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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西方,人类一直试图与喧闹的环境、浮躁的人心对抗。有时思想迸发,有时走到极端,人类在曲折中寻求清静的片段,就是一部人类清静思想史。
开端:对抗欲望
一个思想的开端,一定是从普世的现象中展开的。
老子提出的“去奢、去甚、去泰”,针对的是当时被权力欲望冲昏头的人们。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但人类对抗的不是天性,而是天性中的贪婪。春秋时期,从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权力意识已经膨胀,欲望主张被纵横之术粉饰。老子意识到,人类需要一个出口。
“《道德经》中第一次出现‘清静’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淦铭说,“老子将万物的两面看得清楚,然后告诉你,这世界上有虚和实,有静和躁。人不能任由欲望躁动,需要寻求清静。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静为躁君’。”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里将清静看做人的本源,“欲望是天性,清静是根本。老子的思想总会有带有两面性。”姚淦铭打了个比方,“就像男人和女人,一强一柔。老子不是说要消灭欲望,他只是在那个被欲望搅乱了的时间节点,让人们回归清静的根本。‘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对人们来说,公元前57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楚国苦县一位名叫李耳的男婴出生。姚淦铭把老子的诞生称作“浪漫主义的说法”: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桃树下,割腋而生。“他的出生就意味着清静,逍遥桃树本来就是逃离俗世,清静度日的表象。”
而后,他会在纷扰复杂的世界中第一次提出“清静为天下正”的观点,告诉人类:在汲汲营营之外的空虚中,我们一直所寻求的是什么。
逍遥:文人求闲
清静在中国这一脉,从庄子乐逍遥,到魏晋风度,行至明代,盛于文人。
晚明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悄然而出。由于政治的控制陷入薄弱期,整个社会从上至下耽于声色犬马,奢靡享乐成风。文人出仕治世之心被消磨,“既念念于林壑之乐,又放不下人间堂筵”,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周群教授,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但也无法否认“轻浮躁已经成为士林之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
“文人求闲不完全是追求老子语义下的清静,它既是对畸形政治的一种软叛逆,也是追求心灵的一种大时尚”,周群笑道。这是一种畸形社会下产生的矛盾心理,文人并不是真心想追求清静,但现实是没有给他们施展抱负的空间,所以不得不清静。然后反过来一想,心灵的清静确实是根本。“求闲求适成为文人对于生活,对于创作的主题之一。内心的宁静就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展现。反应到哲学思想上,就造就了晚明文人对于心学的欣赏。”
“道家清静的回归,也可被借为世俗的生存技巧。就像庄子所说‘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周群从晚明小品文的躁静之争中看到了,这个时代闲适文人的智慧。
囹圄:苦修主义
清静演绎到极致,成就了宗教与理学。
公元前6世纪,印度苦修主义主张以苦修来悟道,用限制欲望的方式来换取清静。这是释迦摩尼最初抛却王子身份,对抗奢靡时,在追求“六根清静”的道路上做出的一次尝试。虽然释迦摩尼最终以六年无道的结果放弃苦修,但苦修主义的种子还是扎根在了宗教哲学中。印度教与婆罗门教仍然崇尚“清静”苦修,只是另有一支享乐主义做补充。
而晚了6个世纪才出现的基督教,在中世纪时期又将苦修主义推向了高潮。修道士们更多的将其付诸于行动,欲望是罪恶的,为了灵魂拥有终极的“清静”,身体必须接受“灭欲”的惩罚,苦修带的出现也是源于此。
“灭欲”的思想在中国被强调,当属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儒道两家在同一片土地上发展纠葛,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周群说:“它们都追求对欲望的限制以及对清静的回归,只是表现各不相同:道家问清静于虚,而儒家问清静于世。尤又以儒家程朱理学在追寻清静的道路上走得最远。”
人要对抗欲望,但是不能毁灭欲望。“朱熹认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这在后来确实有被误解的成分,但朱子表述得依旧已经十分清楚了”,周群解释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基本的生存之外,皆是欲望。追求欲望,就是背弃心灵的清静。清静思想的一端,困于儒释道的苦修主义。
落地:过日哲学
走过极端,人类的清静才能返璞归真。
“文人务实的世俗生活和自持清静的内心和谐,使他们精神出世,但并未弃世。这样一种静是理性的静。”周群列举古往今来的理性清静者:“正是如此,陈继儒才能安于山林之中,又不失对社会的关注。汤显祖、屠隆这类以‘仙令’自居的官员才可以既操劳于民政,又不忘世外野趣。”
朱熹将欲望划分到生存之外,而欲望本就存于生活之中。“他们生活中表现出的脱俗的清静又带有明显的世俗功利性,但正所谓大隐隐于市,真正的清静人就当做到其身在红尘世界中奔波,其心在红尘之外起伏。”在周群眼里,袁宏道也好,陈继儒也罢,他们的文字与行动都是崇尚落地的清静。“这种清静,是对自身内心一种理智反观后的理智选择,是一种成熟的负载更多文化价值的选择。之所以选择静,是因为非宁静无以致远。”
清静之人不弃世,实践中的清静哲学就如同1911年林觉民就义前留下的愿景:
“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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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清静的足迹
公元前6世纪——释迦摩尼在毕钵罗树下静思,终于参透生、老、病、死之道。
公元前5世纪——老子有《道德经》存世,主张“清静无为”。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问道河上公,以“清静无为”为政,休养生息,创文景之治。
3世纪——三国葛玄依托作《清静经》(待考)。
4世纪——最早的修道院出现,修道士于清静之地与世隔绝,追求灵性。
5世纪——赛特尔主义兴起,修道极其刻苦,研学极其热心。
9世纪——杜光庭著《清静经注》,言明“人能去其情欲,内守元和,自然心神安静”。
10至12世纪——清静之道与道教修炼之术逐渐融合。《云笈七箓》引《元气论》称“无劳尔形,无摇尔精,归心静默,可以长生。”
1162年——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清静”与内修完全联系在一起,“清静者,清谓清其心源,
静谓静其气海”。
公元12世纪——朱熹辑定四书:“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1506年——三十六岁的唐寅避名利、求清静,搬入桃花坞,至此“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
1845年——戴维·梭罗搬到瓦尔登湖畔简朴隐居,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著名的事件。九年后出版的《瓦尔登湖》,引起世界范围内关于“如何清醒地活着”的思考。
1911年——林觉民就义,留《与妻书》,述:“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1967年——蒋经国视察南投县,立“清境农场”,取“清新空气任君取,境地优雅是仙居”之意。
2011年——碧山计划启动,主张让艺术家回归乡村,艺术回归清静。
2012年3月——著名作家张炜在华中师大发表演讲“安静的故事”,强调“我们的心比网速还快”,中国人到了必须好好思考的时候,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在于民族能否安静下来。
21世纪——美国明尼苏达州南明尼阿波利斯市,奥菲尔德声学公司打造的“无声实验室”被《吉尼斯世界大全》认证为“世界上最清静的地方”。
开端:对抗欲望
一个思想的开端,一定是从普世的现象中展开的。
老子提出的“去奢、去甚、去泰”,针对的是当时被权力欲望冲昏头的人们。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但人类对抗的不是天性,而是天性中的贪婪。春秋时期,从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权力意识已经膨胀,欲望主张被纵横之术粉饰。老子意识到,人类需要一个出口。
“《道德经》中第一次出现‘清静’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淦铭说,“老子将万物的两面看得清楚,然后告诉你,这世界上有虚和实,有静和躁。人不能任由欲望躁动,需要寻求清静。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静为躁君’。”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里将清静看做人的本源,“欲望是天性,清静是根本。老子的思想总会有带有两面性。”姚淦铭打了个比方,“就像男人和女人,一强一柔。老子不是说要消灭欲望,他只是在那个被欲望搅乱了的时间节点,让人们回归清静的根本。‘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对人们来说,公元前57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楚国苦县一位名叫李耳的男婴出生。姚淦铭把老子的诞生称作“浪漫主义的说法”: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桃树下,割腋而生。“他的出生就意味着清静,逍遥桃树本来就是逃离俗世,清静度日的表象。”
而后,他会在纷扰复杂的世界中第一次提出“清静为天下正”的观点,告诉人类:在汲汲营营之外的空虚中,我们一直所寻求的是什么。
逍遥:文人求闲
清静在中国这一脉,从庄子乐逍遥,到魏晋风度,行至明代,盛于文人。
晚明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悄然而出。由于政治的控制陷入薄弱期,整个社会从上至下耽于声色犬马,奢靡享乐成风。文人出仕治世之心被消磨,“既念念于林壑之乐,又放不下人间堂筵”,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周群教授,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但也无法否认“轻浮躁已经成为士林之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
“文人求闲不完全是追求老子语义下的清静,它既是对畸形政治的一种软叛逆,也是追求心灵的一种大时尚”,周群笑道。这是一种畸形社会下产生的矛盾心理,文人并不是真心想追求清静,但现实是没有给他们施展抱负的空间,所以不得不清静。然后反过来一想,心灵的清静确实是根本。“求闲求适成为文人对于生活,对于创作的主题之一。内心的宁静就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展现。反应到哲学思想上,就造就了晚明文人对于心学的欣赏。”
“道家清静的回归,也可被借为世俗的生存技巧。就像庄子所说‘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周群从晚明小品文的躁静之争中看到了,这个时代闲适文人的智慧。
囹圄:苦修主义
清静演绎到极致,成就了宗教与理学。
公元前6世纪,印度苦修主义主张以苦修来悟道,用限制欲望的方式来换取清静。这是释迦摩尼最初抛却王子身份,对抗奢靡时,在追求“六根清静”的道路上做出的一次尝试。虽然释迦摩尼最终以六年无道的结果放弃苦修,但苦修主义的种子还是扎根在了宗教哲学中。印度教与婆罗门教仍然崇尚“清静”苦修,只是另有一支享乐主义做补充。
而晚了6个世纪才出现的基督教,在中世纪时期又将苦修主义推向了高潮。修道士们更多的将其付诸于行动,欲望是罪恶的,为了灵魂拥有终极的“清静”,身体必须接受“灭欲”的惩罚,苦修带的出现也是源于此。
“灭欲”的思想在中国被强调,当属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儒道两家在同一片土地上发展纠葛,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周群说:“它们都追求对欲望的限制以及对清静的回归,只是表现各不相同:道家问清静于虚,而儒家问清静于世。尤又以儒家程朱理学在追寻清静的道路上走得最远。”
人要对抗欲望,但是不能毁灭欲望。“朱熹认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这在后来确实有被误解的成分,但朱子表述得依旧已经十分清楚了”,周群解释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基本的生存之外,皆是欲望。追求欲望,就是背弃心灵的清静。清静思想的一端,困于儒释道的苦修主义。
落地:过日哲学
走过极端,人类的清静才能返璞归真。
“文人务实的世俗生活和自持清静的内心和谐,使他们精神出世,但并未弃世。这样一种静是理性的静。”周群列举古往今来的理性清静者:“正是如此,陈继儒才能安于山林之中,又不失对社会的关注。汤显祖、屠隆这类以‘仙令’自居的官员才可以既操劳于民政,又不忘世外野趣。”
朱熹将欲望划分到生存之外,而欲望本就存于生活之中。“他们生活中表现出的脱俗的清静又带有明显的世俗功利性,但正所谓大隐隐于市,真正的清静人就当做到其身在红尘世界中奔波,其心在红尘之外起伏。”在周群眼里,袁宏道也好,陈继儒也罢,他们的文字与行动都是崇尚落地的清静。“这种清静,是对自身内心一种理智反观后的理智选择,是一种成熟的负载更多文化价值的选择。之所以选择静,是因为非宁静无以致远。”
清静之人不弃世,实践中的清静哲学就如同1911年林觉民就义前留下的愿景:
“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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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清静的足迹
公元前6世纪——释迦摩尼在毕钵罗树下静思,终于参透生、老、病、死之道。
公元前5世纪——老子有《道德经》存世,主张“清静无为”。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问道河上公,以“清静无为”为政,休养生息,创文景之治。
3世纪——三国葛玄依托作《清静经》(待考)。
4世纪——最早的修道院出现,修道士于清静之地与世隔绝,追求灵性。
5世纪——赛特尔主义兴起,修道极其刻苦,研学极其热心。
9世纪——杜光庭著《清静经注》,言明“人能去其情欲,内守元和,自然心神安静”。
10至12世纪——清静之道与道教修炼之术逐渐融合。《云笈七箓》引《元气论》称“无劳尔形,无摇尔精,归心静默,可以长生。”
1162年——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清静”与内修完全联系在一起,“清静者,清谓清其心源,
静谓静其气海”。
公元12世纪——朱熹辑定四书:“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1506年——三十六岁的唐寅避名利、求清静,搬入桃花坞,至此“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
1845年——戴维·梭罗搬到瓦尔登湖畔简朴隐居,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著名的事件。九年后出版的《瓦尔登湖》,引起世界范围内关于“如何清醒地活着”的思考。
1911年——林觉民就义,留《与妻书》,述:“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1967年——蒋经国视察南投县,立“清境农场”,取“清新空气任君取,境地优雅是仙居”之意。
2011年——碧山计划启动,主张让艺术家回归乡村,艺术回归清静。
2012年3月——著名作家张炜在华中师大发表演讲“安静的故事”,强调“我们的心比网速还快”,中国人到了必须好好思考的时候,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在于民族能否安静下来。
21世纪——美国明尼苏达州南明尼阿波利斯市,奥菲尔德声学公司打造的“无声实验室”被《吉尼斯世界大全》认证为“世界上最清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