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标准知识里，私营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私有制的经济形式，也因此与社会主义相冲突，所以，私营经济不能是主导。
　　1992年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更新了我们的标准知识，现在能不能把私营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私有制”的概念？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正面临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要求，任务是更新我们关于私有制的标准知识。这样做有逻辑依据么？当然有。我曾经在这个专栏里谈及“古典私有制”与“现代社会私有制”的不同，后者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区别于古典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私人权利没有绝对的排他性，政府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它予以限制。举例来说，一个人拥有一大块土地，如果他将土地圈起来搞成一个封闭的、私密的庄园，就对社会形成伤害（即所谓“外部性”），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应该限制其私密范围，要求他开放大部分土地；如果他种植了树木，树林就应该向社会开放，允许公众免费游览。
　　除前面说的对私密空间大小进行限制之外，现代公权对私有土地财产权的行使，还有很多限制办法。一是限制用途。这是文明国家的普遍做法。特别是为了保护农地和其他能给环境带来正能量的土地，很多先进国家都有法规，不允许土地的权利人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二是限制交易。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政府对土地交易对象和优先次序都可能做出限制，例如农地交易，政府可能规定必须将农地优先出让给有资质务农的购买者。三是限制收益。国家会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因土地权利产生的收益差别。例如征收房产税，拥有多处住房和豪宅的土地权利人享有的福利大，应按照累进税率缴税。四是追加责任。国家会要求土地权利人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土地进行保护，甚至一个社区都会形成规章，要求土地权利人照章行事，例如，院落要整洁、草坪须修剪等。有了这些特征，那种古典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私人权利就被颠覆了，社会主义意义由此得到了体现。
　　过去我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就拿对黄世仁与杨白劳的“经典故事”来说。黄世仁抢夺杨白劳的土地，被我们看作是私有制的罪恶，可是，如果杨白劳的土地不被抢夺，也是私有制，这要不要批判？但我们会认为杨白劳拥有土地是合理的。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在于私有财产如何公正地分配。换句话说，罪恶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强权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如果有一套公正的法权制度，确保公权维护合理的私人财产制度，后者就不至于成为罪恶。
　　在我们国家，讲一般性的私有财产，已经不会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冲突，但对土地财产权利却仍然抱守陈旧观念。另外，从全局看，我们国家绝大部分土地还是适用社会主义公有制，需要实行社会主义私有制的土地仅仅是不到国土面积15%的农业用地和宅基地。总体说，国家可以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混合土地产权制度。
　　在较小的范围里实行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人们常常表示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例如，人们常说的土地私有制所导致的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就有一些误解的成分在里面。据史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形的确存在，但也不是绝对现象。从我国土地改革历史文献看，民国政府时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区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则不然。但凡两极分化严重的地区，总是发生了严重的官场腐朽问题，官员强取豪夺，用权力将别人的土地夺到手。有些情况下则是因为政府对私有权不能有效保护，老百姓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豪门望族，自己求的耕种土地、养家糊口的安稳。所以，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恰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造成的。
　　现代社会完全不同了，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土地要素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国民收入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取得。资本收益因市场竞争产生平均化趋势，而人力资本所获收益也因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了相对的平等。惟有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才使得极少数商界巨子获得海量财富，这种不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
　　与人们的担忧完全相反的例证倒是屡见不鲜。我们国家尽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近些年却持续出现因土地炒作而产生的暴富现象。深入探究起来，这种现象总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有关，也与官商勾结脱不了干系。如果政府允许在经营性领域发展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政府发挥好建章立制、维护法治，在公共领域合理地限制私有权利，这些消极现象反倒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