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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串故事，即使我们再无法看到，即使它只是以一个数字的形式存在。这些故事串成一段历史，任人们或凭吊、或拷问、或品鉴。
流落缅甸的老兵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然而，2009年3月中旬，当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说：“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由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的。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张富鳞难以忘怀一次邂逅：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说，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一个缅甸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说，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小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信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人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倒在了异乡的丛林。”
腾冲城里的守望
走进腾冲县腾越镇洞坪村，老兵张金正已在村口等待。 回暖的阳光洒在新农村建设中刚修筑的柏油路上，晃着行人眼睛。92岁的老人佝偻的身体斜倚在路边石头上，小心地避开臀部至今未取出弹片的部位。身边放着拐杖，还有一杯与他的眼神相仿的浊茶。
他的农家小院在路对面，推门进去，数百只晒着太阳的苍蝇轰然而起，又旁若无人地落下。老人选择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迎着阳光，低垂眼睛，任凭苍蝇在衣服上爬来爬去。他开始讲述自己抗战中的经历，反复翻检着时间与地点已经搞混的记忆。说话间他偶然抬头指着一侧砌得工整的石头房子，略带欣慰地说：“这是我自己弄的。”似乎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
像张金正这样，在滇缅战争结束时选择留下的伤员和不愿参加内战的军人有6000多人。如今，在世者已不足300人。他们可能来自全国的各个地区，抱着报效国家的理想，或者因抓夫加入国民党军；他们在滇缅抗战中浴血拼杀，以惨烈的代价获得对日的巨大胜利；他们因负伤、部队解散等原因留在云南，多数过着穷困窘迫的生活，终生未得回乡；他们是云南最后的抗战老兵，与时间一起默默凋零。
张金正的老家在河南开封，具体哪个乡哪个村已经记不得了，他说只知道家在黄河边，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阻挡日军时，家乡全被淹没。
张金正说，18岁时，给地主家打长工，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做王正兴，后来的名字是在入赘腾冲后改的。“军队来抓壮丁，地主家有钱，不用去，就找我们来顶。”张金正回忆。以后的抗战经历，他却只有一堆错杂重叠的记忆断片。
对老兵们来说，战争的记忆悠远模糊。云南解放之后，几乎无人再提及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运动频繁到来的年代，家人唯恐与反革命分子沾亲带故，老兵自己更是绝口不提。直到近年来关心滇缅抗战史与老兵生活的民间人士逐渐增多，继而引来媒体的关注，这段往事才又被提及。已经习惯遗忘的老兵这时能想起的，往往只是当年从军的断片残影。
贵州籍老兵李华生是远征军预备2师第5团的勤务兵，曾经下连队参加过光复腾冲的战役，他说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 “一次师部要去军部开会，要走过腾冲城的西门。那里是日军的控制区，十几匹马刚刚在小路露头，日军的枪声就响，也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师长就跟我说：‘小鬼，骑着马沿路跑，跑快些！’他拿着望远镜在后面看着，让我冲出去吸引敌人，好观察日本鬼子在哪里埋伏。我骑着大红马快快地跑，子弹就从我耳朵边上擦过去，差点死了。后来知道是一个鬼子在树上架了机枪，大树被他们挖空了，他躲在里面。我们通知了198师的炮兵，把大树打倒了。”唯有谈起这段历史，李华生的话最多，情绪也最激动。
“老兵们过得非常贫困。一般士兵干不了别的，只能靠种地，找的妻子也不太好。当过军官的留下来情况会好些，但解放后在运动里受到的冲击也大。”段生馗组织过为老兵捐款的老兵协会，熟悉老人们情况的他如是说。
曾当过国民党少尉参谋的卢彩文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经历，不住摇头，“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上面有上面的考虑。”“文革”开始卢彩文已成为“死老虎”，但仍不免被作为活靶子供革命群众“练手”。
卢彩文是腾冲人，在当地有不少亲戚、朋友，加上文化水平高，“文革”后不久便恢复工作，做过中学老师、年级主任、校长，晚年还做过政协委员。相比之下，外省老兵留在腾冲的境况就没这么好。
李华生是在腾冲光复后自己开小差溜出来的，在腾冲县清水乡良盈村安家，这是他此前打游击的地域范围。他说：“这里还是比家乡状况好些。”
上世纪50年代，李华生当上村里的农会主席。当时政府曾动员老兵们回家乡，大约走了300多人，他因为在管事没能回去。没想到1952年当地掀起“打歹”运动，打击对象就波及到一些农会主席、民兵营长，李华生也被牵扯进去。
“当时抓了三个头儿，枪毙了两个。我平时没打过谁骂过谁，只判了我3年徒刑。”李华生回忆说。后来，他又在劳改的地方带着被管教的人干活，表现积极，待了两年多就出来了。
此后他靠种田为生，结婚生子。他在山间盖了两间小石头房子，屋里没水没电，每天做饭要去山里砍柴、挑水。吃的米靠别人救济，菜就自己在屋前种一点，常年吃不上肉。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儿子是个混混，离开家三四十年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儿媳跑了，丢下孙子也是个混混，30多岁了还没结婚，也从不来看他。”段生馗介绍说。最近几年，他反而成了最常来看望李华生的人。
段生馗在网上写过李华生的境遇，由于老人的家在去腾冲热海的必经之路上，他便呼吁游客们经过时能捐一点钱给老人。“很多人找不到他家，我本打算立一块牌牌，上面写上‘老兵在此’。但是朋友劝我别这么干。”
没有钱，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外省老兵们大都心心念念想回到老家看看，却很少有人如愿。“解放前路不通，从腾冲到昆明就要7天，不用说去别处。我又是逃兵，抓到会被判枪决。解放后没钱，而且在这里就受批斗，是坏分子，更不敢乱跑。”李华生说。
2007年，贵州电视台曾策划老兵回家的活动，当时选了9位老兵。李华生是其中之一。由于路途遥远，需坐飞机，老兵们事先都被组织体检。“有两位老人体检没通过，怕路上出危险，没让他们回。结果天天来我办公室哭。”腾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家新说。
李华生身体很好，但他也没能回家。原因是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家在哪儿，12岁就被抓夫出来，自此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他只知道家在贵州省湄潭县，具体乡镇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人活着也不清楚。
老兵张金正曾经与河南老家有书信往来。60年代，家里还写信过来问，能不能寄一点粮票回家。张金正叹着气说，“一直没钱回去，坐飞机到昆明就要80块一张票。现在八九十岁了，想回也回不去啦……”
一旁坐着的大儿子笑着提醒：“哪里是80块，是800块一张票。”老人“哦”一声，转头往远处看去，神色更显落寞，一行浊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滑落。
流落缅甸的老兵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然而，2009年3月中旬，当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说：“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由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的。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张富鳞难以忘怀一次邂逅：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说，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一个缅甸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说，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小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信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人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倒在了异乡的丛林。”
腾冲城里的守望
走进腾冲县腾越镇洞坪村，老兵张金正已在村口等待。 回暖的阳光洒在新农村建设中刚修筑的柏油路上，晃着行人眼睛。92岁的老人佝偻的身体斜倚在路边石头上，小心地避开臀部至今未取出弹片的部位。身边放着拐杖，还有一杯与他的眼神相仿的浊茶。
他的农家小院在路对面，推门进去，数百只晒着太阳的苍蝇轰然而起，又旁若无人地落下。老人选择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迎着阳光，低垂眼睛，任凭苍蝇在衣服上爬来爬去。他开始讲述自己抗战中的经历，反复翻检着时间与地点已经搞混的记忆。说话间他偶然抬头指着一侧砌得工整的石头房子，略带欣慰地说：“这是我自己弄的。”似乎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
像张金正这样，在滇缅战争结束时选择留下的伤员和不愿参加内战的军人有6000多人。如今，在世者已不足300人。他们可能来自全国的各个地区，抱着报效国家的理想，或者因抓夫加入国民党军；他们在滇缅抗战中浴血拼杀，以惨烈的代价获得对日的巨大胜利；他们因负伤、部队解散等原因留在云南，多数过着穷困窘迫的生活，终生未得回乡；他们是云南最后的抗战老兵，与时间一起默默凋零。
张金正的老家在河南开封，具体哪个乡哪个村已经记不得了，他说只知道家在黄河边，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阻挡日军时，家乡全被淹没。
张金正说，18岁时，给地主家打长工，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做王正兴，后来的名字是在入赘腾冲后改的。“军队来抓壮丁，地主家有钱，不用去，就找我们来顶。”张金正回忆。以后的抗战经历，他却只有一堆错杂重叠的记忆断片。
对老兵们来说，战争的记忆悠远模糊。云南解放之后，几乎无人再提及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运动频繁到来的年代，家人唯恐与反革命分子沾亲带故，老兵自己更是绝口不提。直到近年来关心滇缅抗战史与老兵生活的民间人士逐渐增多，继而引来媒体的关注，这段往事才又被提及。已经习惯遗忘的老兵这时能想起的，往往只是当年从军的断片残影。
贵州籍老兵李华生是远征军预备2师第5团的勤务兵，曾经下连队参加过光复腾冲的战役，他说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 “一次师部要去军部开会，要走过腾冲城的西门。那里是日军的控制区，十几匹马刚刚在小路露头，日军的枪声就响，也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师长就跟我说：‘小鬼，骑着马沿路跑，跑快些！’他拿着望远镜在后面看着，让我冲出去吸引敌人，好观察日本鬼子在哪里埋伏。我骑着大红马快快地跑，子弹就从我耳朵边上擦过去，差点死了。后来知道是一个鬼子在树上架了机枪，大树被他们挖空了，他躲在里面。我们通知了198师的炮兵，把大树打倒了。”唯有谈起这段历史，李华生的话最多，情绪也最激动。
“老兵们过得非常贫困。一般士兵干不了别的，只能靠种地，找的妻子也不太好。当过军官的留下来情况会好些，但解放后在运动里受到的冲击也大。”段生馗组织过为老兵捐款的老兵协会，熟悉老人们情况的他如是说。
曾当过国民党少尉参谋的卢彩文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经历，不住摇头，“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上面有上面的考虑。”“文革”开始卢彩文已成为“死老虎”，但仍不免被作为活靶子供革命群众“练手”。
卢彩文是腾冲人，在当地有不少亲戚、朋友，加上文化水平高，“文革”后不久便恢复工作，做过中学老师、年级主任、校长，晚年还做过政协委员。相比之下，外省老兵留在腾冲的境况就没这么好。
李华生是在腾冲光复后自己开小差溜出来的，在腾冲县清水乡良盈村安家，这是他此前打游击的地域范围。他说：“这里还是比家乡状况好些。”
上世纪50年代，李华生当上村里的农会主席。当时政府曾动员老兵们回家乡，大约走了300多人，他因为在管事没能回去。没想到1952年当地掀起“打歹”运动，打击对象就波及到一些农会主席、民兵营长，李华生也被牵扯进去。
“当时抓了三个头儿，枪毙了两个。我平时没打过谁骂过谁，只判了我3年徒刑。”李华生回忆说。后来，他又在劳改的地方带着被管教的人干活，表现积极，待了两年多就出来了。
此后他靠种田为生，结婚生子。他在山间盖了两间小石头房子，屋里没水没电，每天做饭要去山里砍柴、挑水。吃的米靠别人救济，菜就自己在屋前种一点，常年吃不上肉。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儿子是个混混，离开家三四十年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儿媳跑了，丢下孙子也是个混混，30多岁了还没结婚，也从不来看他。”段生馗介绍说。最近几年，他反而成了最常来看望李华生的人。
段生馗在网上写过李华生的境遇，由于老人的家在去腾冲热海的必经之路上，他便呼吁游客们经过时能捐一点钱给老人。“很多人找不到他家，我本打算立一块牌牌，上面写上‘老兵在此’。但是朋友劝我别这么干。”
没有钱，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外省老兵们大都心心念念想回到老家看看，却很少有人如愿。“解放前路不通，从腾冲到昆明就要7天，不用说去别处。我又是逃兵，抓到会被判枪决。解放后没钱，而且在这里就受批斗，是坏分子，更不敢乱跑。”李华生说。
2007年，贵州电视台曾策划老兵回家的活动，当时选了9位老兵。李华生是其中之一。由于路途遥远，需坐飞机，老兵们事先都被组织体检。“有两位老人体检没通过，怕路上出危险，没让他们回。结果天天来我办公室哭。”腾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家新说。
李华生身体很好，但他也没能回家。原因是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家在哪儿，12岁就被抓夫出来，自此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他只知道家在贵州省湄潭县，具体乡镇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人活着也不清楚。
老兵张金正曾经与河南老家有书信往来。60年代，家里还写信过来问，能不能寄一点粮票回家。张金正叹着气说，“一直没钱回去，坐飞机到昆明就要80块一张票。现在八九十岁了，想回也回不去啦……”
一旁坐着的大儿子笑着提醒：“哪里是80块，是800块一张票。”老人“哦”一声，转头往远处看去，神色更显落寞，一行浊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