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花儿”两字既指少年，也有美妙的意思。更有趣的是，它还是一种口头文学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整花”有固定曲式和唱词，以叙事为主;“散花”则见景生情，即兴编词。
　　西北的老百姓下田耕作、出门逛街、办事嫁娶，常扯开嗓子唱花儿。今年疫情期间，甘肃的花儿爱好者就编写了“疫情花儿”，搭配曲调唱道：“今年过年嫑（读biao，不要的意思）瞎串，冠状病毒易传染，发个微信人安全。”“我来把你好好劝，强健体魄多锻炼，口罩必戴衣勤换，通风洗手多几遍。”花儿的词接地气，上年纪的人不识字，仔细一听，也就知道如何防疫了。
　　這种有事没事就唱一嗓子的习惯从何而来？甘肃人说，是从农田和山野里练出来的。
　　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中国花儿之乡”，它位于黄河上游，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山谷多，平地少，平均海拔约2000米。人们的日常就是低头耕作、蹲田放牧、翻越山峰。此时远远望去，黄土一片，忍不住就想与这广袤无际的大地融为一体，扯上一嗓子高唱，顿觉舒畅，也觉爽朗。
　　相较于其他地区，临夏花儿以抒情见长，文词优美、生动，唱词中时不时夹杂方言或语气词;演唱形式比较自由，以独唱为主，也有对唱和联唱，曲谱有上百种，比如《河州令》《大眼睛令》《撒拉令》。
　　然而，如果只把花儿理解为山歌，那真是低估了它。回望西北史，当时代处于转折之时，花儿总是最先记录惊变。

　　1930年，临夏州东乡县上湾村的一个贫苦人家有了个男娃儿，取名为赵存禄。小存禄6岁时，父亲被抓去当兵，地主逼租，母亲带着他和哥哥外逃，一路乞讨至青海省的民和县。“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弯套弯，全是地主的庄园;高原上九百九十九架山，山连山，都叫‘巴央孔’（指地主、富豪人家）。”这是小存禄见过的场景。
　　上世纪40年代，西北老百姓在国民党统治下过着苦日子，挖煤、背煤为生，苦不堪言，民间花儿歌手唱：“天灾人祸地连上了，煤炭山下了个洞了;浑身的白肉哈挣干了，尕（音同嘎）模样活像个鬼了。”到了深夜，大家用花儿排解疲劳，有革命精神的人干脆写花儿讽刺：“中央军夹的是狐尾巴，穷人的尕娃们拦下;有钱汉的尕娃是大妮哈，阿哥们回来了娶下。”
　　1949年，光明到来。8月22日，解放军进入临夏，百姓看到希望，他们欢庆：“好马儿走过了九架山，好松柏绿在了冬天;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推过了心上的熬煎。”这时，赵存禄快20岁了。后来，他被分配去当小学教师，开始在工作之余研究花儿。他用花儿体裁记录了东乡县百姓在苦难岁月里奋力抗争的故事，写成《东乡人之歌》这部花儿体长诗：“逃难人遇上了逃难人，那木墩突然热情了十分。黄连的枝叶黑霜杀，根不烂，第二年要发个新芽。”这部作品被学界誉为“新编花儿中篇幅最长、语言最生动叙事长诗”。
　　1985年，退休后的赵存禄还担任《中国民间文学民和卷》编委，花10年时间收集整理1800多首花儿。2006年，花儿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存禄成为非遗传承人。他还获得过联合国颁布的大奖。后来，他的花儿体诗歌《三川土族“纳顿”颂》又在法国巴黎“世界和平民间艺术作品大赛”中获金奖。
　　甘肃还有句俗话：唱花儿，交朋友。每年农历四月到六月间，甘肃会举办“花儿会”，各地会期不一，比如临夏州的松鸣岩花儿会就在农历四月初八举办。会上游人如织，有时可达上万人，歌手在台上比赛，百姓在台下席地而坐。他们撑伞、摇扇，就着曲调高歌附和，所有人都化身成了“护花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