女子参加奥运会是一种不切实际、没有趣味、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早期现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顾拜旦男爵的这种观点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统治力”。1896年的奥运会上没有任何女性运动员，1900年仅有十几名女性被准许参加高尔夫和网球的比赛，1912年以后才有了女子游泳和女子跳水比赛。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田径是奥运会的核心比赛项目，所以女子参加的跑步、跳高、跳远以及投掷等项目遭到了强烈反对。1922年，国际业余运动总会赞成女子参加田径赛事，但是不赞成将其包括在奥运会项目中。1924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项由法国克拉瑞伯爵提出的动议，该动议决定：就女子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现状而言，限制其参加的规则应当保持下去。1926年4月5日，国际奥委会接受国际业余运动总会的建议，投票赞同在奥运会中设立有人数限制的女子比赛项目。吕碧琴认为：大体而言，在1900年到1936年期间，女性参加现代奥运会比赛是处于一种不被认可、实验气氛很浓的环境下，社会普遍的保守作风，使其发展前途堪称尚未起步期。
第二，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人选上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和突出。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委员对国际奥委会的运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1894年的15名委员起始，委员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到20世纪80年代维持在90人上下。但是，直到1981年才有了第一批女性委员。
在现代奥运会参赛资格上的性别歧视，不但是有闲阶级固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普遍思维定势。这种固有思维方式和定势导致了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力机构中，女性被屏蔽在决策之外。尤其是在权力体系中，女性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权力显得如此蹒跚、漫长。时至今日，女性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显得如此单薄。诚然，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但是高举“公平、公开、公正”大旗的现代奥运会是不是应该为扭转这种“人类悲剧”性的社会现象应作出更大的贡献呢?如果是，那么现代奥运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有闲阶级的奥运会：群体对追求快乐的差异
3.1 有闲阶级：从荣誉中寻求快乐
按照凡勃伦的理论，有闲阶级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多是追求能给他们带来荣誉的事业，即主要从事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等事务。而以顾拜旦男爵为中心的一群有闲阶级选择的是运动比赛——奥运会。奥运会的复苏则意味着庞大的投入。1894年，希腊政府公开拒绝承办第一届奥运会的一个理由是：在政府预算中，没有给这种大型的活动提供任何空间。但是，这样的金钱投入是有回报 的。顾拜旦曾认为第一届奥运会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竞技方面，二是奥运会提高了希腊国王和王子个人在国际上的威望。国王和王子从庞大资金投入中得到了“威望”，顾拜旦得到了名垂历史的荣誉。如果把奥运会的复兴和成长比喻成一个游戏的话，那么以顾拜旦为首的有闲阶级就是在参与一个“深层游戏”。这个游戏的得失关乎到他们的荣誉，必须为此付出百倍的努力。所以，当奥运会在早期面临诸多困难时，以顾拜旦为首的有闲阶级为解决一个个的难题奔波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目睹他们为之奔波的奥运会得以复苏，进而一步步成熟、壮大，他们从中必然获得一种无以言表的快乐，一种从荣誉中衍生出的快乐，一种自然而然的快乐。
3.2 业余选手：从竞技中追求快乐
由于受到“阶级等级制度”的影响，当时的奥运会就是一个排斥所有体力劳动阶层的运动会，它仅是非体力劳动阶层追求快乐的舞台。体力劳动阶层的职业选手被排挤，而非体力劳动阶层的职业选手则可以自由参加。由于这是“上层人士”竞技的舞台，所以对当时优胜者进行物质奖励十分有限，甚至对企业的赞助也严格禁止。同时，由于当时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其他势力团体(如国家、企业)对奥运会的重视度和“二战”后的相距甚远。所以，参赛选手可从竞技运动本身之中追求快乐，一种因竞技运动比赛本身所带来的感观或精神上的快乐，一种参与下获得的纯粹快乐，一种参与下自然获得的快乐，一种很少受“外部势力团体”影响下的快乐。这才是竞技运动的真谛。至于有闲阶级对奥运会赋予其他理念，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从这个“游戏盛会”中获得参与性的快乐。
3.3 观众：从观赏比赛中感受快乐
有闲阶级主导下的奥运会处在一个“娱乐项目”匮乏且单一的年代，不管有闲阶级如何赋予奥运会种种内涵和外衣，但是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它毕竟是以竞技运动比赛为主的运动会。就像马戏团的演出一样，它也是一场演出，不同之处在于表演的是运动员，但是它们都给人们带来了快乐。这种快乐也是从竞技运动中获得的一种自然的享受，这种快乐有直接性的，也有发泄郁闷心情后所得到的。虽然不同地域或国家的观众会有不同程度的“敌视”言行，但是这毕竟在很小的范围内。因为遥远的路途、昂贵的费用、交通技术的制约等原因，是不可能会有大批的外国观众的，况且，此时的奥运会也不具有如此大的魅力。
此时，规模和影响力都有限的奥运会，对相关人员而言。它就是一个追求快乐的载体，这种快乐是闲淡、自然的，这种自然的快乐也是有闲阶级奥运会的真谛。同时也和我国传统的“悠闲”之义吻合，窥知这一点，兴许对北京的人文奥运有些许益处。
关键词：有闲阶级；奥运会；快乐
中图分类号：GS11.21 文章编号：1009-783X(2008)04-0027-03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和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密不可分。1894年的巴黎大会是现代奥运会得以诞生的关键性会议，在1894年巴黎会议的新闻稿中提到的资助者有：比利时国王、威尔士公主、瑞士王储、希腊王储、沙俄的Vladimir大公、Aumale公爵。本文在借鉴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论证早期奥运会是有闲阶级主导的，即，从奥运会的运作体系和运作理念上。
1 有闲阶级：现代奥运会运作体系的行为主体
在现代奥运会早期的“非民主”运作体系中，无不体现着有闲阶级的痕迹。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人选上，以及国际奥委会的委员阶级构成上。
1.1 有闲阶级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现代奥运会框架的创建者
现代奥运会诞生于一个“威权”的时代，一个贵族和贵族化的资本家主导的时代，一个需要社会地位和威望的年代。第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季米特里奥斯·维凯拉斯是希腊名流；第二任勒巴龙·皮埃尔·顾拜旦是一个相当富有的法国大贵族；第三任亨利·德·巴耶－拉图尔则是一位家财万贯的比利时伯爵。在前三任主席人选中，都是有闲阶级的成员。他们不但在理念和信仰上指导着现代奥运会的前进，而且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在物质上的实力。也直接引起了社会对现代奥运会的关注，同时也为其带来了广泛的“人气”和足够的物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奠定了现代奥运会的组织框架。
1.2 有闲阶级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现代奥运会的充实者
在第一任15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就有诸如法国的顾拜旦男爵、英国的阿姆普特希尔勋爵、比利时的德·布齐伯爵、意大利的卢克齐·帕利伯爵和丹德里亚·卡拉法大公、俄国的布托夫斯基将军、瑞典的巴利克将军等上层人物。其他委员的身份地位不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属于上层阶级。总的来说，第一届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影响力的人士绝大部分都属于上流社会，因为他们是当时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的“领航员”，是底层人民“苦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在现代奥运会的初始阶段，国际奥委会的大多数成员属于上流社会。这是由于委员会成员不仅要支付他们自己的差旅费，还要承担国际奥委会的支出，所以大多数的成员都非常富有。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按照财富的多少和社会地位来进行，在国际奥委会的初期发挥作用较大的几位成员是：瑞典的维克多·巴尔克(Viktor Balck)，俄国的亚历山大·巴克夫斯基(Aleksander Butkowsky)等，还有一些相当没用而又拥有贵族称呼的人。早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基本上是热爱竞技运动者，并且具有尊崇的社会地位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对现代奥运会的影响可以说是直接而且是深远的。
正是现代奥运会从诞生起所彰显出的“贵族气质”，致使当时很多运动员对现代奥运会产生了一种念头：它就是“有闲阶级”的奥运会。法国长跑运动员阿尔比·勒姆塞克斯(Albin Lermusieux)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比赛中戴白手套，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在为在座的希腊国王而跑。在1912年的奥运会上，当时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奥运会冠军索普由于被认为是“非业余运动员”，所以赛后被取消了奥运会冠军的头衔。阿伦·古特曼认为：索普被惩罚这一事件表明，在通向奥林匹克主义的大路上潜伏着更多的是社会等级的偏见而不是种族歧视。的确，现代奥运会不应该是某些阶级和人种的专利，而应该属于全人类。但是，在现代奥运会的早期，的确充斥着属于“有闲阶级”的几许理念，而且还影响它很长时间，有些甚至是永远。2现代奥运会：有闲阶级价值理念的载体
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是从事非生产性业务的人群；有闲阶级的出现是和财产私有制同时出现的，他们是人类在本能、思想、习惯和心理上差别的产物；在金钱、礼仪等方面的差别导致了人群之间的鸿沟，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荣誉迷恋程度的巨大差异，而有闲阶级尤其注重他们的荣誉。竞技运动就是有闲阶级获得荣誉感的一个工具；同时，在他们对荣誉感追求的过程中，也体现他们的些许理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业余精神、贵族式的礼仪、男权本性。
2.1 业余精神
早在古希腊运动会时代，就存在着业余精神之现象，但并没有其名；随着社会的发展，业余精神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18世纪时，业余精神的观念业已形成；但是，直到现代奥运会创立后，才因为“业余精神”的观念而产生了很多尖锐、现实性的问题。
在法语和英语世界中，“业余”一词曾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涵义。它是“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代表，它代表着身份和地位，它排斥所有的劳动阶层，是社会上层的发明物，它公开声明，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的下层从中上阶层的休闲体育运动中排斥出去。在它最初的形式中，其原则特别禁止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参加。1878年的罕利国际划船大会(Henley Regatta)的规定极为典型：下列人员不能被认为是业余划船运动的浆手，那些是或者是为了工资收入而从事贸易行业、机械、石匠等体力劳动的人。
在现代奥运会踏入历史舞台后，在这一涵义的基础上几经修改，从顾拜旦、布伦戴奇、基拉宁，都对此进行了修修补补，直到萨马兰奇时代，才对此有了一个现实性的、世俗观念的界定，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早在1894年由顾拜旦所召集的“第一届体育大会”上，“业余问题”就是讨论的主题，虽然顾拜旦本人对此问题持有比较开放的观念，但是他也无法获得以“有闲阶级”为主体的“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业余运动的概念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它的主要宗旨是排除低阶层的人参加，现代体育运动的原则是让所有的人参加，然而，古拜旦(顾拜旦，作者注)对此无能为力。
对业余精神的坚持，反映了以有闲阶级为主体地位的国际奥委会的“阶级”秉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现代奥运会 和古代奥运会之间的秉承关系，即有闲阶级秉承了古希腊公民的观点：奥运会不是底层人民的奥运会，而是上层人士的，它是具有欢乐、愉悦、狂欢、甚至是荣誉性的大型活动。有闲阶级一般都是从事一些带有“荣誉性”的职业和事业，对他们而言，这样才能彰显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尊崇。
业余精神在现代奥运会发展中的盛行，就是有闲阶级在他们理念的深处对“奥运会就是上层人士的奥运会”的执着。骑士精神是顾拜旦男爵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也是整个有闲阶级推崇的一个理念，在它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公平”的信仰，而这种“公平”就是业余原则的外衣。但是，那仅是对底层人们伪善的借口而已，只要是他们认为的“上层”比赛项目，职业运动员也是理所当然的参赛选手。1894年在巴黎会议上制定的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只有击剑比赛可以有业余和职业运动员参加。在第一届奥运会的职业佩剑比赛中，雅典击剑学校的老板，著名职业剑手莱昂·皮戈斯获得了冠军。
业余原则是针对底层人们而设立的枷锁，业余原则是阶级歧视观念的表现。业余原则虽然几经修改，但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一个彻底的改观。1980年，国际奥委会将“业余”一词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去。可以这样说，业余精神是有闲阶级“遗风”中对现代奥运会影响最为深刻的部分。
2.2 贵族式的礼仪
“礼仪和排场”是贵族炫耀他们生活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在现代奥运会体系内，有很多规定的礼仪，如：开幕式、闭幕式、入场仪式、宣誓仪式、颁奖仪式、致词仪式等等。顾拜旦认为：通过仪式表明奥运会是与一系列世界锦标赛不同的。甚至有文规定：承办国“筹委会”为了体现其与其他竞技运动会的不同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第二。随着时间的延长，现代奥运会在仪式上基本上遵循以下走势：仪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隆重。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为了凸现他们和底层人们的区别，不但要在物质消费上让他们感到有“巨大的差异”，而且也在礼仪上设置很多繁缛的条文。现代奥运会一诞生，就在礼仪上印证着有闲阶级的这一理念。
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有希腊国王祝词；在第四届伦敦奥运会上规定各代表团成员服装统一。并在本国国旗引导下列队入场；在第七届安特卫普奥运会上规定了奥运会的会旗，比赛期间火炬不灭，运动员的宣誓仪式；在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始实行各个代表团入场的仪式；在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规定了火炬接力的仪式。
随着现代奥运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它的礼仪也越来越复杂，甚至相关人员在奥运会上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十分明确和严格的规定。现代奥运会已经形成了它自己所特有的一套礼仪，并且是带有高雅、尊贵、大同等等元素的礼仪体系，如同有闲阶级绅士般的举止和谈吐一样“成型”。同时，现代奥运会的礼仪体系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国家性的运动会、地区性运动会、洲际性运动会都深受其礼仪模式的影响，纷纷效尤。历史的车轮常常会抛弃上层阶级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和理念，但常常能保留他们的一些礼仪。因为有闲阶级发明的礼仪常常是所谓“文明程度”的标准，对底层人们来讲，这就像一个永远也“咬不到的诱饵”一样，却要总想“咬到”。现代奥运会的礼仪化是有闲阶级的惯性使然，他们的继承人也是“乐于此道”，甚至尤过之。毕竟，很多礼仪不仅具有永恒性，而且也能使现代奥运会的“声望”自然增长。犹如顾拜旦所言：奥运会要求庄严和礼仪，这并不是为了声望，因为声望是随着崇高的称号而自然增长的。这个见解入木三分，在现今，国际奥委会更是秉承此意。
2.3 男权本性
从人类踏入“父系氏族”至今，女性的生活、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等等都是依附于男性的，现代奥运会也是如此，承延着这种男子至上主义的传统。这主要表现在“参赛资格”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人选”两个方面。
在现代奥运会的早期阶段，对于女性是否有资格参加现代奥运会这一问题，一直是萦绕当时社会和国际奥委会的一个敏感问题。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对女性参加竞技运动颇有微词。在早期，国际奥委会对女性运动员的问题一直持有比较消极的态度。顾拜旦并不反对女性参加体育运动，但是他一直反对女性参加奥运会的比赛。顾拜旦认为：女子参加奥运会是一种不切实际、没有趣味、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早期现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顾拜旦男爵的这种观点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统治力”。1896年的奥运会上没有任何女性运动员，1900年仅有十几名女性被准许参加高尔夫和网球的比赛，1912年以后才有了女子游泳和女子跳水比赛。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田径是奥运会的核心比赛项目，所以女子参加的跑步、跳高、跳远以及投掷等项目遭到了强烈反对。1922年，国际业余运动总会赞成女子参加田径赛事，但是不赞成将其包括在奥运会项目中。1924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项由法国克拉瑞伯爵提出的动议，该动议决定：就女子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现状而言，限制其参加的规则应当保持下去。1926年4月5日，国际奥委会接受国际业余运动总会的建议，投票赞同在奥运会中设立有人数限制的女子比赛项目。吕碧琴认为：大体而言，在1900年到1936年期间，女性参加现代奥运会比赛是处于一种不被认可、实验气氛很浓的环境下，社会普遍的保守作风，使其发展前途堪称尚未起步期。
第二，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人选上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和突出。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委员对国际奥委会的运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1894年的15名委员起始，委员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到20世纪80年代维持在90人上下。但是，直到1981年才有了第一批女性委员。
在现代奥运会参赛资格上的性别歧视，不但是有闲阶级固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普遍思维定势。这种固有思维方式和定势导致了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力机构中，女性被屏蔽在决策之外。尤其是在权力体系中，女性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权力显得如此蹒跚、漫长。时至今日，女性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显得如此单薄。诚然，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但是高举“公平、公开、公正”大旗的现代奥运会是不是应该为扭转这种“人类悲剧”性的社会现象应作出更大的贡献呢?如果是，那么现代奥运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有闲阶级的奥运会：群体对追求快乐的差异
3.1 有闲阶级：从荣誉中寻求快乐
按照凡勃伦的理论，有闲阶级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多是追求能给他们带来荣誉的事业，即主要从事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等事务。而以顾拜旦男爵为中心的一群有闲阶级选择的是运动比赛——奥运会。奥运会的复苏则意味着庞大的投入。1894年，希腊政府公开拒绝承办第一届奥运会的一个理由是：在政府预算中，没有给这种大型的活动提供任何空间。但是，这样的金钱投入是有回报 的。顾拜旦曾认为第一届奥运会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竞技方面，二是奥运会提高了希腊国王和王子个人在国际上的威望。国王和王子从庞大资金投入中得到了“威望”，顾拜旦得到了名垂历史的荣誉。如果把奥运会的复兴和成长比喻成一个游戏的话，那么以顾拜旦为首的有闲阶级就是在参与一个“深层游戏”。这个游戏的得失关乎到他们的荣誉，必须为此付出百倍的努力。所以，当奥运会在早期面临诸多困难时，以顾拜旦为首的有闲阶级为解决一个个的难题奔波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目睹他们为之奔波的奥运会得以复苏，进而一步步成熟、壮大，他们从中必然获得一种无以言表的快乐，一种从荣誉中衍生出的快乐，一种自然而然的快乐。
3.2 业余选手：从竞技中追求快乐
由于受到“阶级等级制度”的影响，当时的奥运会就是一个排斥所有体力劳动阶层的运动会，它仅是非体力劳动阶层追求快乐的舞台。体力劳动阶层的职业选手被排挤，而非体力劳动阶层的职业选手则可以自由参加。由于这是“上层人士”竞技的舞台，所以对当时优胜者进行物质奖励十分有限，甚至对企业的赞助也严格禁止。同时，由于当时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其他势力团体(如国家、企业)对奥运会的重视度和“二战”后的相距甚远。所以，参赛选手可从竞技运动本身之中追求快乐，一种因竞技运动比赛本身所带来的感观或精神上的快乐，一种参与下获得的纯粹快乐，一种参与下自然获得的快乐，一种很少受“外部势力团体”影响下的快乐。这才是竞技运动的真谛。至于有闲阶级对奥运会赋予其他理念，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从这个“游戏盛会”中获得参与性的快乐。
3.3 观众：从观赏比赛中感受快乐
有闲阶级主导下的奥运会处在一个“娱乐项目”匮乏且单一的年代，不管有闲阶级如何赋予奥运会种种内涵和外衣，但是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它毕竟是以竞技运动比赛为主的运动会。就像马戏团的演出一样，它也是一场演出，不同之处在于表演的是运动员，但是它们都给人们带来了快乐。这种快乐也是从竞技运动中获得的一种自然的享受，这种快乐有直接性的，也有发泄郁闷心情后所得到的。虽然不同地域或国家的观众会有不同程度的“敌视”言行，但是这毕竟在很小的范围内。因为遥远的路途、昂贵的费用、交通技术的制约等原因，是不可能会有大批的外国观众的，况且，此时的奥运会也不具有如此大的魅力。
此时，规模和影响力都有限的奥运会，对相关人员而言。它就是一个追求快乐的载体，这种快乐是闲淡、自然的，这种自然的快乐也是有闲阶级奥运会的真谛。同时也和我国传统的“悠闲”之义吻合，窥知这一点，兴许对北京的人文奥运有些许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