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毫无疑问，《论语》是一部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有精辟明确的论述：《论语》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不但自汉至清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以它作为做官求仕的入学初阶或必修课本，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而且通过各种层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撰写编撰的《孝经》、《急就篇》（少数词句）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以及各种“功过格”等等，当然更包括各种“家规”、“族规”、“乡约”、“里范”等等法规、条例，使儒学（又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的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下，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思的指引规范……正是“孔子学说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变化，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学派或宗教推倒它”（范文澜语）。由于儒学的“半宗教半哲学”的特征，“近一个世纪以来便成了哲学史专家们的游戏对象：排列、组合、分析、综合其概念、范畴、论断，写出一本又一本或赞赏、或批判、或‘批判地继承’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著作，以为这样就处理好了孔子、《论语》和儒学。”这种“各取所需”的“百家争鸣”，“于是‘以理杀人’、‘以革命杀人’，便惨剧重重，层出不已。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假道学’、‘伪君子’和‘马列主义老太太’。”
　　不无遗憾的是时下一些庸俗的“国粹主义”和所谓“国学热”还很有市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老调”又在重弹。“掌握半部《论语》，我们的能力就会高强，就能够治理国家。”“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始作俑者，且不必去考查，很有代表性的言论当属严复《救亡决论》中的概言：“从此天下有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倘如是，可以说自有《论语》以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铁木贞”，“朱元璋”，“我大清”……甚至“蒋家王朝”，看来都没有一个能真正“读懂”《论语》的统治者；否则怎么能“城头变换大王旗”呢？如果今朝的国家干部都能“一日三省吾身”，又岂能发生携巨款“乘桴浮于海”逍遥法外呢？如果遵照“送一束肉即可收为弟子”的标准，那些“为人师表”者又怎能发“高价学生”的财呢？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对“孔家店”的批判。“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于是在“文革”期间，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和胡适为举旗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发扬到“震天响”的程度。诸如孔子是“权势者们的圣人”，“王道”和“仁政”是骗人的东西，孔子的“仁义道德”是杀人的软刀子，孔子的“中庸”是奴才的卑怯，孔孟之道是反动派的“敲门砖”……这种“狂热”，让人们失去理智，更谈不上学者的“风度”了。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有广泛的影响。孔子的宇宙观认为万物自己生长，但又保留天命信仰；认为鬼神对对现实生活不起什么作用，但又赞成祖先崇拜，不否认鬼神的存在。政治上主张“正名”，认为“君臣父子”讲仁义应该名实相副，以巩固社会秩序。提倡德化教育，反对苛政，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教育思想上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重视因材施教，富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神。
　　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对待《论语》更要“古为今用”。倘若食古不化，把一部《论语》视为“千手观音”、“如来佛手掌”，那就正如孔子老先生讲的“学而不思则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