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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的陪同下来到了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第一次到南京。尽管行程紧张，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还是专程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先烈，这里长眠着刘少奇的革命伴侣何宝珍烈士。在烈士纪念碑前，刘少奇深切哀悼这位永铭在心的女性，他深情地对王光美和其他陪同人员说：“几十年来，无数的革命先烈牺牲在这里，何宝珍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这样评价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何宝珍，又名葆贞、葆真，1902年5月出生在湖南道县梅花镇桂头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十多岁时，她给一家地主的小姐当丫头。小姐上私塾，因陪读，何宝珍才有机会念书识字。后来，在亲戚的资助下，她于1914年入县女子小学读书。1918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设在衡阳的省立女三师，在那里她阅读了《新青年》《湘江评论》《女界》等进步刊物。次年，五四运动爆发，很快波及衡阳。何宝珍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后颇受启发，便也在学校组织进步同学搞学生运动。她们剪辫子、梳短发，并自制三角小旗，越墙参加示威游行；还组织同学演街头剧，宣传爱国思想。她主演的《哀台湾》《孔雀东南飞》等短剧十分成功，不少群众看了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19年6月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何宝珍代表女三师参加并被选为学联干事。在那里，她除了常与男三师的蒋先云、黄静源，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等进步学生一起研究工作外，还经常听到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等革命先驱的报告，思想上产生新的飞跃。1922年春，经男三师中共党员、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张秋人的介绍，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三师团委书记，成了湘南学生运动的骨干。
当时，省立女三师的校长欧阳骏依靠省长赵恒惕作后台，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她把何宝珍、张琼、朱舜华、肖腾芳等进步学生看成眼中钉，经常捕风捉影地训斥她们。何宝珍她们忍无可忍，决定发动学校进步学生来一次反击，揭发欧阳骏种种劣迹。
欧阳骏得知后气得火冒三丈，她串通省府，捏造事实，将何宝珍等几名进步学生开除。一时间，家境贫寒、在衡阳举目无亲的何宝珍，被逼得走投无路，陷入生活困境。这时，共产党员张秋人找她谈话，给予鼓励，并为她写介绍信、支援旅费，要她到长沙清水塘寻找中共湘区委员会。
二
何宝珍到了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热情地接待了她，安排她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办的自修大学免费学习。在此期间，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何宝珍与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少奇相识。
不久，杨开慧发现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愫，开始为他们牵线搭桥。可就在这时，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到安源搞工人运动了。在杨开慧的建议下，何宝珍也被派去安源。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分配她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当教员兼工人俱乐部书报委员。
1923年初，何宝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革命斗争中，刘少奇、何宝珍这两颗年轻的心碰出了爱的火花。1923年4月中旬，在安源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两人结为革命伉俪。婚礼在工人俱乐部举行，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主持。他们不拜天地，不办酒席，只买点糖果，泡点茶水招待客人。
婚后，两人立即投入紧张的革命工作。刘少奇忙于接待工人、到工地调查、处理具体问题、批阅和撰写文件；何宝珍白天为孩子们上课，夜里在工人夜校教工人唱歌、识字。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她采用矿山里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对工人讲解革命道理。当时安源流行一些俗谚民谣，比如：“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有病赶你走，死了不如狗。”“人说安源好赚钱，一来就是好几年，要想回家看父母，身上没有盘费钱；来是强壮的小伙子，回时腰弓背驼不像人”。何宝珍将这类贴近工人生活、易懂易记的俗谚民谣谱成歌曲，教工人歌唱。这些动人的歌曲很快便传遍十里安源路矿，工人及其家属觉悟起来，同心协力跟喝他们血的资本家展开斗争。
三
1925年春，何宝珍惜别工作两年多的安源，随刘少奇奔赴广州。从此，她便随刘少奇为革命奔走四方，四海为家，出生入死。1925年，何宝珍随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去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26年2月，随刘少奇到广州全国总工会工作。同年10月，与刘少奇一起到武汉，担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长。其间，何宝珍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收回英租界的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何宝珍随刘少奇辗转于华北、东北、上海等地，参加党的秘密斗争。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来到上海工作。她当交通，住机关，搞联络，守店铺，任教员，进工厂，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这10年期间，刘少奇曾两次被捕，何宝珍总是在党的指示下，沉着镇定地投入营救工作，到处奔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与手段，使刘少奇得以平安出狱，继续革命。
何宝珍与刘少奇生有两儿一女，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他们不得不忍痛将其中两个分别送到湖南宁乡老家和武汉一个工人家庭代养。
1932年冬，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根据党的决定，何宝珍带着幼子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刘少奇离沪后，何宝珍担任全国赤色互济会副主席兼营救部长，任务是与国际赤色互济会取得联系，争取援助。在险恶的环境中，她化名王芬芳，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的同志。由于活动频繁而引起敌特的注意，何宝珍不幸于1933年3月31日被捕。敌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根据“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的原则，判了她15年徒刑。
四
何宝珍被押送南京国民党模范监狱服刑。这里关押着钱瑛、帅孟奇、夏之栩等几位中共女杰和其他30多位女政治犯。 钱瑛，被捕前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夏之栩，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的遗孀，被捕前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交通员，曾跟何宝珍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共过事，彼此很熟悉；帅孟奇被捕前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浦东、沪西区委和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跟何宝珍也认识。
当时正值盛夏，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闷热得使人窒息。女牢3号监房里，钱瑛、夏之栩、帅孟奇等人正在秘密讨论如何组织狱中的斗争问题。突然，号子门被打开了，推进来一个身材苗条、面目清瘦、眼睛炯炯有神、约摸30来岁的教师模样的女犯人。夏之栩一看大吃一惊，“你，你”正要叫出何宝珍的名字，何宝珍抢先接口说：“还认得我王芬芳？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智的何宝珍抢先自报家门，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已改用了名字，避免了暴露身份的危险。自那以后，何宝珍便与狱中的中共党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她常常利用难得的放风机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难友。
按照分工，帅孟奇负责起草文件和宣传材料；夏之栩设法搜集材料，并将写好的材料传出去；何宝珍因口齿伶俐，便由她来对付狱警。这天，狱警刚刚查过号房，帅孟奇就动手起草一个职工运动的报告。刚写了几个字，突然，一个外号“二科长”的狱警闯进来了，发现帅孟奇正在写字，便追问：“你不是一个不识字的女工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教师，看她们坐在这里无聊得很，就教她们识字，这是在练字呀！”何宝珍接过话头。
“这是写什么字？”“二科长”半信半疑。
“不是在从这本书上练习抄字的吗？”何宝珍把一本《世界知识》摊到他面前。原来，按照秘密党组织跟狱内同志的约定，帅孟奇写材料的开头，都是抄《世界知识》的前几段。“二科长”本来就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草包，他把书和写的字对照了一遍又一遍，想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何宝珍生气地从“二科长”的手里夺过《世界知识》，狠狠地摔在桌上，义正词严地发了一通火：“看书识字，违反了你们的哪条王法？”
“二科长”左看右看，没看出什么名堂，无言以对，只得悻悻地走了。
一天，同监不同号的中共女党员熊天荆，利用放风时，瞅准机会，从3号女牢的窗口投进一个写有组织指示的纸团，被狱警看见，何宝珍听狱警们大声叫着“快拿3号女监的钥匙来”。她知道特务要进来搜查，立即将纸团投进便桶内，对一名抱着孩子的难友说：“快！你去坐便桶，我来抱小孩。”她抱着婴儿轻轻地哼着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进来的女特务搜索一阵，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得将熊天荆放了。女特务走后，何宝珍从便桶里将纸团拾起来，照抄一张，与钱瑛、帅孟奇等研究后，利用放风的机会，传到其他号子里。
五
监狱的伙食标准本来就很低，加之狱吏们的贪污克扣，所以就更差了。饭是陈年老米，还夹有沙、稗和老鼠屎；菜是老菜根与腐叶，没有一点油星。何宝珍、钱瑛、帅孟奇等经过研究并取得其他号子狱友的支持，开展了绝食斗争，提出改善伙食、允许亲友探监送食品、有病可以吃中药等条件。到了第四天，难友们呕吐不止，何宝珍吐得更厉害。狱吏进来劝大家恢复饮食，何宝珍代表难友们说：“像这样的伙食吃下去，迟早都是死，迟死不如早死好。不答应条件，我们宁可饿死。”狱吏怕饿死犯人，被追究责任，只得答应。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伙食又恢复原样，狱方还借口外面送来的食品不卫生，不允许再送。如果不准外面送东西，那么监内外的联系将被切断，这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手。何宝珍挺身而出，厉声责问监狱长：“你为什么讲话不算数？”监狱长被问得恼羞成怒，把她拉出来就打。难友们见了怒吼道：“不许打人！”次日，监狱又掀起了一轮绝食斗争，狱方只得同意继续改善伙食，并允许外面亲友接济。
1934年秋，赤色互济会一个女干部被捕，经受不住严刑拷打，暴露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敌特知道何宝珍是刘少奇的妻子以后，认为抓住了一条大鱼，可以顺藤摸瓜，通过她破获一些上海的中共秘密组织，个个喜不自禁。
开始，敌特采取的是“诱供”，客气招待，好言相劝，声称只要她提供秘密党组织的情况，不但立即释放，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奖金。何宝珍掠掠自己的头发，沉着镇定地回答：“我是刘少奇的妻子，仅是一个普通党员，除照顾刘少奇生活外，不与任何人联系。你们能从我口中掏出什么东西？”
次日，敌人又提审何宝珍，她仍然拒绝回答敌人的问题，敌人便对她多次用刑，何宝珍被折磨得晕厥过去。经过难友们的细心护理，半个月后，她才慢慢得到恢复。此后，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
由于积极领导狱中斗争，何宝珍早就成了监狱长眼中钉、肉中刺。他认为何宝珍是个极不安分、极端危险的人物，留在监内有百害而无一利，便建议上峰将她处死，以绝后患。
这年10月底的一个清晨，只见一队宪兵荷枪实弹进来，狱吏打开3号女牢，大声叫道：“何宝珍！快穿好衣服，马上转移。”何宝珍一听，什么都明白了。同监的难友明白她这次转移凶多吉少，很多人都为她流下眼泪。但何宝珍却微笑着向难友们挥手说：“别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怀。”说罢，她唱着《国际歌》向外走去。歌声立即引起难友们的共鸣，大家应声唱起来，歌声愤怒而激昂……
何宝珍壮烈牺牲在雨花台，时年32岁。（题图为何宝珍烈士）
（责任编辑：胡北）
195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的陪同下来到了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第一次到南京。尽管行程紧张，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还是专程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先烈，这里长眠着刘少奇的革命伴侣何宝珍烈士。在烈士纪念碑前，刘少奇深切哀悼这位永铭在心的女性，他深情地对王光美和其他陪同人员说：“几十年来，无数的革命先烈牺牲在这里，何宝珍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这样评价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何宝珍，又名葆贞、葆真，1902年5月出生在湖南道县梅花镇桂头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十多岁时，她给一家地主的小姐当丫头。小姐上私塾，因陪读，何宝珍才有机会念书识字。后来，在亲戚的资助下，她于1914年入县女子小学读书。1918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设在衡阳的省立女三师，在那里她阅读了《新青年》《湘江评论》《女界》等进步刊物。次年，五四运动爆发，很快波及衡阳。何宝珍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后颇受启发，便也在学校组织进步同学搞学生运动。她们剪辫子、梳短发，并自制三角小旗，越墙参加示威游行；还组织同学演街头剧，宣传爱国思想。她主演的《哀台湾》《孔雀东南飞》等短剧十分成功，不少群众看了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19年6月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何宝珍代表女三师参加并被选为学联干事。在那里，她除了常与男三师的蒋先云、黄静源，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等进步学生一起研究工作外，还经常听到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等革命先驱的报告，思想上产生新的飞跃。1922年春，经男三师中共党员、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张秋人的介绍，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三师团委书记，成了湘南学生运动的骨干。
当时，省立女三师的校长欧阳骏依靠省长赵恒惕作后台，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她把何宝珍、张琼、朱舜华、肖腾芳等进步学生看成眼中钉，经常捕风捉影地训斥她们。何宝珍她们忍无可忍，决定发动学校进步学生来一次反击，揭发欧阳骏种种劣迹。
欧阳骏得知后气得火冒三丈，她串通省府，捏造事实，将何宝珍等几名进步学生开除。一时间，家境贫寒、在衡阳举目无亲的何宝珍，被逼得走投无路，陷入生活困境。这时，共产党员张秋人找她谈话，给予鼓励，并为她写介绍信、支援旅费，要她到长沙清水塘寻找中共湘区委员会。
二
何宝珍到了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热情地接待了她，安排她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办的自修大学免费学习。在此期间，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何宝珍与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少奇相识。
不久，杨开慧发现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愫，开始为他们牵线搭桥。可就在这时，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到安源搞工人运动了。在杨开慧的建议下，何宝珍也被派去安源。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分配她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当教员兼工人俱乐部书报委员。
1923年初，何宝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革命斗争中，刘少奇、何宝珍这两颗年轻的心碰出了爱的火花。1923年4月中旬，在安源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两人结为革命伉俪。婚礼在工人俱乐部举行，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主持。他们不拜天地，不办酒席，只买点糖果，泡点茶水招待客人。
婚后，两人立即投入紧张的革命工作。刘少奇忙于接待工人、到工地调查、处理具体问题、批阅和撰写文件；何宝珍白天为孩子们上课，夜里在工人夜校教工人唱歌、识字。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她采用矿山里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对工人讲解革命道理。当时安源流行一些俗谚民谣，比如：“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有病赶你走，死了不如狗。”“人说安源好赚钱，一来就是好几年，要想回家看父母，身上没有盘费钱；来是强壮的小伙子，回时腰弓背驼不像人”。何宝珍将这类贴近工人生活、易懂易记的俗谚民谣谱成歌曲，教工人歌唱。这些动人的歌曲很快便传遍十里安源路矿，工人及其家属觉悟起来，同心协力跟喝他们血的资本家展开斗争。
三
1925年春，何宝珍惜别工作两年多的安源，随刘少奇奔赴广州。从此，她便随刘少奇为革命奔走四方，四海为家，出生入死。1925年，何宝珍随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去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26年2月，随刘少奇到广州全国总工会工作。同年10月，与刘少奇一起到武汉，担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长。其间，何宝珍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收回英租界的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何宝珍随刘少奇辗转于华北、东北、上海等地，参加党的秘密斗争。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来到上海工作。她当交通，住机关，搞联络，守店铺，任教员，进工厂，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这10年期间，刘少奇曾两次被捕，何宝珍总是在党的指示下，沉着镇定地投入营救工作，到处奔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与手段，使刘少奇得以平安出狱，继续革命。
何宝珍与刘少奇生有两儿一女，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他们不得不忍痛将其中两个分别送到湖南宁乡老家和武汉一个工人家庭代养。
1932年冬，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根据党的决定，何宝珍带着幼子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刘少奇离沪后，何宝珍担任全国赤色互济会副主席兼营救部长，任务是与国际赤色互济会取得联系，争取援助。在险恶的环境中，她化名王芬芳，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的同志。由于活动频繁而引起敌特的注意，何宝珍不幸于1933年3月31日被捕。敌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根据“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的原则，判了她15年徒刑。
四
何宝珍被押送南京国民党模范监狱服刑。这里关押着钱瑛、帅孟奇、夏之栩等几位中共女杰和其他30多位女政治犯。 钱瑛，被捕前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夏之栩，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的遗孀，被捕前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交通员，曾跟何宝珍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共过事，彼此很熟悉；帅孟奇被捕前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浦东、沪西区委和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跟何宝珍也认识。
当时正值盛夏，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闷热得使人窒息。女牢3号监房里，钱瑛、夏之栩、帅孟奇等人正在秘密讨论如何组织狱中的斗争问题。突然，号子门被打开了，推进来一个身材苗条、面目清瘦、眼睛炯炯有神、约摸30来岁的教师模样的女犯人。夏之栩一看大吃一惊，“你，你”正要叫出何宝珍的名字，何宝珍抢先接口说：“还认得我王芬芳？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智的何宝珍抢先自报家门，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已改用了名字，避免了暴露身份的危险。自那以后，何宝珍便与狱中的中共党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她常常利用难得的放风机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难友。
按照分工，帅孟奇负责起草文件和宣传材料；夏之栩设法搜集材料，并将写好的材料传出去；何宝珍因口齿伶俐，便由她来对付狱警。这天，狱警刚刚查过号房，帅孟奇就动手起草一个职工运动的报告。刚写了几个字，突然，一个外号“二科长”的狱警闯进来了，发现帅孟奇正在写字，便追问：“你不是一个不识字的女工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教师，看她们坐在这里无聊得很，就教她们识字，这是在练字呀！”何宝珍接过话头。
“这是写什么字？”“二科长”半信半疑。
“不是在从这本书上练习抄字的吗？”何宝珍把一本《世界知识》摊到他面前。原来，按照秘密党组织跟狱内同志的约定，帅孟奇写材料的开头，都是抄《世界知识》的前几段。“二科长”本来就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草包，他把书和写的字对照了一遍又一遍，想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何宝珍生气地从“二科长”的手里夺过《世界知识》，狠狠地摔在桌上，义正词严地发了一通火：“看书识字，违反了你们的哪条王法？”
“二科长”左看右看，没看出什么名堂，无言以对，只得悻悻地走了。
一天，同监不同号的中共女党员熊天荆，利用放风时，瞅准机会，从3号女牢的窗口投进一个写有组织指示的纸团，被狱警看见，何宝珍听狱警们大声叫着“快拿3号女监的钥匙来”。她知道特务要进来搜查，立即将纸团投进便桶内，对一名抱着孩子的难友说：“快！你去坐便桶，我来抱小孩。”她抱着婴儿轻轻地哼着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进来的女特务搜索一阵，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得将熊天荆放了。女特务走后，何宝珍从便桶里将纸团拾起来，照抄一张，与钱瑛、帅孟奇等研究后，利用放风的机会，传到其他号子里。
五
监狱的伙食标准本来就很低，加之狱吏们的贪污克扣，所以就更差了。饭是陈年老米，还夹有沙、稗和老鼠屎；菜是老菜根与腐叶，没有一点油星。何宝珍、钱瑛、帅孟奇等经过研究并取得其他号子狱友的支持，开展了绝食斗争，提出改善伙食、允许亲友探监送食品、有病可以吃中药等条件。到了第四天，难友们呕吐不止，何宝珍吐得更厉害。狱吏进来劝大家恢复饮食，何宝珍代表难友们说：“像这样的伙食吃下去，迟早都是死，迟死不如早死好。不答应条件，我们宁可饿死。”狱吏怕饿死犯人，被追究责任，只得答应。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伙食又恢复原样，狱方还借口外面送来的食品不卫生，不允许再送。如果不准外面送东西，那么监内外的联系将被切断，这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手。何宝珍挺身而出，厉声责问监狱长：“你为什么讲话不算数？”监狱长被问得恼羞成怒，把她拉出来就打。难友们见了怒吼道：“不许打人！”次日，监狱又掀起了一轮绝食斗争，狱方只得同意继续改善伙食，并允许外面亲友接济。
1934年秋，赤色互济会一个女干部被捕，经受不住严刑拷打，暴露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敌特知道何宝珍是刘少奇的妻子以后，认为抓住了一条大鱼，可以顺藤摸瓜，通过她破获一些上海的中共秘密组织，个个喜不自禁。
开始，敌特采取的是“诱供”，客气招待，好言相劝，声称只要她提供秘密党组织的情况，不但立即释放，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奖金。何宝珍掠掠自己的头发，沉着镇定地回答：“我是刘少奇的妻子，仅是一个普通党员，除照顾刘少奇生活外，不与任何人联系。你们能从我口中掏出什么东西？”
次日，敌人又提审何宝珍，她仍然拒绝回答敌人的问题，敌人便对她多次用刑，何宝珍被折磨得晕厥过去。经过难友们的细心护理，半个月后，她才慢慢得到恢复。此后，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
由于积极领导狱中斗争，何宝珍早就成了监狱长眼中钉、肉中刺。他认为何宝珍是个极不安分、极端危险的人物，留在监内有百害而无一利，便建议上峰将她处死，以绝后患。
这年10月底的一个清晨，只见一队宪兵荷枪实弹进来，狱吏打开3号女牢，大声叫道：“何宝珍！快穿好衣服，马上转移。”何宝珍一听，什么都明白了。同监的难友明白她这次转移凶多吉少，很多人都为她流下眼泪。但何宝珍却微笑着向难友们挥手说：“别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怀。”说罢，她唱着《国际歌》向外走去。歌声立即引起难友们的共鸣，大家应声唱起来，歌声愤怒而激昂……
何宝珍壮烈牺牲在雨花台，时年32岁。（题图为何宝珍烈士）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