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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八至一八三六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担任美国总统。这一时期因其对美国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被历史学家称为“杰克逊时代”，并因为一位杰出理论家的观察和阐释，而被留在了政治思想史上，这就是托克维尔和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和他的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在一八三一年五月至一八三二年二月期间在美国考察，足迹遍布新英格兰各州与西部定居点。这正是杰克逊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
作为一名十九世纪的欧洲贵族，托克维尔在其美国之旅中，始终带着一种疏离乃至疏远的眼光看待这片土地上的政治实践。这与其说是出于学者的自律，不如说来自贵族天性中对大众民主的厌弃。这种厌弃集中表现在托克维尔对杰克逊总统的观感上。他先是忠实引用了美国一份报纸对杰克逊总统的攻击，这份报纸称杰克逊“野心是他的罪恶”，“阴谋是他的爱好”，“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像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或许引用还不足以表达托克维尔对杰克逊的厌恶，在论及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的主要原因时，托克维尔直言不讳地说：“曾被美国人两次选为国家首脑的杰克逊将军，是一个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人，在他的整个任期中没有一件事证明他有资格统治一个自由的民族，所以联邦的知识界大多数人都始终反对他。”托克维尔接着发问：“那么，是谁把他拥上总统的宝座并得以连任的呢？”
托克维尔的“杰克逊之问”可以分为如此几个层次：首先，总统职位的当选，是否和个人德性（Virtue）这一古典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品质无关？其次，“自由民族”是否有赖于某个优越之士的政治引领，抑或依靠其他因素？第三，托克维尔考察到的知识界的反对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杰克逊时期，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总而言之，在托克维尔看来，杰克逊连任两届总统这件事即便不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也是需要加以深刻解释的。
一、政党领袖与政党政治
托克维尔对杰克逊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和他对政党的认知有关。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并未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上花费太多笔墨。而在其他场合的一个报告中他表示，政党虽是一种危险的力量，但在自由的国家中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自由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政党，政府就几乎什么也办不成。对政党的这种理性认同、情感不认同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托克维尔深入探讨政党领袖与政党和国家的关系，而政党正是杰克逊成功的原因之一。
美国政治从第一代政治家向第二代的转变是一个从贵族政治到大众政治、从精英治国到政客执政的过程，杰克逊总统正处在这一过程的转折点。杰克逊几乎重新塑造了美国人对民主的看法，也改变了很多政治家对宪法原则的理解。他以一种西部式的狂野和粗人的作风横扫美国政坛，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适，托克维尔并不是第一个如此认识的人，更不是最痛恨杰克逊的人。
小亚当斯和杰克逊的对比就很能说明时代变化带来的影响，这在一八二八年大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出身政治世家的小亚当斯，仍然遗留着第一代政治家身上的绅士风格或“世子气”，对于政党和政党组织这一类事物，他表现出了贵族政治家特有的不屑一顾。在当时的社会精英们看来，奔竞于权势之门的党徒们无异于附骨之疽，为抱持共和主义理念者所不齿。正如戈登·S. 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所指出的，从十八世纪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第一代政治家，支撑美洲政治的是一种基于个人化或家族化的结构，从而使得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基本上是名门望族之间为了控制国家权力的争夺战，这种政治的个人化结构是阻碍当时产生政党组织的根本原因。
个人化的政治结构在十九世纪之后经历了市场革命和西进运动带来的强劲冲击，政党组织也在不断的党争磨砺下逐渐成熟。而正是一个配合有序、具有强大动员组织力量的政党系统，最終击败了小亚当斯及其代表的第一代政治传统。这一具体工作由杰克逊的重要助手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完成。后者只是一个酒店老板的儿子，并没有第一代政治家那样的远见卓识，却是一位天才的政党组织家，一种即将占领此后美国政治舞台的新型政治人物。
范布伦对民主共和党的改造主要是通过重塑党内政治体制来完成的。此后的民主共和党，和美国的政体结构一样具备了复合制的性质，即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委员会来监管党内事务，同时也包括地方和州的政党单位。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通过全国层面的监管，可以对当时暗流涌动的地方主义和区域利益有所遏制，同时又有利于发挥地方和州的积极性。在州的层面，政治精英对州议会的控制被进一步削弱。至一八二八年，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之外，各州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由选民，而不是由州立法机构直接选举产生的，这就更加鼓励了富有活力的竞选和高比例的选民参与投票。经范布伦改造后的政党组织，在联邦、州和大众之间，获得了有机的联系。随着白人男性普选权的扩大，这种政党结构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选票支持。
因此，杰克逊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政党组织方式的胜利。这并不是说杰克逊本人不具备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政治威望，而是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势呼唤新的领袖人格。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人物并不要求“写写画画”的能力，而更需要具有唤起底层民众的英雄形象。拥有显赫战功的杰克逊在这方面显然要高出一筹。战争过后，政治领袖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杰克逊及其同时代的克莱、范布伦、韦伯斯特、卡尔霍恩等人一起，成为民众的偶像，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听他们的演讲，这种群星荟萃的政治舞台盛景在十九世纪以后的美国很少重现。在一八二八年的大选中，杰克逊及其支持者并没有提出太多的竞选纲领、施政方案等政治谋划，而更多是依靠杰克逊自身的知名度和政党组织的运作。他们所采取的一些竞选措施如张贴宣传画、报纸撰文鼓吹等技术手段，在小亚当斯看来相当粗鄙，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屑于屈身俯就、不善于运用组织手段、不擅长开展群众工作的小亚当斯的败选，也宣告了精英时代的终结和大众时代的来临。
同时，杰克逊的当选也意味着作为象征意义的西部力量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走向。托克维尔明确地将荒野开发与美国的形成、西进运动与美国的法律制度及民族性格联系在了一起。地理与宪制的关系，因而成为讨论这一时期美国宪政的重要视角。而西部边疆，就是产生杰克逊总统的土壤。正如十九世纪末期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说，这些边疆居民，就是丹尼尔·布恩、安德鲁·杰克逊、卡尔霍恩、克莱和林肯的祖先。杰克逊是第一位来自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从“西部圆木小屋”中走出来的总统，也是第一位依靠个人奋斗而非家世门庭庇荫的“平民总统”，依靠大众尤其是西部小农支持赢得大选。 二、古典共和主义的终结
政治的政党化运作和大众化参与，必然带来公职的去精英化。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富有的社会阶级几乎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他还看到，“美国的公务人员，同公民大众没有什么区别，既无宫殿和卫士，又不着制服”。“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官员会像美国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亲切，答话时和蔼。”托克维尔敏锐地意识到，“统治者的这种简朴作风，不仅与美国人的气质有关，而且与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有关。”
托克维尔所说的基本原则，就是美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民主化任职。在此前最早可以上溯到罗马共和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无偿出任官职一直都是贵族阶层的分内之事和荣誉来源，因为只有贵族才有闲暇、财力、责任感与智识训练去处理公共事务。这一传统直到十九世纪之前都广为遵循，人们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然而在十九世纪之后，对私利的追逐腐蚀了这一传统的根基。如果人的道德形象都是霍布斯或洛克哲学中的设定，即追逐私利的主体，那么让他们舍己为公的理由在哪里？以及，如何用美德之外的理由防止他们滥用职权，以公职作为追逐私利的工具？因此，一八○○年纽约州的一篇报道就批评这种旧的共和观点，“由于没有收取薪水，所以没有人认为他自己要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目标而非得牺牲他自己的私利不可”。至此，这一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美国就走到了尽头。
托克维尔对公务人员的观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富人不参与政治。在当时而言，这主要是负担的解除，而非特权的消失。担任公职不再成为富有阶层和社会精英们的负担，也不再是社会财富、知识教养带来的必然结果。第二，公职人员的平民化。这个现象的成因，部分是由于大量的普通民众进入政治领域，更重要的原因，即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在于从“普遍代表制”向“利益代表制”的变化。
关于普遍代表制，主要是指担任公职或议员的贵族阶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承担。这在小国寡民的欧洲封建时代并不难理解，因为社会利益的构成即便并不单一，也绝不复杂。然而，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次第展开、区域利益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各种社会利益很难再被“普遍代表”。西部农场主不太可能相信东部某个银行家能够主动代表他们在国会争取利益，而南部的种植园主也绝不可能和北部的废奴主义者站在同一立场讨论密苏里危机。利益的分化必然表现在政治领域，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区域利益和群体利益自然会成为影响政治议程的重要因素，党派之争、政党对抗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杰克逊时代，经历了一八一九年的经济危机、一八二○年的地区纷争以及普选权的扩大，利益的分化就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博学多才之士和财富的拥有者不仅不会赢得人们的信任，反而会引起警惕，因为他们所占有的知识优势和财产优势很有可能使他们成为民主的敌人。因此，杰克逊所代表的“粗人当政”尽管使托克维尔感伤，却是身份的平等带来的必然。
治理利益多元的复杂社会，需要代表制本身做出调整，这正是“利益代表制”所发挥的功能。这在反联邦党人那里得到过论述，如今在杰克逊时代大显身手。人们逐渐接受一个“各私其私”的世界，同时认为让每个人用合宜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私利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这标志着古典共和主义的终结和大众民主时代的开启。
利益代表制并不是一出生就成熟的，而是带着粗粝甚至让人生厌的面孔。在民主化任职的前期，滋生了一批猎取公职的人，他们把担任公职看成进身之阶、牟利之途，甚至认为以权谋私理所当然。他们肆无忌惮地游说、拉票、贿赂、讨好大众，让那些还没有从古典观念中走出来的人无比痛恨。但政治上的活力恰恰从这种难以约束的野心里迸发出来。经由这一波民主化浪潮，政治开始进入到每一个社区和每一户家庭，让美国社会开始政治化，政治开始真正成为众人之事而非精英之事，此后将和每一個人息息相关。“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心甘情愿地出席和倾听冗长无边的政治演讲和辩论。在马萨诸塞，据说有一万人聚在一起，聆听伟大的辉格党演说家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演说。”这一股政治化的浪潮将推动政党和大众更加紧密地结合。
基于区域主义的兴起和利益的分化，对公职的猎取和分配成为杰克逊时代最为显眼的标签，而轮流担任公职原则（亦即“政党分赃制”，a patronage system， or a spoils system）则是这一特点的集中表现。具体指，在竞选中获胜的总统，把国家公职作为肥缺分配给本党成员或支持者。政党忠诚被放在首位，取代个人能力成为出任公职的要求，从而改变了个人与政治、个人与政党的关系。
政党分赃制之于美国政治的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精英治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为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平民参政打开了政治空间。从杰克逊的初衷来看，以政党忠诚为标准选任公职人员，主要是为了清理此前的各种贪腐，贪腐在一八二八年大选中成为选民诟病最多的现象。公职清理客观上为政坛流入新鲜血液带来契机，一洗此前由市场革命带来的各种贪腐现象。精英治国或者绅士政治的消失，自然会引起托克维尔的不适，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多次表示遗憾，然而在新的历史潮流面前，怀旧的感伤消散得比朝露还要快，新生的政治类型和政客类型打着响指登上了美国的舞台。
三、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民主的到来和身份的平等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没有人可以违背。这种趋势不仅将改变政治和法律，还将改变公民社会，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在托克维尔访美前后的杰克逊时代，美国迎来了最大的民主化、平等化浪潮。政党政治为这股浪潮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对民情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民情改变，不仅包括托克维尔所指的心理习惯，也包括人们的见解、观点和思想，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或者说，杰克逊时代所带来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改变。
政党政治和普选权的扩大，首先带来的是民众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改变。政治从贵族精英的专利，变成普通大众表达自身利益的平台，而政党在其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杰克逊时代的政党实践强化了政党在社会中的作用，重构了党派在人们心中的道德图景。在此之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比较厌恶拉帮结派的党派精神，是杰克逊之后的政党实践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这一陈旧看法，尤其是马丁·范布伦对民主共和党的改造居功至伟，政党开始提供人与人之间的另一种结合方式。尤其在辽阔的西部，是一个扩展的、没有旧式人际交往的世界。由陌生人构成的互不知根底的社会中，同政党的联系就变成了人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慢慢取代了人情社会中的友谊与私人网络。在这个由政党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中，对党派的忠诚和严格的纪律取代了传统的道德要求，对党忠诚的人将获得胜选后的公职，否则将不会有任何机会得到职务或议会席位。 大批新型的政治家，那些平凡却具备忠诚度、充满野心和行动力的小人物开始进入内阁。大众政治的登场，绝非某些人想象中的一团和气，而是一个充满喧嚣和争吵、粗俗乃至粗野的场面，它将逐渐把那些精致的、贵族式的生活方式驱赶到社会的角落（或者说是社会的顶端），给予它合适的位置，但不再主导政治的进程。
在托克维尔看来，强大的公民社会和相对紧缩的政府将构成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类型是此前的人类社会所不曾存在的，同时也是使美国保持繁荣稳定和自由的根本原因。而公民社会的强大，从根本上来说意味着对自身利益的准确感知。这种感知既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政治权利的敏感，后者将意味着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而新的公共空间也必然随之开启。
伴随着大众民主的开启，一种新型的公民类型和人格类型也将同时到来。这种新的公民类型并不像建国初期的政治家看到的那幅悲观图景，即“共和国的公民和君主制的臣民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恰恰相反。西进运动为新的思想文化性格的形成做出了非凡贡献，正如特纳所观察到的：精明、好奇以及粗犷坚韧的性格，务实、有创造力、随机应变的头脑，对财富的追求、对目标的坚持，缺乏艺术头脑却不知疲倦、精力充沛，强烈的个人主义、不论行善或作恶都全力以赴，与自由想伴随的乐观与热情……这些是西部边疆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边疆的存在而使其他地方也具有了的特点。
杰克逊时代的实践定义着一种新的习俗，借助一位法国贵族的眼睛，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获得了理论的凝视。新的政治习俗以新的政府治理和基于自治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由此形成的新的公民类型将更加紧密地将一国之人民团结起来，走出那种贵族式的、散发着乡愁的“本能的爱国主义”或“激情的爱国主义”，转而形成一种“理智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奠基于公民之间的社会纽带、公民和国家以及联邦与州之间的利益纽带，并综合成整体的政治联系，从而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使个人与国家相结合、州与联邦相结合。经过长期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熏陶，爱国主义感情将逐渐转化为新的民情，激发出一种超出具体利益之上、近乎“自然”的对同胞、家乡和国家的眷恋之情，让人们成为拥有人之常情同时也富有爱国之情的公民，让国家成为充满公共精神和守法习惯的现代国家，让政治成为凝聚人心、激发伟大事业的众人之事。
因此，回到开头提到的“托克维尔之问”，答案就很清楚了。首先，经由政党组织，政治领袖的产生与评价不再依赖此前的共和传统，而有赖于对政党工具的运用、对宪法政治的维护；其次，大众民主社会的到来，有赖于基于公民自由的社会自治，这将产生新的民情，并塑造新型的公民與国家关系；最后，这样的社会变化将美国的政治实践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一高度是此前的知识传统没有处理过的，由此将产生一门托克维尔所说的“新政治科学”。
作为一名十九世纪的欧洲贵族，托克维尔在其美国之旅中，始终带着一种疏离乃至疏远的眼光看待这片土地上的政治实践。这与其说是出于学者的自律，不如说来自贵族天性中对大众民主的厌弃。这种厌弃集中表现在托克维尔对杰克逊总统的观感上。他先是忠实引用了美国一份报纸对杰克逊总统的攻击，这份报纸称杰克逊“野心是他的罪恶”，“阴谋是他的爱好”，“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像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或许引用还不足以表达托克维尔对杰克逊的厌恶，在论及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的主要原因时，托克维尔直言不讳地说：“曾被美国人两次选为国家首脑的杰克逊将军，是一个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人，在他的整个任期中没有一件事证明他有资格统治一个自由的民族，所以联邦的知识界大多数人都始终反对他。”托克维尔接着发问：“那么，是谁把他拥上总统的宝座并得以连任的呢？”
托克维尔的“杰克逊之问”可以分为如此几个层次：首先，总统职位的当选，是否和个人德性（Virtue）这一古典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品质无关？其次，“自由民族”是否有赖于某个优越之士的政治引领，抑或依靠其他因素？第三，托克维尔考察到的知识界的反对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杰克逊时期，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总而言之，在托克维尔看来，杰克逊连任两届总统这件事即便不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也是需要加以深刻解释的。
一、政党领袖与政党政治
托克维尔对杰克逊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和他对政党的认知有关。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并未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上花费太多笔墨。而在其他场合的一个报告中他表示，政党虽是一种危险的力量，但在自由的国家中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自由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政党，政府就几乎什么也办不成。对政党的这种理性认同、情感不认同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托克维尔深入探讨政党领袖与政党和国家的关系，而政党正是杰克逊成功的原因之一。
美国政治从第一代政治家向第二代的转变是一个从贵族政治到大众政治、从精英治国到政客执政的过程，杰克逊总统正处在这一过程的转折点。杰克逊几乎重新塑造了美国人对民主的看法，也改变了很多政治家对宪法原则的理解。他以一种西部式的狂野和粗人的作风横扫美国政坛，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适，托克维尔并不是第一个如此认识的人，更不是最痛恨杰克逊的人。
小亚当斯和杰克逊的对比就很能说明时代变化带来的影响，这在一八二八年大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出身政治世家的小亚当斯，仍然遗留着第一代政治家身上的绅士风格或“世子气”，对于政党和政党组织这一类事物，他表现出了贵族政治家特有的不屑一顾。在当时的社会精英们看来，奔竞于权势之门的党徒们无异于附骨之疽，为抱持共和主义理念者所不齿。正如戈登·S. 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所指出的，从十八世纪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第一代政治家，支撑美洲政治的是一种基于个人化或家族化的结构，从而使得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基本上是名门望族之间为了控制国家权力的争夺战，这种政治的个人化结构是阻碍当时产生政党组织的根本原因。
个人化的政治结构在十九世纪之后经历了市场革命和西进运动带来的强劲冲击，政党组织也在不断的党争磨砺下逐渐成熟。而正是一个配合有序、具有强大动员组织力量的政党系统，最終击败了小亚当斯及其代表的第一代政治传统。这一具体工作由杰克逊的重要助手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完成。后者只是一个酒店老板的儿子，并没有第一代政治家那样的远见卓识，却是一位天才的政党组织家，一种即将占领此后美国政治舞台的新型政治人物。
范布伦对民主共和党的改造主要是通过重塑党内政治体制来完成的。此后的民主共和党，和美国的政体结构一样具备了复合制的性质，即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委员会来监管党内事务，同时也包括地方和州的政党单位。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通过全国层面的监管，可以对当时暗流涌动的地方主义和区域利益有所遏制，同时又有利于发挥地方和州的积极性。在州的层面，政治精英对州议会的控制被进一步削弱。至一八二八年，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之外，各州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由选民，而不是由州立法机构直接选举产生的，这就更加鼓励了富有活力的竞选和高比例的选民参与投票。经范布伦改造后的政党组织，在联邦、州和大众之间，获得了有机的联系。随着白人男性普选权的扩大，这种政党结构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选票支持。
因此，杰克逊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政党组织方式的胜利。这并不是说杰克逊本人不具备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政治威望，而是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势呼唤新的领袖人格。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人物并不要求“写写画画”的能力，而更需要具有唤起底层民众的英雄形象。拥有显赫战功的杰克逊在这方面显然要高出一筹。战争过后，政治领袖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杰克逊及其同时代的克莱、范布伦、韦伯斯特、卡尔霍恩等人一起，成为民众的偶像，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听他们的演讲，这种群星荟萃的政治舞台盛景在十九世纪以后的美国很少重现。在一八二八年的大选中，杰克逊及其支持者并没有提出太多的竞选纲领、施政方案等政治谋划，而更多是依靠杰克逊自身的知名度和政党组织的运作。他们所采取的一些竞选措施如张贴宣传画、报纸撰文鼓吹等技术手段，在小亚当斯看来相当粗鄙，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屑于屈身俯就、不善于运用组织手段、不擅长开展群众工作的小亚当斯的败选，也宣告了精英时代的终结和大众时代的来临。
同时，杰克逊的当选也意味着作为象征意义的西部力量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走向。托克维尔明确地将荒野开发与美国的形成、西进运动与美国的法律制度及民族性格联系在了一起。地理与宪制的关系，因而成为讨论这一时期美国宪政的重要视角。而西部边疆，就是产生杰克逊总统的土壤。正如十九世纪末期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说，这些边疆居民，就是丹尼尔·布恩、安德鲁·杰克逊、卡尔霍恩、克莱和林肯的祖先。杰克逊是第一位来自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从“西部圆木小屋”中走出来的总统，也是第一位依靠个人奋斗而非家世门庭庇荫的“平民总统”，依靠大众尤其是西部小农支持赢得大选。 二、古典共和主义的终结
政治的政党化运作和大众化参与，必然带来公职的去精英化。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富有的社会阶级几乎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他还看到，“美国的公务人员，同公民大众没有什么区别，既无宫殿和卫士，又不着制服”。“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官员会像美国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亲切，答话时和蔼。”托克维尔敏锐地意识到，“统治者的这种简朴作风，不仅与美国人的气质有关，而且与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有关。”
托克维尔所说的基本原则，就是美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民主化任职。在此前最早可以上溯到罗马共和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无偿出任官职一直都是贵族阶层的分内之事和荣誉来源，因为只有贵族才有闲暇、财力、责任感与智识训练去处理公共事务。这一传统直到十九世纪之前都广为遵循，人们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然而在十九世纪之后，对私利的追逐腐蚀了这一传统的根基。如果人的道德形象都是霍布斯或洛克哲学中的设定，即追逐私利的主体，那么让他们舍己为公的理由在哪里？以及，如何用美德之外的理由防止他们滥用职权，以公职作为追逐私利的工具？因此，一八○○年纽约州的一篇报道就批评这种旧的共和观点，“由于没有收取薪水，所以没有人认为他自己要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目标而非得牺牲他自己的私利不可”。至此，这一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美国就走到了尽头。
托克维尔对公务人员的观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富人不参与政治。在当时而言，这主要是负担的解除，而非特权的消失。担任公职不再成为富有阶层和社会精英们的负担，也不再是社会财富、知识教养带来的必然结果。第二，公职人员的平民化。这个现象的成因，部分是由于大量的普通民众进入政治领域，更重要的原因，即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在于从“普遍代表制”向“利益代表制”的变化。
关于普遍代表制，主要是指担任公职或议员的贵族阶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承担。这在小国寡民的欧洲封建时代并不难理解，因为社会利益的构成即便并不单一，也绝不复杂。然而，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次第展开、区域利益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各种社会利益很难再被“普遍代表”。西部农场主不太可能相信东部某个银行家能够主动代表他们在国会争取利益，而南部的种植园主也绝不可能和北部的废奴主义者站在同一立场讨论密苏里危机。利益的分化必然表现在政治领域，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区域利益和群体利益自然会成为影响政治议程的重要因素，党派之争、政党对抗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杰克逊时代，经历了一八一九年的经济危机、一八二○年的地区纷争以及普选权的扩大，利益的分化就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博学多才之士和财富的拥有者不仅不会赢得人们的信任，反而会引起警惕，因为他们所占有的知识优势和财产优势很有可能使他们成为民主的敌人。因此，杰克逊所代表的“粗人当政”尽管使托克维尔感伤，却是身份的平等带来的必然。
治理利益多元的复杂社会，需要代表制本身做出调整，这正是“利益代表制”所发挥的功能。这在反联邦党人那里得到过论述，如今在杰克逊时代大显身手。人们逐渐接受一个“各私其私”的世界，同时认为让每个人用合宜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私利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这标志着古典共和主义的终结和大众民主时代的开启。
利益代表制并不是一出生就成熟的，而是带着粗粝甚至让人生厌的面孔。在民主化任职的前期，滋生了一批猎取公职的人，他们把担任公职看成进身之阶、牟利之途，甚至认为以权谋私理所当然。他们肆无忌惮地游说、拉票、贿赂、讨好大众，让那些还没有从古典观念中走出来的人无比痛恨。但政治上的活力恰恰从这种难以约束的野心里迸发出来。经由这一波民主化浪潮，政治开始进入到每一个社区和每一户家庭，让美国社会开始政治化，政治开始真正成为众人之事而非精英之事，此后将和每一個人息息相关。“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心甘情愿地出席和倾听冗长无边的政治演讲和辩论。在马萨诸塞，据说有一万人聚在一起，聆听伟大的辉格党演说家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演说。”这一股政治化的浪潮将推动政党和大众更加紧密地结合。
基于区域主义的兴起和利益的分化，对公职的猎取和分配成为杰克逊时代最为显眼的标签，而轮流担任公职原则（亦即“政党分赃制”，a patronage system， or a spoils system）则是这一特点的集中表现。具体指，在竞选中获胜的总统，把国家公职作为肥缺分配给本党成员或支持者。政党忠诚被放在首位，取代个人能力成为出任公职的要求，从而改变了个人与政治、个人与政党的关系。
政党分赃制之于美国政治的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精英治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为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平民参政打开了政治空间。从杰克逊的初衷来看，以政党忠诚为标准选任公职人员，主要是为了清理此前的各种贪腐，贪腐在一八二八年大选中成为选民诟病最多的现象。公职清理客观上为政坛流入新鲜血液带来契机，一洗此前由市场革命带来的各种贪腐现象。精英治国或者绅士政治的消失，自然会引起托克维尔的不适，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多次表示遗憾，然而在新的历史潮流面前，怀旧的感伤消散得比朝露还要快，新生的政治类型和政客类型打着响指登上了美国的舞台。
三、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民主的到来和身份的平等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没有人可以违背。这种趋势不仅将改变政治和法律，还将改变公民社会，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在托克维尔访美前后的杰克逊时代，美国迎来了最大的民主化、平等化浪潮。政党政治为这股浪潮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对民情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民情改变，不仅包括托克维尔所指的心理习惯，也包括人们的见解、观点和思想，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或者说，杰克逊时代所带来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改变。
政党政治和普选权的扩大，首先带来的是民众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改变。政治从贵族精英的专利，变成普通大众表达自身利益的平台，而政党在其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杰克逊时代的政党实践强化了政党在社会中的作用，重构了党派在人们心中的道德图景。在此之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比较厌恶拉帮结派的党派精神，是杰克逊之后的政党实践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这一陈旧看法，尤其是马丁·范布伦对民主共和党的改造居功至伟，政党开始提供人与人之间的另一种结合方式。尤其在辽阔的西部，是一个扩展的、没有旧式人际交往的世界。由陌生人构成的互不知根底的社会中，同政党的联系就变成了人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慢慢取代了人情社会中的友谊与私人网络。在这个由政党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中，对党派的忠诚和严格的纪律取代了传统的道德要求，对党忠诚的人将获得胜选后的公职，否则将不会有任何机会得到职务或议会席位。 大批新型的政治家，那些平凡却具备忠诚度、充满野心和行动力的小人物开始进入内阁。大众政治的登场，绝非某些人想象中的一团和气，而是一个充满喧嚣和争吵、粗俗乃至粗野的场面，它将逐渐把那些精致的、贵族式的生活方式驱赶到社会的角落（或者说是社会的顶端），给予它合适的位置，但不再主导政治的进程。
在托克维尔看来，强大的公民社会和相对紧缩的政府将构成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类型是此前的人类社会所不曾存在的，同时也是使美国保持繁荣稳定和自由的根本原因。而公民社会的强大，从根本上来说意味着对自身利益的准确感知。这种感知既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政治权利的敏感，后者将意味着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而新的公共空间也必然随之开启。
伴随着大众民主的开启，一种新型的公民类型和人格类型也将同时到来。这种新的公民类型并不像建国初期的政治家看到的那幅悲观图景，即“共和国的公民和君主制的臣民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恰恰相反。西进运动为新的思想文化性格的形成做出了非凡贡献，正如特纳所观察到的：精明、好奇以及粗犷坚韧的性格，务实、有创造力、随机应变的头脑，对财富的追求、对目标的坚持，缺乏艺术头脑却不知疲倦、精力充沛，强烈的个人主义、不论行善或作恶都全力以赴，与自由想伴随的乐观与热情……这些是西部边疆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边疆的存在而使其他地方也具有了的特点。
杰克逊时代的实践定义着一种新的习俗，借助一位法国贵族的眼睛，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获得了理论的凝视。新的政治习俗以新的政府治理和基于自治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由此形成的新的公民类型将更加紧密地将一国之人民团结起来，走出那种贵族式的、散发着乡愁的“本能的爱国主义”或“激情的爱国主义”，转而形成一种“理智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奠基于公民之间的社会纽带、公民和国家以及联邦与州之间的利益纽带，并综合成整体的政治联系，从而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使个人与国家相结合、州与联邦相结合。经过长期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熏陶，爱国主义感情将逐渐转化为新的民情，激发出一种超出具体利益之上、近乎“自然”的对同胞、家乡和国家的眷恋之情，让人们成为拥有人之常情同时也富有爱国之情的公民，让国家成为充满公共精神和守法习惯的现代国家，让政治成为凝聚人心、激发伟大事业的众人之事。
因此，回到开头提到的“托克维尔之问”，答案就很清楚了。首先，经由政党组织，政治领袖的产生与评价不再依赖此前的共和传统，而有赖于对政党工具的运用、对宪法政治的维护；其次，大众民主社会的到来，有赖于基于公民自由的社会自治，这将产生新的民情，并塑造新型的公民與国家关系；最后，这样的社会变化将美国的政治实践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一高度是此前的知识传统没有处理过的，由此将产生一门托克维尔所说的“新政治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