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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转型：神赐天粮与魔鬼粪便的抉择!
山西的煤点亮了别人的灯，何时才能照亮自家的前路?山西转型之惑，其实是这个时代一个具有普适和标本意义的困局。在一个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之下，不论是山西还是其他任何地区与城市，在经历以能耗、环境等为代价换取GDP增长的非理性发展之后，都共同面临一个转型之惑。只不过，这种困惑在山西这个老“能源基地”身上体现得比较集中、突出和激进而已。
通读上期“独家策划”可以看出：煤，对于力求转型与突破的山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种资源优势，既是自身发展的“护身符”，更可能是制约转型进程的“紧箍咒”。这种效应，我们可以从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看到影子。
富油国家委内瑞拉，曾因国内石油业触目惊心的腐败、浪费和经营管理上的弊端，使石油沦为国民眼中“魔鬼的粪便”；从1965年至2000年，尼日利亚从石油出口中得到的收益超过了3500亿美元，但是，该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以铜出口和贫困闻名于世的肯尼亚，其总统卡翁达也非常委屈地说：“我们只能为自己的贫困负部分责任，因为铜匙卡在了我们的喉咙里，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诅咒”。而对于正力求转型与突破的山西来说，煤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一把卡在其喉咙里的“铜匙”，是那个与生俱来的诅咒。
归根到底，煤之于山西，是神赐的天粮，还是魔鬼的粪便，最终将取决于发展观念与开发手段是否科学。这就要求将转型最大限度地纳入科学、理性和审慎的轨道。当然，这个转型过程，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这就注定这个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上下求索。石敬涛(2006年11月上《山西转型》)
不能泯灭的“软实力”
透过茅老所追述的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及至今天在该国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其间渗透的，乃是一个外来民族在当地自强不息直至崛起的精神——这亦是中华民族传统及精神的传承、异地生根的历史。当然，这种崛起，理所当然地首先惠及当地，或许还将演化为一种和谐但被普遍接纳的文化，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界是平的”的年代，在会计、数据分析、CAT扫描读片等低端工作纷纷被离岸外包的今天，人们还会对精神与传统、文化这样的词汇感兴趣。依照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意思，那些有幸走在“全球化3．0”前沿的群体，只要在海滩度假时顺便把精力放在开拓性的工作上就可以了，而无须所谓的艰苦奋斗，更不需要去思考维系所谓的宗族组织及传统。
我们尊重弗里德曼先生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但在对待传统、精神、文化等的“软实力”这一点上，我们宁愿相信，其重要性远非人们所能想象的。
以温州商人与山西商人为例，前者在全球市场中所表现出的商业精神，勤劳、坚韧、富有创造精神等等，恰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当今时代的最佳诠释；而反观后者，如今被国人记忆深刻的，竟是“山西煤老板”这个在能源短缺时代依靠资源而兴盛的群体，与早先较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晋商相比，煤老板所代表的，不过是靠天吃饭的暴发户，并必然将随着资源匮乏而走向没落。
这个月初，举世瞩目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召开，外电评述认为，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设计的中国式软实力的展示，它形象地提醒人们，不断壮大的中国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
这里的“软实力”，其实也跟上述的传统文化及精神不无关系。中国在援助非洲方面，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其间体现的是真挚友谊及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中国的崛起，亦是“和平崛起”，这与西方霸权式的思维，截然相反。
张刚(2006年11月上《马来西亚纪行》)
中国官员能否被韩国这盆冷水泼醒?
正当中国官员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络绎不绝，形成热潮之际．曾任韩国政府总理、现任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的李寿成却迎面泼来一盆冷水：“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他认为韩国“新村运动”的起点当初还没有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这么好。从李寿成谦恭的话语里，我读出了韩国朋友对中国的真诚与互信，这种真诚与互信其实也是一种忠告。从他的一些具体分析中，我感到他是在告诫我们：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来自于“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的支撑与激励，而不是靠某种“浮躁”与“狂热”，或者是简单直接的“拿来主义”而得来的。
今年年初就有媒体报道中国将派出3万官员赴韩国学习考察新农村建设，这在国内曾引起了一片质疑声。中韩近邻，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中国新农村建设借鉴韩国“新村运动”中的成功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有必要派出那么多官员、花费纳税人那么多的血汗钱去韩国“学习考察”吗?还不如省下那么多出国的花销，投入国内新农村的项目建设更实惠、更合国情民意!
但是，舆论的质疑似乎没有阻止住某些官员赴韩国“学习考察”的热情，赴韩的热潮还是一浪高过一浪，至于从韩国究竟学到了什么，好像时他们并不是那么重要，现在就连韩国朋友都看出了中国某些官员的“学习考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借此名义到韩国旅游观光。也不准看出，他们是出于一种真诚与友好，才对此“泼水降温”、发出忠告的。不知道中国官员是否能被韩国的这盆冷水泼醒?对于韩国朋友的忠告．中国官员是否能够认真听取和深刻反思?那些已经赴韩国学习考察过的官员，又能否对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进行梳理，认定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从而决定取舍，把他山之石恰到好处地置于中国，脚踏实地地投身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呢?
吕霜(2006年1]月上《韩国农业：温室里的花朵》)
更正
本刊2006年10月下第26页《广交会的前世今生》一文第9段第4行，“毛泽东第一次跨出国门-，直为“２毛泽东第二次跨出国门”，特此更正．并向对本刊提出指正意见的读者致谢！
山西的煤点亮了别人的灯，何时才能照亮自家的前路?山西转型之惑，其实是这个时代一个具有普适和标本意义的困局。在一个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之下，不论是山西还是其他任何地区与城市，在经历以能耗、环境等为代价换取GDP增长的非理性发展之后，都共同面临一个转型之惑。只不过，这种困惑在山西这个老“能源基地”身上体现得比较集中、突出和激进而已。
通读上期“独家策划”可以看出：煤，对于力求转型与突破的山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种资源优势，既是自身发展的“护身符”，更可能是制约转型进程的“紧箍咒”。这种效应，我们可以从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看到影子。
富油国家委内瑞拉，曾因国内石油业触目惊心的腐败、浪费和经营管理上的弊端，使石油沦为国民眼中“魔鬼的粪便”；从1965年至2000年，尼日利亚从石油出口中得到的收益超过了3500亿美元，但是，该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以铜出口和贫困闻名于世的肯尼亚，其总统卡翁达也非常委屈地说：“我们只能为自己的贫困负部分责任，因为铜匙卡在了我们的喉咙里，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诅咒”。而对于正力求转型与突破的山西来说，煤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一把卡在其喉咙里的“铜匙”，是那个与生俱来的诅咒。
归根到底，煤之于山西，是神赐的天粮，还是魔鬼的粪便，最终将取决于发展观念与开发手段是否科学。这就要求将转型最大限度地纳入科学、理性和审慎的轨道。当然，这个转型过程，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这就注定这个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上下求索。石敬涛(2006年11月上《山西转型》)
不能泯灭的“软实力”
透过茅老所追述的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及至今天在该国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其间渗透的，乃是一个外来民族在当地自强不息直至崛起的精神——这亦是中华民族传统及精神的传承、异地生根的历史。当然，这种崛起，理所当然地首先惠及当地，或许还将演化为一种和谐但被普遍接纳的文化，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界是平的”的年代，在会计、数据分析、CAT扫描读片等低端工作纷纷被离岸外包的今天，人们还会对精神与传统、文化这样的词汇感兴趣。依照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意思，那些有幸走在“全球化3．0”前沿的群体，只要在海滩度假时顺便把精力放在开拓性的工作上就可以了，而无须所谓的艰苦奋斗，更不需要去思考维系所谓的宗族组织及传统。
我们尊重弗里德曼先生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但在对待传统、精神、文化等的“软实力”这一点上，我们宁愿相信，其重要性远非人们所能想象的。
以温州商人与山西商人为例，前者在全球市场中所表现出的商业精神，勤劳、坚韧、富有创造精神等等，恰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当今时代的最佳诠释；而反观后者，如今被国人记忆深刻的，竟是“山西煤老板”这个在能源短缺时代依靠资源而兴盛的群体，与早先较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晋商相比，煤老板所代表的，不过是靠天吃饭的暴发户，并必然将随着资源匮乏而走向没落。
这个月初，举世瞩目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召开，外电评述认为，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设计的中国式软实力的展示，它形象地提醒人们，不断壮大的中国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
这里的“软实力”，其实也跟上述的传统文化及精神不无关系。中国在援助非洲方面，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其间体现的是真挚友谊及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中国的崛起，亦是“和平崛起”，这与西方霸权式的思维，截然相反。
张刚(2006年11月上《马来西亚纪行》)
中国官员能否被韩国这盆冷水泼醒?
正当中国官员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络绎不绝，形成热潮之际．曾任韩国政府总理、现任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的李寿成却迎面泼来一盆冷水：“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他认为韩国“新村运动”的起点当初还没有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这么好。从李寿成谦恭的话语里，我读出了韩国朋友对中国的真诚与互信，这种真诚与互信其实也是一种忠告。从他的一些具体分析中，我感到他是在告诫我们：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来自于“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的支撑与激励，而不是靠某种“浮躁”与“狂热”，或者是简单直接的“拿来主义”而得来的。
今年年初就有媒体报道中国将派出3万官员赴韩国学习考察新农村建设，这在国内曾引起了一片质疑声。中韩近邻，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中国新农村建设借鉴韩国“新村运动”中的成功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有必要派出那么多官员、花费纳税人那么多的血汗钱去韩国“学习考察”吗?还不如省下那么多出国的花销，投入国内新农村的项目建设更实惠、更合国情民意!
但是，舆论的质疑似乎没有阻止住某些官员赴韩国“学习考察”的热情，赴韩的热潮还是一浪高过一浪，至于从韩国究竟学到了什么，好像时他们并不是那么重要，现在就连韩国朋友都看出了中国某些官员的“学习考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借此名义到韩国旅游观光。也不准看出，他们是出于一种真诚与友好，才对此“泼水降温”、发出忠告的。不知道中国官员是否能被韩国的这盆冷水泼醒?对于韩国朋友的忠告．中国官员是否能够认真听取和深刻反思?那些已经赴韩国学习考察过的官员，又能否对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进行梳理，认定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从而决定取舍，把他山之石恰到好处地置于中国，脚踏实地地投身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呢?
吕霜(2006年1]月上《韩国农业：温室里的花朵》)
更正
本刊2006年10月下第26页《广交会的前世今生》一文第9段第4行，“毛泽东第一次跨出国门-，直为“２毛泽东第二次跨出国门”，特此更正．并向对本刊提出指正意见的读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