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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文坛上有那么一批作家,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吃完鲍鱼,喝够洋酒,然后坐到电脑前敲出一部又一部或者表现当代人孤独感、性苦闷,或者设计痴男怨女情爱纠葛故事,或者想象历史名人逸闻逸事的小说和电视剧剧本,赚上比较可观的稿酬和版权费,再去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至于别人活得好不好,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以及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重大问题,根本不去过问或者表示出一点关心。由此现实,我想起了同样是作家身份而且名气很大的赵树理。今年9月是他诞辰103周年、逝世39周年,以我的理解,赵树理是一位以辉煌的文学成就与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特立独行的作家。
(一)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
赵树理编《中国人》报时,把编好的稿件送去印刷,工友们一边印一边念;他则在一旁边抽烟边听大家读,遇到工友们有念着不顺当的词语,当即修改,直到通畅为止。同事们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中国人》报,《中国人》报,一个编辑姓赵;他编,他写,他校;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小评论,小报道,大半作品老赵包。”
对这首诗,赵树理倒认为说得很中肯,也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叫好,他不得意;有人不屑一顾,甚至说他是庸俗化,他都不计较,按自己的路子往下走。
(二)
1943年5月,在一些人的质疑中,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起来,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是因为什么,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侄儿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岳冬至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九岁的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贪图钱财,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智英祥。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岳冬至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跟随调查人员到岳冬至村里了解情况。最终是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这也是落实晋冀鲁豫边区文化人座谈会的一个实际行动。不久,他便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岳冬至和智英祥,但小二黑和小芹绝不同于岳冬至和智英祥,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另两个重要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是赵树理在多年生活积累中对人物观察形成的形象,用来做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增强了故事性、喜剧性和典型性。
然而,这篇作品的问世却是有过一些波折的。当时,赵树理写完并修改好后,便交给了他的领导、中共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负责人杨献珍。杨献珍读后感觉很好,并让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和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看。两人都认为是好作品,可以出版。但是,书稿付印却受到耽搁。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二黑结婚》久久不能出版,杨献珍便去找彭德怀同志,向他说明情况。彭德怀同志听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这个题词由彭德怀同志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彭德怀同志热情的题词,即印在《小二黑结婚》一书的扉页上。小说在10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行销三四万册,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太行山各村庄很流行秧歌剧,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的喜爱。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抗日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但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粗糙,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发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也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新华书店负责人收到《李有才板话》原稿,很快就送给时任边区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审阅。李大章读完后认为:这部小说反映出这个新社会的某些农村或某些角落的某一阶段的生活特点。内容新颖现实,形式接近民族化,从旧形式中蜕化出来,又加了新的创造。他亲自动笔撰写了《序言》,交书店尽快安排印刷出版。随后,又在《华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有才板话〉》的推荐文章。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差。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的出版机构纷纷重印;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
1947年7月下旬到8月初,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与会者结合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特色。赵树理应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时说: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是要摆个地摊儿,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
会议结束前,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性发言,集中了大家的看法,详细分析和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创作,明确提出:“应该把赵树理同志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赵树理很不情愿把他作为学习榜样、作为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方向提出来,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他需要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需要名誉、地位。会后,他一如往常,生活方式不变,穿衣吃饭习惯不变,经常下乡的习惯更不变。
(三)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从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不过,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却产生了兴趣,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的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都入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到了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段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晋东南农村深入生活,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6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在创作方面,建国后赵树理的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小说和剧本。《登记》是他写得最精彩、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叙述艾艾和她的母亲“小飞娥”两代人爱情、婚姻的经历,批判了农村包办婚姻等封建思想的危害;同时,也通过描写基层干部王助理员的不良行为,尖锐地揭露了建国初期某些干部身上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因此,这是一篇极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小说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塑造了“小飞娥”这个人物。“小飞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物,表面上她屈服于封建礼教,牺牲了真挚的爱情;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期盼着自由的恋爱。所以,当她的女儿艾艾的爱情同样遭遇到阻挠时,她坚决站在女儿一边,不希望自己的悲剧重演在女儿身上。正是由于这个形象的深刻意义,使得这篇作品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
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赵树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国内文坛建国后最早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来自于赵树理在平顺县川底村一年多的生活积累。小说围绕着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事件,勾勒出解放后的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巨大变革轨迹;通过多组矛盾冲突的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农村中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的交锋过程。而如此深刻的主题,则是凭借家庭琐事、恋爱婚姻、农业生产、人际关系等细节来体现的。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倾注心血最多的,是写出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人物,包括王金生、王玉生、范灵芝、王满喜等青年积极分子,私心观念很重的党员干部范登高,个体农民马多寿和他老婆“常有理”、儿子马有余、媳妇“惹不起”。王金生是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社副社长,富有领导才能,性格淳厚朴实,做工作踏踏实实,在他身上体现着赵树理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理想,正如他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所说:“正因为农村中到处有这样一些好党员,才把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王玉生、范灵芝、王满喜,是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形象,也是农业发展的希望所在。这些先进人物没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没有动人心弦的豪言壮语;然而,就是这些朴素、乐观、幽默、实干的山村人,在社会大变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范登高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形象。他身为党员干部,却不是带领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而是一心要谋个人利益;最终还是在各方面的教育下,转变了过来。其实,这类人物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非常普遍的,赵树理正是要通过范登高,提出一个干部教育的问题来,以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关注。事实上,《三里湾》中描写最成功的人物,应当说是马多寿、“常有理”、马有余、“惹不起”这几个所谓落后农民。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农民所固有的自私、保守、狭隘等小农经济意识,但他们同时也不乏农民身上依靠自己不求别人的思想。他们不是坏人,只是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没有觉悟过来。可以看得出来,赵树理写这些人物非常得心应手,一个个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说明他对这类人是很了解的。他往往是通过一些生活细节、有特点的语言和行动,刻划出人物的性格来。可以说,《三里湾》成为经典之作的价值,也正是建筑在人物描写之上的。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成的。当时,正是大刮浮夸虚假风之时,这篇短篇小说体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态度。赵树理在小说中通过刻划“小腿疼”、“吃不饱”一类所谓落后农民形象,是要说明农村中确确实实存在许多这样的人。在普通农民身上,旧的思想负担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他后来所坚持的“中间人物”思想的实践之作。他一直认为,农村中中间人物是占大多数的,过分突出先进或落后人物,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篇作品在后来的极左思潮中多次被批判,更证明了它是一篇优秀之作。
另外,《灵泉洞》《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小说,也都充分体现出赵树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写作于1958年“大跃进”前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浮夸风盛行,农业生产潜伏下极大危机。赵树理以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良知,坚决反对浮夸风。他没有写一篇表现浮夸虚假行为的作品,而是写出了这批颂扬实干精神的小说,这在当时的作家中是非常少见的。
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是赵树理建国后在剧本创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剧本的创作与修改,是在“文革”前夕。正是由于这个特殊时期,整个过程对赵树理来说,实在是没有多少快乐。赵树理最早萌发写《十里店》的想法,是1963年秋天在长治郊区曲里大队下乡时,他看到曲里的副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农民收入高,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同时,他也看到曲里存在一些不良风气,诸如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贿赂干部等。他认为,这些现象不一定抬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却也是需要彻底克服的,农村不能让这类现象蔓延。最好是用戏剧的形式,塑造上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妇女与这些不良风气作斗争,意义会深刻一些。于是,他构思并写出了剧本《十里店》。
《十里店》通过女主角马红英同一些不良风气作斗争的故事,赞扬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批评了少数农村干部错误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要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然而,剧团赴省里调演时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就被勒令停止演出,因为有的领导认为《十里店》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大纲,过分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黑暗面,英雄人物塑造得不够。尽管赵树理对这些意见并不认同,但是,为了能让《十里店》公演,他只好违心地作了修改,在保持原来的基本构架前提下,适当减少了一些所谓黑暗面,增加了马红英等正面人物的戏。结果又被有关领导人指责为不真实,仍然没能通过,要求继续修改。赵树理在修改讨论会上激动地说:“《十里店》真实不真实?能不能演出?这应当由农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是生活的主人,最有发言权。在思想倾向上对不对?我是根据革命需要看重现实的。现实变化了,政策也得改。各级领导干部们是执行政治路线者,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艺术技巧上成熟不成熟?在座的都是戏剧内行,古典的,现代的,甚至外国的,不同剧种的,看过许多戏,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有同志说《十里店》是个坏戏,这也吓不倒我。我怕的是事实先生!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利于文艺创作。”想不通归想不通,他还得一次次去修改,到修改完六次,还是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政治气候不可能让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问世,这也正是他所感叹的:“我是死于《十里店》哪!”直到他逝世多年,“文革”结束以后,《十里店》才获得公演的机会,第一稿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更铸造了山西文学的一次辉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他的作品在国内产生过极为广泛的轰动效应,曾经影响过众多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影响过一代文风。他的作品还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国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他的人生道路与作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树理作品的价值,将会更加显现。
(责编肖黎)
(一)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
赵树理编《中国人》报时,把编好的稿件送去印刷,工友们一边印一边念;他则在一旁边抽烟边听大家读,遇到工友们有念着不顺当的词语,当即修改,直到通畅为止。同事们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中国人》报,《中国人》报,一个编辑姓赵;他编,他写,他校;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小评论,小报道,大半作品老赵包。”
对这首诗,赵树理倒认为说得很中肯,也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叫好,他不得意;有人不屑一顾,甚至说他是庸俗化,他都不计较,按自己的路子往下走。
(二)
1943年5月,在一些人的质疑中,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起来,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是因为什么,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侄儿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岳冬至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九岁的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贪图钱财,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智英祥。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岳冬至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跟随调查人员到岳冬至村里了解情况。最终是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这也是落实晋冀鲁豫边区文化人座谈会的一个实际行动。不久,他便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岳冬至和智英祥,但小二黑和小芹绝不同于岳冬至和智英祥,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另两个重要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是赵树理在多年生活积累中对人物观察形成的形象,用来做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增强了故事性、喜剧性和典型性。
然而,这篇作品的问世却是有过一些波折的。当时,赵树理写完并修改好后,便交给了他的领导、中共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负责人杨献珍。杨献珍读后感觉很好,并让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和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看。两人都认为是好作品,可以出版。但是,书稿付印却受到耽搁。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二黑结婚》久久不能出版,杨献珍便去找彭德怀同志,向他说明情况。彭德怀同志听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这个题词由彭德怀同志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彭德怀同志热情的题词,即印在《小二黑结婚》一书的扉页上。小说在10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行销三四万册,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太行山各村庄很流行秧歌剧,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的喜爱。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抗日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但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粗糙,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发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也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新华书店负责人收到《李有才板话》原稿,很快就送给时任边区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审阅。李大章读完后认为:这部小说反映出这个新社会的某些农村或某些角落的某一阶段的生活特点。内容新颖现实,形式接近民族化,从旧形式中蜕化出来,又加了新的创造。他亲自动笔撰写了《序言》,交书店尽快安排印刷出版。随后,又在《华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有才板话〉》的推荐文章。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差。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的出版机构纷纷重印;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
1947年7月下旬到8月初,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与会者结合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特色。赵树理应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时说: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是要摆个地摊儿,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
会议结束前,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性发言,集中了大家的看法,详细分析和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创作,明确提出:“应该把赵树理同志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赵树理很不情愿把他作为学习榜样、作为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方向提出来,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他需要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需要名誉、地位。会后,他一如往常,生活方式不变,穿衣吃饭习惯不变,经常下乡的习惯更不变。
(三)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从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不过,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却产生了兴趣,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的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都入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到了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段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晋东南农村深入生活,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6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在创作方面,建国后赵树理的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小说和剧本。《登记》是他写得最精彩、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叙述艾艾和她的母亲“小飞娥”两代人爱情、婚姻的经历,批判了农村包办婚姻等封建思想的危害;同时,也通过描写基层干部王助理员的不良行为,尖锐地揭露了建国初期某些干部身上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因此,这是一篇极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小说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塑造了“小飞娥”这个人物。“小飞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物,表面上她屈服于封建礼教,牺牲了真挚的爱情;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期盼着自由的恋爱。所以,当她的女儿艾艾的爱情同样遭遇到阻挠时,她坚决站在女儿一边,不希望自己的悲剧重演在女儿身上。正是由于这个形象的深刻意义,使得这篇作品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
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赵树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国内文坛建国后最早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来自于赵树理在平顺县川底村一年多的生活积累。小说围绕着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事件,勾勒出解放后的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巨大变革轨迹;通过多组矛盾冲突的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农村中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的交锋过程。而如此深刻的主题,则是凭借家庭琐事、恋爱婚姻、农业生产、人际关系等细节来体现的。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倾注心血最多的,是写出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人物,包括王金生、王玉生、范灵芝、王满喜等青年积极分子,私心观念很重的党员干部范登高,个体农民马多寿和他老婆“常有理”、儿子马有余、媳妇“惹不起”。王金生是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社副社长,富有领导才能,性格淳厚朴实,做工作踏踏实实,在他身上体现着赵树理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理想,正如他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所说:“正因为农村中到处有这样一些好党员,才把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王玉生、范灵芝、王满喜,是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形象,也是农业发展的希望所在。这些先进人物没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没有动人心弦的豪言壮语;然而,就是这些朴素、乐观、幽默、实干的山村人,在社会大变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范登高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形象。他身为党员干部,却不是带领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而是一心要谋个人利益;最终还是在各方面的教育下,转变了过来。其实,这类人物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非常普遍的,赵树理正是要通过范登高,提出一个干部教育的问题来,以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关注。事实上,《三里湾》中描写最成功的人物,应当说是马多寿、“常有理”、马有余、“惹不起”这几个所谓落后农民。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农民所固有的自私、保守、狭隘等小农经济意识,但他们同时也不乏农民身上依靠自己不求别人的思想。他们不是坏人,只是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没有觉悟过来。可以看得出来,赵树理写这些人物非常得心应手,一个个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说明他对这类人是很了解的。他往往是通过一些生活细节、有特点的语言和行动,刻划出人物的性格来。可以说,《三里湾》成为经典之作的价值,也正是建筑在人物描写之上的。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成的。当时,正是大刮浮夸虚假风之时,这篇短篇小说体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态度。赵树理在小说中通过刻划“小腿疼”、“吃不饱”一类所谓落后农民形象,是要说明农村中确确实实存在许多这样的人。在普通农民身上,旧的思想负担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他后来所坚持的“中间人物”思想的实践之作。他一直认为,农村中中间人物是占大多数的,过分突出先进或落后人物,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篇作品在后来的极左思潮中多次被批判,更证明了它是一篇优秀之作。
另外,《灵泉洞》《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小说,也都充分体现出赵树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写作于1958年“大跃进”前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浮夸风盛行,农业生产潜伏下极大危机。赵树理以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良知,坚决反对浮夸风。他没有写一篇表现浮夸虚假行为的作品,而是写出了这批颂扬实干精神的小说,这在当时的作家中是非常少见的。
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是赵树理建国后在剧本创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剧本的创作与修改,是在“文革”前夕。正是由于这个特殊时期,整个过程对赵树理来说,实在是没有多少快乐。赵树理最早萌发写《十里店》的想法,是1963年秋天在长治郊区曲里大队下乡时,他看到曲里的副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农民收入高,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同时,他也看到曲里存在一些不良风气,诸如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贿赂干部等。他认为,这些现象不一定抬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却也是需要彻底克服的,农村不能让这类现象蔓延。最好是用戏剧的形式,塑造上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妇女与这些不良风气作斗争,意义会深刻一些。于是,他构思并写出了剧本《十里店》。
《十里店》通过女主角马红英同一些不良风气作斗争的故事,赞扬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批评了少数农村干部错误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要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然而,剧团赴省里调演时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就被勒令停止演出,因为有的领导认为《十里店》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大纲,过分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黑暗面,英雄人物塑造得不够。尽管赵树理对这些意见并不认同,但是,为了能让《十里店》公演,他只好违心地作了修改,在保持原来的基本构架前提下,适当减少了一些所谓黑暗面,增加了马红英等正面人物的戏。结果又被有关领导人指责为不真实,仍然没能通过,要求继续修改。赵树理在修改讨论会上激动地说:“《十里店》真实不真实?能不能演出?这应当由农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是生活的主人,最有发言权。在思想倾向上对不对?我是根据革命需要看重现实的。现实变化了,政策也得改。各级领导干部们是执行政治路线者,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艺术技巧上成熟不成熟?在座的都是戏剧内行,古典的,现代的,甚至外国的,不同剧种的,看过许多戏,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有同志说《十里店》是个坏戏,这也吓不倒我。我怕的是事实先生!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利于文艺创作。”想不通归想不通,他还得一次次去修改,到修改完六次,还是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政治气候不可能让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问世,这也正是他所感叹的:“我是死于《十里店》哪!”直到他逝世多年,“文革”结束以后,《十里店》才获得公演的机会,第一稿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更铸造了山西文学的一次辉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他的作品在国内产生过极为广泛的轰动效应,曾经影响过众多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影响过一代文风。他的作品还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国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他的人生道路与作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树理作品的价值,将会更加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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