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谢觉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由延安来到兰州。8月，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正式成立。彭佳伦、伍修权先后担任办事处处长。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甘肃工作委员会也在兰州建立，孙作宾、李铁轮先后担任工委书记。
　　兰州既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又是当时通往苏联的国际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兰州地处偏僻，文化教育比较落后，政治形势也非常复杂，国民党各派力量、地方军阙势力麇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远不如沿海各省和内地。
　　1937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积极抗日”。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大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派贺耀祖取代于学忠，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谢觉哉和贺耀祖是同乡旧友，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谢觉哉担任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和彭加伦、伍修权以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合法身份，大力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向各族各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广泛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寻找、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转送延安：三、宣传抗日救国，支持民众运动;四、通过苏联驻兰州外交代表处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接应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经兰州转赴苏联工作学习或就医;五、和中共在兰州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指导工作，联系进步群众开展民运工作和救亡活动。
　　谢觉哉、伍修权等和八路军办事处忠实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国民党甘肃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争取和团结了很多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顽固势力，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任务，使兰州和甘肃省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谢觉哉利用和贺耀祖的关系，对开展民运、革新政治以及抗日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贺耀祖起初怀疑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对共产党提出开展民运工作持怀疑和畏惧态度，片面强调“抗战是政府和军队的事，与老百姓无关”。谢觉哉针对国民党和贺耀祖这种“叶公好龙”的思想提出批评，在4个多月内，除当面辩论外，还先后给贺耀祖写了10多封语重意诚的长信，指出：“我以一个中国人与共产党员的资格，向政府提议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明令减租减息，裁废苛杂，惩治贪污，训练大批做民运与组织游击战的人才：改组《西北日报》;录用曾被裁抑的人员;改革政府工作方式，多做实事，少做些‘等因奉此’;维护甘新公路的大工程，必须派富于爱国心的人才去做，才可保证不至误事。”谢觉哉尖锐地指出：“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谢觉哉当面提醒贺耀祖，甘肃是西北国防中心，为日军西进要冲，你身为老成谋国之主席，受中枢之重托，系全国之安危，可要全局在胸。谢觉哉针对当时甘肃吏治、兵役、田赋的腐败状况，直言不讳地向贺耀祖提出：中国之所以弄到这步田地，弄得各条战线暂时失利，怪不得人民不争气，腐败的政治要负第一等的责任。谢觉哉对贺耀祖的耐心说服，使贺耀祖逐步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表示愿为抗日效力，并在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省政府等部门的会议上，从有利于团结抗日出发，就征兵、保甲制度、民族政策、文化教育等方面，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定：在协助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方面，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个时期在兰州和全省其它各县，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和报刊如雨后春笋，进步的书店和书刊也公开和人民见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谢觉哉在给中共中央关于《兰州之统战及党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均愿照行。对于民运，贺已无阻挠之意。”贺耀祖妻子倪斐君在谢觉哉及夫人王定国的启发教育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謝觉哉和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她组织了兰州妇女慰劳会，并创办了《妇女旬刊》，在甘肃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先声作用。全国解放前夕，贺耀祖在香港给谢觉哉和周恩来拍电报联系，谢觉哉去电请其返回。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根据贺耀祖夫妇在合作抗日中的贡献，任命贺耀祖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贺耀祖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倪斐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贺耀祖的一生，由反对共产党，到抗日战争时期与共产党合作，进而背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以至其妻倪斐君最终成为共产党员，这一艰巨的转化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英明正确的又一个有力见证。
　　当时驻甘肃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将军，是共产党的老朋友。1935年11月，毛泽东曾亲笔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写信，希望他们能与共产党合作。谢觉哉到兰州后多次和邓宝珊交谈共同抗日问题。邓宝珊在一些会议上和公开的场合，对于开展民运工作、实行民主、国共合作等问题，明确表示赞同，在军政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还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将女儿邓友梅送到延安学习。以后，邓友梅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体现了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在爱国立场上的一致，邓宝珊在解放战争时期驻防榆林，一直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并且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多次路过访问延安。1939年，毛泽东曾与他作竞夕谈，这也影响了邓宝珊后半生的道路。1949年1月，邓宝珊将军率部起义，并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邓宝珊在长期主持甘肃省政府工作中，和中共合作共事，顾全大局，作风民主，胸怀坦荡，善于团结和联系各方面人士，重视甘肃各民族的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在甘肃各民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回族人口占较大比重。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回汉平等”“团结抗日”的口号。谢觉哉与甘肃工委一起制定了回族运动纲领，团结回族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吴鸿宾、吴鹩业、杨静仁、鲜维俊、马明德等，组织了“兰州伊斯兰学会”和“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等回民团体，团结、组织广大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创办了《回声》杂志，向回民宣传抗日。在兰州、榆中等地设立回民中学和回民小学，发展回民教育业。谢觉哉在回族上层人士中广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经常和省政府参议马风图讨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国共合作问题。对来自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方面的上层人士，也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底，青海马步芳把被俘的红军西路军1500多人编为一个“新兵团”，准备送交河南国民党部队，途经兰州时，谢觉哉亲自找“新兵团”团长杨某，向他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杨某听后深为感动。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配合下，这个“新兵团”全部开到三原县安吴堡，由八路军接收。这位杨团长还参观了抗日救亡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当他返回青海途经兰州时，专程看望谢觉哉，叙说他在延安受到中共的礼遇而深受感动。
　　谢觉哉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在国民党军政上层领导人员和中下级人员中间也广泛接触，进行统战工作。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副参谋长以及驻兰的国民党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的负责人，都常常拜访谢觉哉和彭加伦、伍修权，聆听他们对于抗日战争形势的看法。邓宝珊部团长杜汉三倾向进步，对国民党的腐败极为不满，经常到办事处找谢觉哉交谈，他后来参加了民盟地下组织，西安解放前夕被胡宗南部特务杀害。当时的甘肃省政府民政厅长施奎龄，早年在天津南开学校和周恩来是同学。赞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谢觉哉引以为朋友，常常向他介绍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1939年周恩来赴苏治病，途经兰州时还特地会见了他。省府民政厅长罗贡华，比较开明。谢觉哉有时找他交谈民运问题，建议省政府开办民运训练班招收中学生，参考延安方面的教材培训，使之成为民运中之骨干，罗贡华很同意谢觉哉的意见，并向贺耀祖及时汇报。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也比较开明，谢觉哉对他进行了争取团结的工作，丁宜中为办事处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谢觉哉和办事处的同志在兰州广交朋友，其中有的是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有的为协助共产党工作甚至献出了生命，如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为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遭到国民党杀害。
　　谢觉哉在统战工作中，不仅重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争取，也很重视对中下层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工作，通过各种座谈会、群众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许多青年学生、教员、职员、国民党下级军官，也常常到办事处来，谢觉哉和伍修权总是认真倾听和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鼓励他们为抗日救亡出力，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一些知名的学者、作家、音乐家相继来到兰州，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兰州创办了通俗杂志《老百姓》，丛德滋创办了《民众通讯社》，还有作家茅盾、肖军、吴渤（自危）和音乐家塞克等，都对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谢觉哉在这个时期写了50多篇杂文，抨击国民党腐败的统治和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言论，同时也向人民阐明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運动。中国共产党真挚的态度和正确主张，赢得了国民党爱国人士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