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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英国脱欧”—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在公投中支持英国脱离欧盟—震惊世界，成为当年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列的两大改变历史走向的国际事件。
舆论普遍认为，英国脱欧标志着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急剧兴起，其示范效应将给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实，“英国脱欧”本身就是被一起先例“示范”的结果，这个先例就是2015年一度几乎令全球神经紧绷的“希腊脱欧”议题。当时多数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强加的财政方案，等于要求希腊退出欧元区和欧盟。虽然希腊政府在公投之后态度逆转，屈从了欧盟的要求，依然留在欧元区和欧盟之内（此举被很多希腊民众视为背叛民意），但是希腊作为欧洲的“伤口”，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溃疡灼痛，难以愈合。
之所以说希腊是欧洲的伤口，原因在于其持续多年的债务困局。希腊原本是相对落后的南欧小国，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后，得到了大量来自德、法的低息贷款，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然而，由于希腊和欧元区内部国家之间贸易实施零关税，和欧元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则遵循欧元区的统一标准低关税，使用欧元实际上意味着其货币升值，导致其制造业深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同时出口锐减，无法提供税收和就业，经济严重依赖借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希腊泡沫破裂，债务问题凸显。对此，欧盟在2010年和2012年先后两次救助希腊，但其主要作用是帮助德国和法国的债权银行脱离困境，对振兴希腊经济并无多少成效。
救助之后，希腊的大债主变成了所谓“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短期债务置换成了“缓期执行”的中长期债务。“三驾马车”对希腊的态度正如莎士比亚笔下坚持索要“一磅肉”的夏洛克，要求希腊政府必须紧缩财政，削减福利，私有化其公共产业，以保证还债和支付利 息。
《房间里的成年人：我与欧美当权精英的战斗》房间里的成年人，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在希腊危机谈判中所说的一句话，用以指代规则的制定者，也即当权者。当权者是否可以一如既往地发号施令呢？作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本来，一个国家在遭遇此类债务危机时，其央行可以采用“债务货币化”手段，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胀来消解债务压力，货币贬值也可以促进出口，提振经济。但是，希腊作为欧元区的一员，无法通过货币政策纾困，欧盟所要求的过度财政紧缩政策更是令局势每况愈 下。
2015年，希腊的GDP和2008年相比减少了近1 /4，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50%，退休者失去了养老金，1/3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之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指出，希腊的衰退相当于经历了一场大战，欧盟对希腊索债，正如“一战”之后战胜国对魏玛德国索取巨额赔偿而导致德国经济和政治崩盘那样，造成无可估量的恶 果。
2015年年初，在政局几经动荡之后，希腊民众选出了新一届政府，左派政治家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成为希腊总理，其竞选纲领是结束希腊的“财政紧缩、屈辱和痛 苦”。
时任希腊雅典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学教授的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被齐普拉斯任命为希腊财政部长。
此前，作为一位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瓦鲁法克斯断言，欧盟施加给希腊的通过财政紧缩来偿还债务的方案是无法成立的，只会让希腊永远贫弱、永远还不起债。他的看法得到了全球顶级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的赞同。
现在，初涉政坛的财政部长瓦鲁法克斯认为，希腊面临三种选择：上策是劝说“三驾马车”同意大幅债务减免，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中策是希腊宣布债务违约，并退出欧元区，回到发行以前的希腊货币德拉克马；下策是希腊留在欧元区内，继续财政紧缩。
上策在历史上有其先例：“二战”以后，作为战胜国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将联邦德国的债务减记了一半，不仅帮助了联邦德国从废墟中崛起，也推动了欧洲的经济繁荣和一体化。换言之，上策是对希腊和欧盟都有利的双赢之策，瓦鲁法克斯自信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定。
但是现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在曲折的谈判进程中，很多“当权精英”—诸如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时任法国经济部长、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马克龙等—都在私下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发布了一份和他观点一致的研究报告，认为希腊目前的还债方案不可持续。然而所有这些人都不愿意负责任。在欧盟里真正说话算数的是德国人，而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 uble）坚决不同意减免希腊债 务。
作为一位从1972年开始就一直连任德国国会议员的政坛老将，朔伊布勒不会不知道瓦鲁法克斯观点的合理性。
但是，有两层原因促使他必须说“不”：其一，很多德国人认为希腊人都是一群懒汉，陷入债务危机是咎由自取，他们不会同意政府帮助懒汉“赖账”，而朔伊布勒必须顾及这些德国选民的民意；其二，除了希腊，欧元区内部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也都债台高筑，虽然情况不像希腊那样严重，但是如果欧盟对希腊减债，这些国家也会要求类似的待遇，欧盟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全盘倒 塌。
朔伊布勒建议的替代方案是，希腊用两年时间有序地退出欧元区，重新发行以前的货币；债依然要还，但是希腊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恢复经济，欧元估值也可以不受希腊拖累。
德国总理默克尔基于政治考量，坚决不同意希腊退出欧元区。可是默克尔又不能或是不愿给朔伊布勒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同意对希腊作出让 步。
折腾了四个月之后，“三驾马车”提出的新一轮救助方案依然是嗟来之食，其借钱给希腊还债（其实等于是把钱从自己的左手转到右手）的前提是要求希腊继续财政紧 缩。
在一次会面中，瓦鲁法克斯问朔伊布勒，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是否会接受“三驾马车”的方案。朔伊布勒沉默片刻，回答说：“不，我不会接受，那样做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
被逼至绝境的希腊政府祭出了“王炸”，启动全民公投，让希腊民众决定是否接受“三驾马车”的救助方案。2015年7月5日，公投结果揭晓，62%的希腊人选择了“不”。
按照瓦鲁法克斯的设想，这意味着希腊民众选择了“债务违约，退出欧元区”的中策，由于未能实现理想的上策，他在公投之后宣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公投結果震撼了全世界。默克尔等欧盟要人惊惶失措，他们没有想到希腊民众的态度竟是如此决绝。
但是接下来更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希腊政府提出了一份新方案，内容和刚刚被公投否决的“三驾马车”的方案相差无几。毕竟，退出欧元区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齐普拉斯主政的希腊政府宁愿选择“留在欧元区内，继续财政紧缩”的下策。对此，瓦鲁法克斯宣布辞去希腊国会议员的职务以示抗议，从此脱离政坛。
瓦鲁法克斯将有关那次谈判的回忆录取名为“房间里的成年人”，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在谈判中所说的一句话。
拉加德以此指代那些制定规则的欧美当权精英，言外之意，胆敢挑战规则的瓦鲁法克斯只是“房间里的小孩子”。
然而，正是这些“房间里的成年人”的短视把全球经济引向了危机和衰退，给无数普通人带来了灾难；然后他们又对一个国家的民选政府颐指气使，坚持索要“一磅肉”，即使这意味着民不聊生，意味着新债旧债永远也还不完，意味着政经架构将摇摇欲坠。也许这些“房间里的成年人”个个都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但是，他们的存在也使得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无可避免地急剧兴 起。
也许这些“房间里的成年人”依然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规则制定者，但其实他们正在走向黄昏。
舆论普遍认为，英国脱欧标志着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急剧兴起，其示范效应将给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实，“英国脱欧”本身就是被一起先例“示范”的结果，这个先例就是2015年一度几乎令全球神经紧绷的“希腊脱欧”议题。当时多数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强加的财政方案，等于要求希腊退出欧元区和欧盟。虽然希腊政府在公投之后态度逆转，屈从了欧盟的要求，依然留在欧元区和欧盟之内（此举被很多希腊民众视为背叛民意），但是希腊作为欧洲的“伤口”，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溃疡灼痛，难以愈合。
之所以说希腊是欧洲的伤口，原因在于其持续多年的债务困局。希腊原本是相对落后的南欧小国，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后，得到了大量来自德、法的低息贷款，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然而，由于希腊和欧元区内部国家之间贸易实施零关税，和欧元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则遵循欧元区的统一标准低关税，使用欧元实际上意味着其货币升值，导致其制造业深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同时出口锐减，无法提供税收和就业，经济严重依赖借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希腊泡沫破裂，债务问题凸显。对此，欧盟在2010年和2012年先后两次救助希腊，但其主要作用是帮助德国和法国的债权银行脱离困境，对振兴希腊经济并无多少成效。
救助之后，希腊的大债主变成了所谓“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短期债务置换成了“缓期执行”的中长期债务。“三驾马车”对希腊的态度正如莎士比亚笔下坚持索要“一磅肉”的夏洛克，要求希腊政府必须紧缩财政，削减福利，私有化其公共产业，以保证还债和支付利 息。
本来，一个国家在遭遇此类债务危机时，其央行可以采用“债务货币化”手段，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胀来消解债务压力，货币贬值也可以促进出口，提振经济。但是，希腊作为欧元区的一员，无法通过货币政策纾困，欧盟所要求的过度财政紧缩政策更是令局势每况愈 下。
2015年，希腊的GDP和2008年相比减少了近1 /4，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50%，退休者失去了养老金，1/3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之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指出，希腊的衰退相当于经历了一场大战，欧盟对希腊索债，正如“一战”之后战胜国对魏玛德国索取巨额赔偿而导致德国经济和政治崩盘那样，造成无可估量的恶 果。
2015年年初，在政局几经动荡之后，希腊民众选出了新一届政府，左派政治家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成为希腊总理，其竞选纲领是结束希腊的“财政紧缩、屈辱和痛 苦”。
时任希腊雅典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学教授的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被齐普拉斯任命为希腊财政部长。
此前，作为一位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瓦鲁法克斯断言，欧盟施加给希腊的通过财政紧缩来偿还债务的方案是无法成立的，只会让希腊永远贫弱、永远还不起债。他的看法得到了全球顶级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的赞同。
现在，初涉政坛的财政部长瓦鲁法克斯认为，希腊面临三种选择：上策是劝说“三驾马车”同意大幅债务减免，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中策是希腊宣布债务违约，并退出欧元区，回到发行以前的希腊货币德拉克马；下策是希腊留在欧元区内，继续财政紧缩。
上策在历史上有其先例：“二战”以后，作为战胜国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将联邦德国的债务减记了一半，不仅帮助了联邦德国从废墟中崛起，也推动了欧洲的经济繁荣和一体化。换言之，上策是对希腊和欧盟都有利的双赢之策，瓦鲁法克斯自信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定。
但是现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在曲折的谈判进程中，很多“当权精英”—诸如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时任法国经济部长、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马克龙等—都在私下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发布了一份和他观点一致的研究报告，认为希腊目前的还债方案不可持续。然而所有这些人都不愿意负责任。在欧盟里真正说话算数的是德国人，而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 uble）坚决不同意减免希腊债 务。
作为一位从1972年开始就一直连任德国国会议员的政坛老将，朔伊布勒不会不知道瓦鲁法克斯观点的合理性。
但是，有两层原因促使他必须说“不”：其一，很多德国人认为希腊人都是一群懒汉，陷入债务危机是咎由自取，他们不会同意政府帮助懒汉“赖账”，而朔伊布勒必须顾及这些德国选民的民意；其二，除了希腊，欧元区内部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也都债台高筑，虽然情况不像希腊那样严重，但是如果欧盟对希腊减债，这些国家也会要求类似的待遇，欧盟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全盘倒 塌。
也许这些“房间里的成年人”依然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规则制定者，但其实他们正在走向黄 昏。
朔伊布勒建议的替代方案是，希腊用两年时间有序地退出欧元区，重新发行以前的货币；债依然要还，但是希腊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恢复经济，欧元估值也可以不受希腊拖累。
德国总理默克尔基于政治考量，坚决不同意希腊退出欧元区。可是默克尔又不能或是不愿给朔伊布勒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同意对希腊作出让 步。
折腾了四个月之后，“三驾马车”提出的新一轮救助方案依然是嗟来之食，其借钱给希腊还债（其实等于是把钱从自己的左手转到右手）的前提是要求希腊继续财政紧 缩。
在一次会面中，瓦鲁法克斯问朔伊布勒，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是否会接受“三驾马车”的方案。朔伊布勒沉默片刻，回答说：“不，我不会接受，那样做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
被逼至绝境的希腊政府祭出了“王炸”，启动全民公投，让希腊民众决定是否接受“三驾马车”的救助方案。2015年7月5日，公投结果揭晓，62%的希腊人选择了“不”。
按照瓦鲁法克斯的设想，这意味着希腊民众选择了“债务违约，退出欧元区”的中策，由于未能实现理想的上策，他在公投之后宣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公投結果震撼了全世界。默克尔等欧盟要人惊惶失措，他们没有想到希腊民众的态度竟是如此决绝。
但是接下来更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希腊政府提出了一份新方案，内容和刚刚被公投否决的“三驾马车”的方案相差无几。毕竟，退出欧元区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齐普拉斯主政的希腊政府宁愿选择“留在欧元区内，继续财政紧缩”的下策。对此，瓦鲁法克斯宣布辞去希腊国会议员的职务以示抗议，从此脱离政坛。
瓦鲁法克斯将有关那次谈判的回忆录取名为“房间里的成年人”，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在谈判中所说的一句话。
拉加德以此指代那些制定规则的欧美当权精英，言外之意，胆敢挑战规则的瓦鲁法克斯只是“房间里的小孩子”。
然而，正是这些“房间里的成年人”的短视把全球经济引向了危机和衰退，给无数普通人带来了灾难；然后他们又对一个国家的民选政府颐指气使，坚持索要“一磅肉”，即使这意味着民不聊生，意味着新债旧债永远也还不完，意味着政经架构将摇摇欲坠。也许这些“房间里的成年人”个个都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但是，他们的存在也使得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无可避免地急剧兴 起。
也许这些“房间里的成年人”依然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规则制定者，但其实他们正在走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