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祖籍虽然是浙江桐乡，但由于他的父亲从16岁开始就到上海，因而家里人的桐乡话早已一代说得比一代差，但是桐乡人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比如家里有喜事，一定要吃喜蛋。
　　桐乡人的喜蛋不是把鸡蛋染成红色，而是把熟鸡蛋剖开夹上肉末，在油锅里炸成虎皮蛋，最后加上酱油和糖红烧。因为有蛋又有肉，可以吃得很饱，于是家里人又把喜蛋叫作“平安蛋”，说吃过喜蛋保平安。
　　我的舅舅当年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外公外婆也照了家乡的老规矩，在舅舅临行前煮了碗喜蛋为他送行，希望他一路平安。却不想舅舅毕业那年，正碰上“文革”，毕业生一锅端全部都送往了大西北再教育，舅舅就这么去了个根本吃不饱饭的小城市。外婆得了老人痴呆后，记忆也就定格在那年舅舅大学毕业，去那个小城时不知道是怎样的情景，连个吃平安蛋的机会也没有。
　　我依稀记得，当时大家听见半夜的敲门声，心惊肉跳中找到了熟悉的声音，“爹爹姆妈，我回来了！”于是，喜出望外地把舅舅迎进房。舅舅来上海被批准只能呆上个十天半月，临走时家里煮上碗喜蛋，把加特别厚重肉末的那几个蛋都放在舅舅面前，但肉放得实在太厚，吃下去里面还见生。于是外公外婆把儿子不能留在身边的怨气都发泄在对方的烹饪技术上，“我叫你再多煮几分钟，你就是不肯。”而舅舅也就在大家注意力不集中时，拿了行李悄然离开。
　　在舅舅考上大学后的第三年，妈妈这个恐怕考不上大学的娇小姐,吃下了外公外婆亲手做的喜蛋进考场。大学虽然考得不理想，但庆幸的是，妈妈的户口可以留在上海，而且在上海当中学教师，不用担心分配到外地。妈妈和爸爸相遇，妈妈这个不会做饭的女人，忽然也下了厨房，用自己不熟练的手法做了次喜蛋给爸爸吃。到结婚的时候还是“文革”高潮，不能摆酒，就做了几个喜蛋，在家里请几位至亲吃顿饭。
　　我出生时，整个市面上物质依旧不丰富，家里能有喜蛋吃总是在过年过节，而且要靠侨汇副食品专用券，才有喜蛋吃。之后，日子越过越好，吃喜蛋似乎变得很老土。高朋满座时，外公会提醒大家“喜蛋一定要上”，我们觉得实在煞风景，常想忽略不计，但老人固执，会在出其不意中，捧了碗桐乡土菜——喜蛋出现在客人面前，叫妈妈哭笑不得。
　　后来我随妈妈移居香港，即使外公身体情况已经大不如前，但他还是坚持为我煮了碗喜蛋替我送行。不过老人忘记在肉里放芡粉，所以经过煎和煮过的肉硬得像石头。我怕老人见我不吃蛋伤心，还是把碗里的蛋吃完。外公见我吃掉一个，替我在碗里又加了一个。结果我吃了几个铁肉心的蛋，几天都不见饿。
　　再后来我移居美国。第一次回国，外公已经得了失语症，看着我激动却说不出话，用颤抖的双手要替我做碗喜蛋。结果喜蛋没做成，倒是把碗打烂了，连同鸡蛋也撒了一地。一年后外公过世，从此外公的喜蛋成了家里的绝响。
　　不知道是否是上天的安排，我的老公祖籍是湖州，家里一样有吃喜蛋的习惯。当他第一次介绍我吃喜蛋时，还以为我不知道那道家乡土菜，却不想我们彼此一拍即合。反正美国鸡蛋和肉糜都很便宜，有时没有特别喜事时，他也会做喜蛋。只是他的做法有点不一样，要费很多功夫：蛋煮熟后，蛋黄全部拿出来，和肉末、虾仁搅拌在一起，再重新放到蛋白中，煎过后，加糖加酱油红烧。
　　父母知道我喜欢吃喜蛋，每次打电话总会说：“我们想你了，回家吧，做喜蛋给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