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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城市蔓延现象。城市蔓延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都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机制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存在非线性关系,然后根据2007—2017年我国24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并使用utest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全国样本、东部地区样本以及中小城市样本中,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现出“U型”特征,并且大多数地级市的地方政府竞争发挥了抑制城市蔓延的积极作用;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大城市样本中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城市蔓延水平。
关 键 词:地方政府竞争;城市蔓延;“U型”特征
DOI:10.16315/j.stm.2021.01.002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phenomenon of urban sprawl deserves our attention.Urban sprawl has a lot of adverse effects on soci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In this paper,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urban sprawl is firstly obtained through mechanism analysis.The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4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8, we use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urban sprawl and the utest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empirical results.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 the national sample, the Eastern sample and the sampl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urban sprawl is ushaped,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n most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restraining urban sprawl; In the samples of central region, Western region and large citie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sprawl.
Keywords: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on;urban sprawl;Ushape
城市蔓延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低密度和非连续的扩张,使原本主要集中在城市核心区的活动扩展到城市外围,城市形态总体呈现出分散、低密度和区域功能单一的特征。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与此同时,城镇化率中的土地城镇化速度却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2018年,全国建城区面积增加了160.51%,而城区人口只增加了10.06%。显然,城市空间的扩张速度远快于城区人口的增速,城区密度不断下降,城市蔓延的现象普遍存在。
城市蔓延對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存在诸多负面效应。一方面,在已有研究中,秦蒙等[1]发现,城市蔓延水平上升1%,经济增长则会下降0.1%,廖祖君等[2]则发现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也会下降0.035 4%。姜晓晖[3]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程度加重1%,SO2的排放量就增加0.573%,卢婧[4]则研究发现城市蔓延程度提高10%,CO2排放量增加1.9%~2.1%。张景奇等[5]对国外经验进行了总结,发现相比于紧凑发展的城市,采取蔓延式发展的城市将付出更多的代价。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空间开发管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等实现城市集约发展。因此,减少城市蔓延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已有研究大多探讨了市场因素对城市蔓延的影响,而研究政府因素对城市蔓延影响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财政状况和制度因素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刘瑞超等[6]利用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土地财政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并得出土地财政规模的增加会显著加剧城市蔓延的结论。王家庭等[7]认为在不同人口规模情况下,财政压力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不同。在规模以上城市,财政压力抑制了城市蔓延,在规模以下城市则反之。王家庭等[8]通过研究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发现: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对缓解大中城市的蔓延程度具有一定的效果;梁志艳[9]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改革的实施也能够显著抑制城市蔓延的趋势。Deng等[10]的研究发现,开发区、半城镇化村和项目热,滞后的行政改革和不均衡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土地浪费严重,从而导致了城市蔓延。Wang等[11]则从从理论和概念上解释为什么UCBs一般会导致城市蔓延,特别以北京和台北为例,进一步检验UCBs政策的有效性,并得出结论:北京和台北的不同之处在于监管的有效性。Fang等[12]则运用“行动者生态学”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城市蔓延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在现有制度下,国家、市场和公民都能从更多的土地开发中获益,开发的土地越多,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租赁收入就越多,开发商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农民获得补偿的机会也就越多,由此产生了城市蔓延的结果。 虽然已有文献证明了制度以及财政状况会对城市蔓延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制度和财政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竞争力,地方政府很有可能出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目的对制度和财政状况进行调整;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十分必要。陈建华[13]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城市蔓延的途径主要是地方政府竞争会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等,进而对开发区和城市建设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城市蔓延。Fan等[14]认为财政竞争、引资竞争、晋升竞争对城市蔓延都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城市蔓延有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虽然现有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影响的部分文献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所以,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出发,探讨政府行为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为提高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进行有益的探索。
1 机制分析及假设提出
在政绩考核日益趋严的大背景下,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重点内容。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有可能处于自身晋升的目的,将发展经济作为执政的首要目标;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源是稀缺的,地方政府会为了争夺发展经济的资源而互相竞争。
与以往文献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城市蔓延程度不同,本文探讨地方政府竞争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蔓延程度,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程度差异是否会对城市蔓延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分别从竞争程度较低和竞争程度较高两种情形出发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如何影响城市蔓延。
1.1 竞争程度较低时
当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较低时,地方政府不仅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首先,由于大多数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最终都要涉及到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地方政府为了同时兼顾经济增长质量,出于对集聚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效应的考虑会将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首先,集聚效应能够使劳动力与企业的用人需求得到高度的匹配,当经济集聚时,大量的企业、工厂等都位于一片区域,就业机会的增加会使大量的劳动力涌入,企业更容易雇佣到更为合适、更有效率的劳动者,而劳动者也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其次,集聚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共享经济的优势,企业在地域上的临近或者集中,能够充分利用设施和资源,降低成本,扩大经济收益;最后,集聚经济会促进知识溢出。集聚经济提高了知识与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加快了知识的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知识,有利于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在竞争程度较低时,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将经济活动集聚在城市中心的策略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最终缓解了城市蔓延;而不采取对土地的低密度开发,将经济活动铺开到城市外围,最终会导致城市蔓延的策略。
1.2 竞争程度较高时
随着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超越了某个“拐点”时,地方政府之间就会呈现出过度竞争状态。此时,为了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政府经济理性假设认为政府是理性经济人,在竞争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会受到利益的驱使。在把GDP作为政绩考核主要指标的背景下,政绩考核是以官员任期制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身晋升,必须在任期内有良好的政治表现并且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因为地方政府不得不将资源投资在短期内能够推动GDP快速增长的项目上,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以及房地产建设。在土地市场化的背景下,城市用地的价格远远高于农村用地的价格;因此,当竞争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增加会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把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以建设城市新区与开发区等,促使城市外围空间不断低密度扩张,导致城市外围土地被低效率利用,从而加剧了城市蔓延。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具有深远的影响,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城市蔓延程度会降低;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高时,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城市蔓延程度会提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的特征,两者之间为“U型”关系。
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根据上文的机制分析及提出的研究假设,下文将使用2007—2018年我国24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1 模型设定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竞争外,本文在单中心城市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的成果,认为财政压力、交通发展、居民收入、第三产业发展、房地产发展以及通信技术发展都会对城市蔓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还加入了以上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为了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非线性影响,在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具体如下:
其中:si為城市蔓延指数,gc为地方政府竞争,fiscal为财政压力,serv为第三产业发展,tech为通信技术发展,trans为交通发展,income为居民收入,real为房地产发展。
2.2 变量选取及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城市蔓延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市蔓延的测度主要包括单维度指标法和多维度指标法,多维度指标法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并且指标的个数越多数据可得性就越低,难以开展实证研究;而单维度指标法能够初步了解城市蔓延的程度,并且测算过程相对简单;因此,本文采用王家庭等 [15]的方法,用单维度指标法来建立衡量城市蔓延程度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s、p分别表示当期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s0、sp分别表示基期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本文选用的城市蔓延指数为建成区面积增量与城区人口增量比值,体现了城市蔓延的低密度特征,符合本文对城市蔓延的定义。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竞争。在政绩考核的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劳动、资本等稀缺流动性要素,以此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各个地区争夺资源的主要手段,具有显著的就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中国式地方政府竞争在很多地区主要体现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争夺上。本文选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衡量地方政府竞争[16],将地级市市辖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美元)通过当年平均汇率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然后以折算后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与该地级市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
2.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发展、财政压力、通信技术发展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增加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第三产业发展、通信技术发展、交通、居民收入及房地产发展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计算城市蔓延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由于2005年之前市辖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严重缺失,所以,本文以2006年为基期,选取2007—2018年全国地级市的数据样本,剔除了数据不全的城市,最终选择246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
为了确定对模型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进行回归,本文利用我国24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故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是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只包含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3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地方政府竞争的二次项。
1)核心解释变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不显著,模型的拟合度较低;模型2中,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显著为正;模型3中,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并且模型3的拟合度大于模型2;实证结果验证了文本提出的假设,即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呈“U型”关系的影响。这表明在拐点左边,处于竞争程度较低水平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不仅关注GDP的数量增长,也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活动时会考虑集聚经济的效益;因此,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大,地方政府竞争会逐步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在拐点右边,当竞争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竞争容易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片面追求GDP的总量和速度增长,从而导致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开发区和城市新区的不断建设,最终提高城市蔓延水平。
2)控制变量。财政压力在1%的置信水平下能够提高城市蔓延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大大减少,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承担支出责任却没有减少,从而导致财政不平衡的局面。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预算外收入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和履行支出责任,以此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而预算外收入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收入成为现阶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最常用手段;第三产业发展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城市蔓延呈“负相关”,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小,具有明显的聚集经济效应,对生产厂房或者大规模生产设备需求较小,并且大多数第三产业需要面向消费者,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通信技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当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居家办公工作方式,在家办公减少了通勤问题,所以居民很有可能选择在郊区居住,城市蔓延水平会有所提高。交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显著为正。交通的发达为在城市边缘地区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降低了居民的通勤成本,从而导致城市蔓延程度的加深;居民收入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也显著为正,居民收入每增加1%,城市蔓延程度增加0.151%;房地产发展显著提高了城市蔓延水平,随着人口增加,住房需求不断加大,城市空间向郊区扩张,从而导致了城市蔓延。
3)对“U型”关系进行检验。清华大学的周洋教授以及中山大学的连玉君教授提出通过自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来判别是否存在“U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样本区间内,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是“U型”曲线的左半支或右半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单调关系,只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在变化(递增或递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变量的二次项同样会显著,从而体现出“U型”特征。
因此,本文使用Lind等[17]提出的utest方法对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的“U型”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P值小于0.01,因此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的“U型”关系显著存在,并且“U型”的拐点為0.574 889,即:当“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达到0.574 889万元时,城市蔓延程度最低。拐点左右两边的城市分布情况,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从全国246个地级市的数据来看,我国90.24%以上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处于拐点的左边,即处于地方政府竞争增加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的区间;地方政府竞争处于拐点右边的城市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拐点右边的城市个数整体上在上升,从2007年的10个城市上升到2018年的24个城市。
3.2 东、中、西部城市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了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问题,本文将全国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城市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如表6所示。其中,序列(1)表示加入地方政府竞争一次项的回归结果,序列(2)表示同时加入地方政府竞争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回归结果,下同。 1)东部地区。首先,在竞争程度较低时,由于本文选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指标,东部地区地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因此外资流入第二产业的部分较少,主要流入第三产业,比如零售业和服务业,因此第三产业逐渐向城市中心集聚,从而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其次,在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大时,东部地区交通完善,第二产业发达,经济发展快,投资项目规模大、数量多,地方政府竞争的压力大于中西部,而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总量的基数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小,因此竞争压力大时,地方政府会开发一些快速推动GDP增长的项目,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所以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显著,这验证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财政压力、第三产业发展和房地产发展对城市蔓延无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财政收入远高于西部不发达地区,虽然大多数城市也存在财政不平衡问题,但是东部地区城市的财政压力小于中西部地区,所以东部城市通过土地出让来缓解财政压力的动力不足。就第三产业而言,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东部地区第三产业与城市蔓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房地产发展与城市蔓延无相关性关系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房地产发展较为成熟,市场需求相对饱和。
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utest检验,得出P值为0.012 2,拐点为0.696 012 4,仅比全国样本的拐点大0.121 123 4。这可能是因为与全国样本相比,东部地区整体城市经济发展快,地方政府竞争较为激烈,所以拐点值大于全国样本。为了解东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对处于拐点左右的城市个数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观测期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在拐点左边的城市占90%以上,在拐点右边的城市则占极少数,但整体上位于拐点右边的城市个数处于上下波动状态。
2)中部和西部地区。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程度都能显著的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具体来说: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148;西部地区政府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437,大于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即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城市蔓延的推动作用大于中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首先,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说,集聚经济没有东部地区那么明显,因此,通过出于集聚经济的考虑,而将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从而降低城市蔓延水平的动机没有那么强烈;其次,中、西部地区缺乏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只能更多的依赖于开发区和房地产这类能够快速促进GDP增长的项目,而过多的开发区及房地产建设必定会导致土地的低密度开发,从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另外,多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指标,西部地区政府官员很有可能出于自身晉升的目的,将资源投向于能够快速推动GDP增长的项目,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
就控制而言,在中部地区,财政压力对城市蔓延无明显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全国样本相同。中部地区公共服务方面较落后,因此,中部地区有可能将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方面,以此来吸引大量人口涌入,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在西部地区,交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不显著。东中部地区城市分布较为密集,交通发展能使城市间的联系更加容易和紧密,城市之间逐渐消除边界概念形成一个大市场,从而导致空间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但西部地区城市分布更加分散,城市间的联系较弱,因此,西部地区交通发展与城市蔓延无明显的相关性关系。
3.3 城市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为了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是否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本文根据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划分为大城市,将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城市划分为中小城市,然后进行实证检验,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大城市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提高城市蔓延水平。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大城市发展较为成熟,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雄厚、市场开放程度高以及市场需求大等特征会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必定会导致大量的土地开发,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财政压力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不显著,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强于中小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并不是大城市缓解财政不平衡的主要途径。房地产发展与城市蔓延无显著的相关性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大城市房地产需求相对饱和所造成的。
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当竞争程度较低时,地方政府将经济活动开展在城市中心,发挥集聚经济的优势,从而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当竞争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会进行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从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使用utest检验对中小城市的“U型”关系进行检验,得P值为3.08e-07,拐点值为 0.818 340 3,处于拐点左右的城市情况与全国样本、东部地区样本的情况基本相同,即拐点左边的城市占大多数,而拐点右边的城市占极少数,其中,2007—2009年位于拐点右边的城市个数为0。
3.4 稳健性检验
首先,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存在极端值对实证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因此,本文用winsor2命令先将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再进行回归分析,以增加结果的可信性。
其次,由于城市蔓延是对城市外围土地进行低密度开发的结果,而土地开发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地方政府竞争、产业及交通发展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本文将城市蔓延滞后1期进行稳健性检验。
最后,与一般地级市相比,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在政治地位、行政权限、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优惠、财政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优势,这类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与一般地级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剔除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知,在缩尾处理、滞后一期以及剔除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样本中,在1%的置信水平下,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都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地方政府竞争都与城市蔓延呈“U型”关系,并且都通过了utest检验,这与前文得出的结论相同;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也与前文基本相同。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和可信性。
4 结论与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行为,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深远。本文利用我国2007—2018年24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呈“U型”影响,并且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全国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大多数城市位于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提高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的区间。第二,在东、中、西部样本中,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城市蔓延水平。第三,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在大城市,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
根据以上结论,考虑到本文已经进行了区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都与城市蔓延存在“U型”关系,从地区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因此,此类城市可以适当增加竞争程度,从而进一步缓解城市蔓延问题,对于极少数竞争程度增加会提高城市蔓延水平的城市来说,要警惕和防范城市蔓延带来的不利影响,避免过度竞争而加剧城市蔓延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发现,大城市的引资竞争会使城市蔓延水平上升,因此,在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同样要警惕引资竞争程度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中西部地区来说,首先,要避免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总量和速度进行过度竞争,进而不断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应该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淡化经济增长总量及速度指标,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例如:在考核体系中加入衡量生态环境、人民幸福等方面的指标,摆脱对GDP的过分依赖。其次,地方政府在进行投资时,应综合评估投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提高投资效率,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开发区的盲目建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应明确城市自身的优势,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对西部地区城市增长边界的管理,合理引导公共资源和人口向城区集中,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走向精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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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费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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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phenomenon of urban sprawl deserves our attention.Urban sprawl has a lot of adverse effects on soci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In this paper,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urban sprawl is firstly obtained through mechanism analysis.The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4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8, we use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urban sprawl and the utest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empirical results.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 the national sample, the Eastern sample and the sampl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urban sprawl is ushaped,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n most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restraining urban sprawl; In the samples of central region, Western region and large citie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sprawl.
Keywords: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on;urban sprawl;Ushape
城市蔓延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低密度和非连续的扩张,使原本主要集中在城市核心区的活动扩展到城市外围,城市形态总体呈现出分散、低密度和区域功能单一的特征。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与此同时,城镇化率中的土地城镇化速度却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2018年,全国建城区面积增加了160.51%,而城区人口只增加了10.06%。显然,城市空间的扩张速度远快于城区人口的增速,城区密度不断下降,城市蔓延的现象普遍存在。
城市蔓延對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存在诸多负面效应。一方面,在已有研究中,秦蒙等[1]发现,城市蔓延水平上升1%,经济增长则会下降0.1%,廖祖君等[2]则发现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也会下降0.035 4%。姜晓晖[3]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程度加重1%,SO2的排放量就增加0.573%,卢婧[4]则研究发现城市蔓延程度提高10%,CO2排放量增加1.9%~2.1%。张景奇等[5]对国外经验进行了总结,发现相比于紧凑发展的城市,采取蔓延式发展的城市将付出更多的代价。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空间开发管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等实现城市集约发展。因此,减少城市蔓延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已有研究大多探讨了市场因素对城市蔓延的影响,而研究政府因素对城市蔓延影响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财政状况和制度因素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刘瑞超等[6]利用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土地财政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并得出土地财政规模的增加会显著加剧城市蔓延的结论。王家庭等[7]认为在不同人口规模情况下,财政压力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不同。在规模以上城市,财政压力抑制了城市蔓延,在规模以下城市则反之。王家庭等[8]通过研究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发现: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对缓解大中城市的蔓延程度具有一定的效果;梁志艳[9]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改革的实施也能够显著抑制城市蔓延的趋势。Deng等[10]的研究发现,开发区、半城镇化村和项目热,滞后的行政改革和不均衡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土地浪费严重,从而导致了城市蔓延。Wang等[11]则从从理论和概念上解释为什么UCBs一般会导致城市蔓延,特别以北京和台北为例,进一步检验UCBs政策的有效性,并得出结论:北京和台北的不同之处在于监管的有效性。Fang等[12]则运用“行动者生态学”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城市蔓延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在现有制度下,国家、市场和公民都能从更多的土地开发中获益,开发的土地越多,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租赁收入就越多,开发商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农民获得补偿的机会也就越多,由此产生了城市蔓延的结果。 虽然已有文献证明了制度以及财政状况会对城市蔓延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制度和财政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竞争力,地方政府很有可能出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目的对制度和财政状况进行调整;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十分必要。陈建华[13]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城市蔓延的途径主要是地方政府竞争会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等,进而对开发区和城市建设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城市蔓延。Fan等[14]认为财政竞争、引资竞争、晋升竞争对城市蔓延都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城市蔓延有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虽然现有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影响的部分文献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所以,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出发,探讨政府行为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为提高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进行有益的探索。
1 机制分析及假设提出
在政绩考核日益趋严的大背景下,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重点内容。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有可能处于自身晋升的目的,将发展经济作为执政的首要目标;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源是稀缺的,地方政府会为了争夺发展经济的资源而互相竞争。
与以往文献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城市蔓延程度不同,本文探讨地方政府竞争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蔓延程度,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程度差异是否会对城市蔓延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分别从竞争程度较低和竞争程度较高两种情形出发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如何影响城市蔓延。
1.1 竞争程度较低时
当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较低时,地方政府不仅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首先,由于大多数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最终都要涉及到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地方政府为了同时兼顾经济增长质量,出于对集聚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效应的考虑会将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首先,集聚效应能够使劳动力与企业的用人需求得到高度的匹配,当经济集聚时,大量的企业、工厂等都位于一片区域,就业机会的增加会使大量的劳动力涌入,企业更容易雇佣到更为合适、更有效率的劳动者,而劳动者也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其次,集聚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共享经济的优势,企业在地域上的临近或者集中,能够充分利用设施和资源,降低成本,扩大经济收益;最后,集聚经济会促进知识溢出。集聚经济提高了知识与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加快了知识的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知识,有利于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在竞争程度较低时,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将经济活动集聚在城市中心的策略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最终缓解了城市蔓延;而不采取对土地的低密度开发,将经济活动铺开到城市外围,最终会导致城市蔓延的策略。
1.2 竞争程度较高时
随着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超越了某个“拐点”时,地方政府之间就会呈现出过度竞争状态。此时,为了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政府经济理性假设认为政府是理性经济人,在竞争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会受到利益的驱使。在把GDP作为政绩考核主要指标的背景下,政绩考核是以官员任期制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身晋升,必须在任期内有良好的政治表现并且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因为地方政府不得不将资源投资在短期内能够推动GDP快速增长的项目上,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以及房地产建设。在土地市场化的背景下,城市用地的价格远远高于农村用地的价格;因此,当竞争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增加会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把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以建设城市新区与开发区等,促使城市外围空间不断低密度扩张,导致城市外围土地被低效率利用,从而加剧了城市蔓延。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具有深远的影响,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城市蔓延程度会降低;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高时,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城市蔓延程度会提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的特征,两者之间为“U型”关系。
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根据上文的机制分析及提出的研究假设,下文将使用2007—2018年我国24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1 模型设定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竞争外,本文在单中心城市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的成果,认为财政压力、交通发展、居民收入、第三产业发展、房地产发展以及通信技术发展都会对城市蔓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还加入了以上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为了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非线性影响,在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具体如下:
其中:si為城市蔓延指数,gc为地方政府竞争,fiscal为财政压力,serv为第三产业发展,tech为通信技术发展,trans为交通发展,income为居民收入,real为房地产发展。
2.2 变量选取及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城市蔓延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市蔓延的测度主要包括单维度指标法和多维度指标法,多维度指标法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并且指标的个数越多数据可得性就越低,难以开展实证研究;而单维度指标法能够初步了解城市蔓延的程度,并且测算过程相对简单;因此,本文采用王家庭等 [15]的方法,用单维度指标法来建立衡量城市蔓延程度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s、p分别表示当期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s0、sp分别表示基期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本文选用的城市蔓延指数为建成区面积增量与城区人口增量比值,体现了城市蔓延的低密度特征,符合本文对城市蔓延的定义。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竞争。在政绩考核的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劳动、资本等稀缺流动性要素,以此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各个地区争夺资源的主要手段,具有显著的就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中国式地方政府竞争在很多地区主要体现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争夺上。本文选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衡量地方政府竞争[16],将地级市市辖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美元)通过当年平均汇率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然后以折算后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与该地级市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
2.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发展、财政压力、通信技术发展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增加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第三产业发展、通信技术发展、交通、居民收入及房地产发展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计算城市蔓延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由于2005年之前市辖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严重缺失,所以,本文以2006年为基期,选取2007—2018年全国地级市的数据样本,剔除了数据不全的城市,最终选择246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
为了确定对模型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进行回归,本文利用我国24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故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是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只包含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3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地方政府竞争的二次项。
1)核心解释变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不显著,模型的拟合度较低;模型2中,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显著为正;模型3中,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并且模型3的拟合度大于模型2;实证结果验证了文本提出的假设,即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呈“U型”关系的影响。这表明在拐点左边,处于竞争程度较低水平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不仅关注GDP的数量增长,也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活动时会考虑集聚经济的效益;因此,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大,地方政府竞争会逐步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在拐点右边,当竞争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竞争容易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片面追求GDP的总量和速度增长,从而导致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开发区和城市新区的不断建设,最终提高城市蔓延水平。
2)控制变量。财政压力在1%的置信水平下能够提高城市蔓延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大大减少,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承担支出责任却没有减少,从而导致财政不平衡的局面。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预算外收入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和履行支出责任,以此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而预算外收入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收入成为现阶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最常用手段;第三产业发展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城市蔓延呈“负相关”,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小,具有明显的聚集经济效应,对生产厂房或者大规模生产设备需求较小,并且大多数第三产业需要面向消费者,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通信技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当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居家办公工作方式,在家办公减少了通勤问题,所以居民很有可能选择在郊区居住,城市蔓延水平会有所提高。交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显著为正。交通的发达为在城市边缘地区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降低了居民的通勤成本,从而导致城市蔓延程度的加深;居民收入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也显著为正,居民收入每增加1%,城市蔓延程度增加0.151%;房地产发展显著提高了城市蔓延水平,随着人口增加,住房需求不断加大,城市空间向郊区扩张,从而导致了城市蔓延。
3)对“U型”关系进行检验。清华大学的周洋教授以及中山大学的连玉君教授提出通过自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来判别是否存在“U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样本区间内,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是“U型”曲线的左半支或右半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单调关系,只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在变化(递增或递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变量的二次项同样会显著,从而体现出“U型”特征。
因此,本文使用Lind等[17]提出的utest方法对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的“U型”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P值小于0.01,因此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的“U型”关系显著存在,并且“U型”的拐点為0.574 889,即:当“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达到0.574 889万元时,城市蔓延程度最低。拐点左右两边的城市分布情况,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从全国246个地级市的数据来看,我国90.24%以上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处于拐点的左边,即处于地方政府竞争增加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的区间;地方政府竞争处于拐点右边的城市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拐点右边的城市个数整体上在上升,从2007年的10个城市上升到2018年的24个城市。
3.2 东、中、西部城市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了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问题,本文将全国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城市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如表6所示。其中,序列(1)表示加入地方政府竞争一次项的回归结果,序列(2)表示同时加入地方政府竞争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回归结果,下同。 1)东部地区。首先,在竞争程度较低时,由于本文选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指标,东部地区地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因此外资流入第二产业的部分较少,主要流入第三产业,比如零售业和服务业,因此第三产业逐渐向城市中心集聚,从而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其次,在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大时,东部地区交通完善,第二产业发达,经济发展快,投资项目规模大、数量多,地方政府竞争的压力大于中西部,而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总量的基数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小,因此竞争压力大时,地方政府会开发一些快速推动GDP增长的项目,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所以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显著,这验证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财政压力、第三产业发展和房地产发展对城市蔓延无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财政收入远高于西部不发达地区,虽然大多数城市也存在财政不平衡问题,但是东部地区城市的财政压力小于中西部地区,所以东部城市通过土地出让来缓解财政压力的动力不足。就第三产业而言,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东部地区第三产业与城市蔓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房地产发展与城市蔓延无相关性关系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房地产发展较为成熟,市场需求相对饱和。
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utest检验,得出P值为0.012 2,拐点为0.696 012 4,仅比全国样本的拐点大0.121 123 4。这可能是因为与全国样本相比,东部地区整体城市经济发展快,地方政府竞争较为激烈,所以拐点值大于全国样本。为了解东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对处于拐点左右的城市个数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观测期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在拐点左边的城市占90%以上,在拐点右边的城市则占极少数,但整体上位于拐点右边的城市个数处于上下波动状态。
2)中部和西部地区。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程度都能显著的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具体来说: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148;西部地区政府政府竞争与城市蔓延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437,大于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即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城市蔓延的推动作用大于中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首先,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说,集聚经济没有东部地区那么明显,因此,通过出于集聚经济的考虑,而将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从而降低城市蔓延水平的动机没有那么强烈;其次,中、西部地区缺乏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只能更多的依赖于开发区和房地产这类能够快速促进GDP增长的项目,而过多的开发区及房地产建设必定会导致土地的低密度开发,从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另外,多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指标,西部地区政府官员很有可能出于自身晉升的目的,将资源投向于能够快速推动GDP增长的项目,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
就控制而言,在中部地区,财政压力对城市蔓延无明显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全国样本相同。中部地区公共服务方面较落后,因此,中部地区有可能将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方面,以此来吸引大量人口涌入,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在西部地区,交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不显著。东中部地区城市分布较为密集,交通发展能使城市间的联系更加容易和紧密,城市之间逐渐消除边界概念形成一个大市场,从而导致空间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但西部地区城市分布更加分散,城市间的联系较弱,因此,西部地区交通发展与城市蔓延无明显的相关性关系。
3.3 城市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为了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是否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本文根据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划分为大城市,将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城市划分为中小城市,然后进行实证检验,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大城市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提高城市蔓延水平。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大城市发展较为成熟,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雄厚、市场开放程度高以及市场需求大等特征会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必定会导致大量的土地开发,进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财政压力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不显著,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强于中小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并不是大城市缓解财政不平衡的主要途径。房地产发展与城市蔓延无显著的相关性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大城市房地产需求相对饱和所造成的。
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当竞争程度较低时,地方政府将经济活动开展在城市中心,发挥集聚经济的优势,从而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当竞争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会进行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从而提高城市蔓延水平。使用utest检验对中小城市的“U型”关系进行检验,得P值为3.08e-07,拐点值为 0.818 340 3,处于拐点左右的城市情况与全国样本、东部地区样本的情况基本相同,即拐点左边的城市占大多数,而拐点右边的城市占极少数,其中,2007—2009年位于拐点右边的城市个数为0。
3.4 稳健性检验
首先,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存在极端值对实证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因此,本文用winsor2命令先将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再进行回归分析,以增加结果的可信性。
其次,由于城市蔓延是对城市外围土地进行低密度开发的结果,而土地开发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地方政府竞争、产业及交通发展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本文将城市蔓延滞后1期进行稳健性检验。
最后,与一般地级市相比,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在政治地位、行政权限、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优惠、财政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优势,这类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与一般地级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剔除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知,在缩尾处理、滞后一期以及剔除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样本中,在1%的置信水平下,地方政府竞争的一次项都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地方政府竞争都与城市蔓延呈“U型”关系,并且都通过了utest检验,这与前文得出的结论相同;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也与前文基本相同。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和可信性。
4 结论与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行为,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深远。本文利用我国2007—2018年24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呈“U型”影响,并且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全国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大多数城市位于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提高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的区间。第二,在东、中、西部样本中,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城市蔓延水平。第三,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在大城市,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U型”。
根据以上结论,考虑到本文已经进行了区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都与城市蔓延存在“U型”关系,从地区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能够降低城市蔓延水平,因此,此类城市可以适当增加竞争程度,从而进一步缓解城市蔓延问题,对于极少数竞争程度增加会提高城市蔓延水平的城市来说,要警惕和防范城市蔓延带来的不利影响,避免过度竞争而加剧城市蔓延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发现,大城市的引资竞争会使城市蔓延水平上升,因此,在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同样要警惕引资竞争程度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中西部地区来说,首先,要避免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总量和速度进行过度竞争,进而不断提高城市蔓延水平,应该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淡化经济增长总量及速度指标,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例如:在考核体系中加入衡量生态环境、人民幸福等方面的指标,摆脱对GDP的过分依赖。其次,地方政府在进行投资时,应综合评估投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提高投资效率,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开发区的盲目建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应明确城市自身的优势,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对西部地区城市增长边界的管理,合理引导公共资源和人口向城区集中,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走向精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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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费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