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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刘易斯的经典文献为基础，探析其原生思想，是批判继承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从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模型构建两个方面去把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发现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采用市场与非市场经济并存的二元性结构的古典假设，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古典模型。
[关键词]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古典假设；古典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6—0022—(05)
与任何其他伟大的理论创新一样，二元经济理论在其诞生以来的50多年里，一直饱受争议。理论探讨本来是学术进步的基本途径和表现形式，然而，笔者以为以刘易斯的经典文献为基础，探析其原生思想，才是探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理解和探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体系应该从前提假设和模型构建两个基本方面着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回归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探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模型构建以及挖掘藏在它们背后的理论内涵。
一、古典假设
(一)二元结构的现实前提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不发达经济——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劳动力的主体劳动者，本身是不统一的，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一方面，劳动者是处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现代部门；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劳动者处在以自给自足为资源配置逻辑的传统部门。以市场为特征的现代部门坚持效率标准，以非市场为特征的传统部门则坚持生存标准。概括地说，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准的是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然而，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成熟一直都是以一元化的发达经济为分析样本和研究材料。
(二)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假设
刘易斯处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却回归了古典传统，主要是因为他发现后者的主要重心是在“研究生产是怎样一直增长”。重回古典分析范式，他发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看法对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地区都是成立的。
刘易斯认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在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本和自然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刘易斯观察到在这些国家里，家庭拥有的土地是很少的，以至于部分家庭成员离开土地去找其他工作，剩下的家庭成员只要愿意再贡献一点劳动力(在原来长时间闲置、劳动力远未充分使用的状态下，再出一点力)，土地的产量就不会变。当然，刘易斯后来又补充到这种存在着“隐蔽失业”的状况不只存在于农村，它还存在于“整个临时性职业”。
刘易斯的这种认识和古典经济学描述的现实状态相近。究其本质，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发展早期与发展中国家的当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存在着市场和非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如果以市场的效率标准立论，非市场的劳动力配置是无效的。
实质上，刘易斯在这一假设上，同时坚持了古典传统，也运用了新古典理论，但却把两者一起超越了。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刘易斯的批判却是离题。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发展中国家其实处于一种古典状态，即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他们的批判实际上是站在发达经济里用新古典经济学去研究不发达经济，不是从客观现实出发，而是从他们思维定式以及由此得到的推论出发的。他们认为，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也是生产者，既然是生产者，那么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种批判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如果从不发达经济的实现出发，可以发现在二元中传统部门这一元里，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是找不到根据的，因为他们的资源配置逻辑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生存伦理。应该看到，从本质上讲，农民首先是人，是生存者，然后才是生产者。生产者只是农民作为生存者的“工具身份”。他们追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的选择是要服从他们作为生存者这一终极目标的。如果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使他们成为(或者更好地成为)生存者，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的目标。
在“维持生计”部门里，农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问题。他们的需求层次处在生理需求层次，因此他们的效用也主要是生存的效用。由于生存受到考验，所以多生子女，保留家庭或者家族的生存是对家庭和家族这个利他性团体的最优选择，因此，农民就会生更多的子女，而子女越多，人均产出就越少。由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在封闭的家庭环境里是利他的，而非利己的，因此在每一个固定的时点，面对现有的家庭人口，家庭(当然主要指家长)不可能通过“解雇”家庭成员的方式来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从而达到劳动和土地要素的效率配置(就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内在要求的那样)。概言之，“生存理性”会使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追求效用最大化；在这里，彻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失效的。家庭人口具有膨胀特征的本质是家庭团队的非自利性，绝非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起点的市场逻辑可以解释的。
刘易斯认识到维持生计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他们的生产目标不同。他把维持生计部门的目标解释为“道德”原因形成的，是一种“非生产性原因”形成的。他所指的“道德”原因和“非生产原因”实际上就是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追求生存效用的最大化。由于有了特殊的效用追求，农民就不再简单地追求生产中的效率，而是求得家庭或者家族生存可能的最大化。于是，从新古典效率标准评判，就出现了“剩余劳动力”，相应地也就出现了为零的边际生产率。
总之，刘易斯古典假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假设。在非市场一元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假设是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当然，值得重提的是，刘易斯坚持了古典传统，但也部分地运用了新古典分析方法。
(三)不变的维持生计工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
1.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
刘易斯主要讲了两类农民的收入：一类是无地或者少地农民被农场主雇佣时的农业工资收入；另一类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所获得的收入。同时，他认为“在大多数人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经济里”，劳动力的工资“是根据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
由于家庭是一个决策单位，家庭生存和延续是最大利益所在，所以一般而言，家庭会考虑寻找满足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人口数量。家庭人口一旦确定，那么在一定土地规模和农业技术条件下，平均分配产品的原则也自然确定下来了。
2.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
事实上刘易斯关于现代部门工资的假设是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因为，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工资取决于维持基本生活消费的需求。从上面分析 可知，传统部门的工资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工资，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则是另一种“维持生计的工资”。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但联系也很紧密。
刘易斯认为，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取决于人们在这一部门以外所能赚得的收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必须要高于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否则就没有劳动力的转移。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但是，实际上，工资必须高于这一水平，“资本主义工资与维持生存的收入之间的实际差额通常是30％左右”。为什么有这种差额呢?刘易斯认为，可能是由于名义收入“错觉”的缘故，因为城里的生活费用较高，所以工资理应比农村要高一些(言下之意，剔除城里较高的生活费用再与农村的收入比高低才是合理的)；然而，实际工资也有差额，这种差额可能是需要的：一是这种差额可以看作是熟悉城市的心里费用；二是为人力资本的支付，因为即使不熟练的工人也比新从农村补充进来的工人要好用；三是这种差额可能代表传统标准的差别，即资本主义部门工人所要求的嗜好与社会身份通常已被更高的实际工资所承认；四是这种差额可能由于工会的维持所致。
总之，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是由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是维系传统部门家庭成员生存的最低标准，并且它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的差额并不受二元经济系统的内生因素影响，因此这种差额可以看作是不变的。在一个经济社会里，由于维系传统部门家庭的收入标准长期稳定，并且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与维系传统部门生计收入的差额长期稳定，因而从逻辑上讲，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也基本上是长期不变的。
当然，这种长期不变，也不是绝对的，它也受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发生变化。但刘易斯的工资不变假说，主要是指工资不受经济模型的内生变量影响而发生变化。
3.不变工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
在不变工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的重要假设，也是受到非议最多的假设之一。简单地说，刘易斯认为，无限供给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因为“在每一个职位后面都排着等待工作的长队”。他在进一步解释无限供给的本原含义时，指出无限供给实质上讲的就是一种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
刘易斯认为，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里，无限供给假设甚至比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还要重要。因为边际生产率为零不是他构建二元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却是他构建二元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
(四)古典假设的真实内涵
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主要是针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或者说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初级阶段时期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阶段，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以及相应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逻辑并存。
在非市场的传统一元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分工没有细化的客观现实存在，家庭作为生活与生产单位功能是统一的，因此家庭的理性是两个层次的复合理性——生存伦理统摄下的经济理性；由于资本高度稀缺，劳动力十分丰富，所以对劳动力要素的关注不及对资本要素的关注。对照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成熟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学逻辑。由于生产力发展，分工细化，家庭就不再是生产单位，它被厂商取而代之。厂商负责思考经济利润最大化，与厂商在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对立博弈的劳动者就思考自身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逻辑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个人效用最大化所替代。
两个逻辑的差异很明显，但两个逻辑的统一也是现实的。特别是在存在着明显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里，两种逻辑在空间上是并存的。简单地讲，研究二元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同时考虑两种逻辑。单纯地用新古典经济学逻辑思考二元经济的发展是不顾及客观现实的形而上学。相反，古典假设实质上就是研究二元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当然并不排除部分运用新古典分析，就像刘易斯做的那样)。
二、古典模型
(一)古典模型的图形表述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剩余的使用。刘易斯主要是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创造理论出发，来解释资本形成、积累与劳动的关系。
按照模型中的分析前提，刘易斯认为资本家会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剩余，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这一经济发展过程在图形中表现为边际产量曲线不断向上移动，见图1，“生产剩余”(由工资与劳动力需求曲线一劳动力边际产量曲线之间围成的部门)不断地增加。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生产过程赶上劳动力的过度供给，直至工业过度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时候才会伴随工资率的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这种增长和就业扩张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从而经济从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工资开始出现增长的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图1中由T点表示。
刘易斯用图形模型来表述他关于二元经济发展的思想时，虽然借用了_些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和研究技术，但他的思想内核是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因为他的模型暗含了一个推论，即所有资本以及所有社会产品都是劳动创造的。换言之，从他的模型中可以推出，劳动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条件下，会不断创造“劳动力要素租金”，并不断积累为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是运用价值理论去解释经济发展问题。他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并回归了古典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主题(这里的发展是狭义的发展，主要指以财富创造为中心的经济增长)。
(二)古典模型的重构
刘易斯并没有用数学模型来表述他的二元经济理论。但他对劳动转移、资本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然解释得非常清晰了。依据他表述的逻辑，可以构建一个由劳动力转移，导致资本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古典模型。
首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暗含着一个推论，即资本家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资本家在生产时会使用最节约资本的生产方式。但是，必须承认，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他所用的资本必须有一个最低规模限制。换言之，每一劳动力从事生产所需的资本有一个最小单位，例如皮鞋手工生产时必须按人头配备的剪刀、捶子等工具。同时，由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会尽量地使成本变小，因此他们不会雇佣过多的劳动力，即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是不会多余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二元经济里资本主义生产函数是莱昂惕夫生产函数：
Qt=f(Lt，kt)=min(Lt/m，Kt/n) (1) 式中，Q指产量；L、K分别指劳动和资本，下标t是指时间序列；f(Lt，Kt)表示生产函数的抽象形式，min(Lt/m，Kt/n)表示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m、n是常数。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核心是说明这种特殊经济的发展问题。但应该看到，发展并不是二元经济中各类经济主体的直接目标，相反发展只是各类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各类经济行为的附属性后果。因此，刘易斯在表述其二元经济理论时，先说明了劳动转移与资本增长的关系，然后才说明资本增长的后果是引起产量的增长。简言之，虽然刘易斯构建古典模型的目的是说明经济增长，但它的重点却是说明资本是如何增长的。
由资本主义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推导出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关系：
Kt=n/m/Lt (2)
从表面上看，这一关系虽然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时的劳动技术关系，但实际上它却蕴涵了不发达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演绎古典模型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
静态地看，运用全微分定理对上式进行全微分，可以发现：
KdK=n/m/dL (3)
上式的含义是，劳动力的增长会引起资本的增长；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解释为资本的增长是因为劳动的增长。但是，应该注意到模型中的n/m，它表示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率和资本家的积累率的乘积。
动态地看，对式(3)两边取对数，得到：
InKt=ln/n/m+lnLt (4)
再用时间对式(4)两边分别求导，得到：
dKt/dt/Kt=dLt/dt/Lt (5)
即
GK=GJ (6)
式(6)表明资本的成长率只与劳动力的增长率相关，并且多大的劳动力增长率就决定了多大的资本成长率。这就是刘易斯古典模型的数学表述的核心结论。
(三)古典模型的评析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刘易斯事实上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仍然认为在价格理论体系之上，应该有一个价值理论。只有对价值源泉有一个清楚的说明，才能把握住经济发展的关键。
L和K是不同类型的事物，为什么它们能相等呢?新古典分析对此只作了表面解释，即认为它们都是用货币表示的，即它们的价格都用货币表示，所以单位是统一的。但显然，刘易斯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认识。他从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认为它们之所以能统一，关键在于它们都有统一的本源，即它们实质上都是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都是由劳动完成的。这就是刘易斯模型所蕴含的价值理论(并且还是价值源泉一元化的价值理论)。静态地看，在每一期的生产中，它们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剩余价值模型中的预付的两类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按照刘易斯古典模型的逻辑，可反推出：经济的发展是由于资本的增长，而资本的增长又是因为劳动的增长产生的劳动生产剩余的增长(劳动力要素的租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古典模型从本质上讲，就是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只不过他用这一模型来说明剩余价值生产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然而，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他没有考察生产关系的内生变化(制度的内生变化，抑或说演化)。实际上，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指明了这种生产方式会产生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内生变化的依据，刘易斯模型则对这些内生变化统统存而不论。
第一，刘易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分配关系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存在因果关系。他只是简单地运用了一些经验事实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他认为劳动是丰富的，资本是稀缺的，所以劳动会因为劳动者追求更高的收入而不断地“自愿”被资本剥削。他并不探究这种剥削的形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即他并没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确立、发展的。事实上，“二元经济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
第二，刘易斯并没说明这种生产关系会如何发展。笔者以为，因为刘易斯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在生产方式之上还有生产关系这一存在层次，所以他不可能对生产关系内生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机制有更深的认识。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向我们昭示：劳动不只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源泉(深厚的古典传统结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是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回归。这一点，从该理论的古典假设和古典模型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印证。
[责任编辑：张岩林]
[关键词]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古典假设；古典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6—0022—(05)
与任何其他伟大的理论创新一样，二元经济理论在其诞生以来的50多年里，一直饱受争议。理论探讨本来是学术进步的基本途径和表现形式，然而，笔者以为以刘易斯的经典文献为基础，探析其原生思想，才是探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理解和探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体系应该从前提假设和模型构建两个基本方面着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回归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探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模型构建以及挖掘藏在它们背后的理论内涵。
一、古典假设
(一)二元结构的现实前提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不发达经济——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劳动力的主体劳动者，本身是不统一的，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一方面，劳动者是处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现代部门；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劳动者处在以自给自足为资源配置逻辑的传统部门。以市场为特征的现代部门坚持效率标准，以非市场为特征的传统部门则坚持生存标准。概括地说，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准的是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然而，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成熟一直都是以一元化的发达经济为分析样本和研究材料。
(二)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假设
刘易斯处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却回归了古典传统，主要是因为他发现后者的主要重心是在“研究生产是怎样一直增长”。重回古典分析范式，他发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看法对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地区都是成立的。
刘易斯认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在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本和自然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刘易斯观察到在这些国家里，家庭拥有的土地是很少的，以至于部分家庭成员离开土地去找其他工作，剩下的家庭成员只要愿意再贡献一点劳动力(在原来长时间闲置、劳动力远未充分使用的状态下，再出一点力)，土地的产量就不会变。当然，刘易斯后来又补充到这种存在着“隐蔽失业”的状况不只存在于农村，它还存在于“整个临时性职业”。
刘易斯的这种认识和古典经济学描述的现实状态相近。究其本质，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发展早期与发展中国家的当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存在着市场和非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如果以市场的效率标准立论，非市场的劳动力配置是无效的。
实质上，刘易斯在这一假设上，同时坚持了古典传统，也运用了新古典理论，但却把两者一起超越了。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刘易斯的批判却是离题。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发展中国家其实处于一种古典状态，即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他们的批判实际上是站在发达经济里用新古典经济学去研究不发达经济，不是从客观现实出发，而是从他们思维定式以及由此得到的推论出发的。他们认为，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也是生产者，既然是生产者，那么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种批判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如果从不发达经济的实现出发，可以发现在二元中传统部门这一元里，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是找不到根据的，因为他们的资源配置逻辑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生存伦理。应该看到，从本质上讲，农民首先是人，是生存者，然后才是生产者。生产者只是农民作为生存者的“工具身份”。他们追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的选择是要服从他们作为生存者这一终极目标的。如果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使他们成为(或者更好地成为)生存者，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的目标。
在“维持生计”部门里，农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问题。他们的需求层次处在生理需求层次，因此他们的效用也主要是生存的效用。由于生存受到考验，所以多生子女，保留家庭或者家族的生存是对家庭和家族这个利他性团体的最优选择，因此，农民就会生更多的子女，而子女越多，人均产出就越少。由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在封闭的家庭环境里是利他的，而非利己的，因此在每一个固定的时点，面对现有的家庭人口，家庭(当然主要指家长)不可能通过“解雇”家庭成员的方式来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从而达到劳动和土地要素的效率配置(就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内在要求的那样)。概言之，“生存理性”会使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追求效用最大化；在这里，彻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失效的。家庭人口具有膨胀特征的本质是家庭团队的非自利性，绝非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起点的市场逻辑可以解释的。
刘易斯认识到维持生计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他们的生产目标不同。他把维持生计部门的目标解释为“道德”原因形成的，是一种“非生产性原因”形成的。他所指的“道德”原因和“非生产原因”实际上就是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追求生存效用的最大化。由于有了特殊的效用追求，农民就不再简单地追求生产中的效率，而是求得家庭或者家族生存可能的最大化。于是，从新古典效率标准评判，就出现了“剩余劳动力”，相应地也就出现了为零的边际生产率。
总之，刘易斯古典假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假设。在非市场一元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假设是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当然，值得重提的是，刘易斯坚持了古典传统，但也部分地运用了新古典分析方法。
(三)不变的维持生计工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
1.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
刘易斯主要讲了两类农民的收入：一类是无地或者少地农民被农场主雇佣时的农业工资收入；另一类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所获得的收入。同时，他认为“在大多数人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经济里”，劳动力的工资“是根据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
由于家庭是一个决策单位，家庭生存和延续是最大利益所在，所以一般而言，家庭会考虑寻找满足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人口数量。家庭人口一旦确定，那么在一定土地规模和农业技术条件下，平均分配产品的原则也自然确定下来了。
2.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
事实上刘易斯关于现代部门工资的假设是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因为，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工资取决于维持基本生活消费的需求。从上面分析 可知，传统部门的工资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工资，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则是另一种“维持生计的工资”。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但联系也很紧密。
刘易斯认为，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取决于人们在这一部门以外所能赚得的收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必须要高于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否则就没有劳动力的转移。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但是，实际上，工资必须高于这一水平，“资本主义工资与维持生存的收入之间的实际差额通常是30％左右”。为什么有这种差额呢?刘易斯认为，可能是由于名义收入“错觉”的缘故，因为城里的生活费用较高，所以工资理应比农村要高一些(言下之意，剔除城里较高的生活费用再与农村的收入比高低才是合理的)；然而，实际工资也有差额，这种差额可能是需要的：一是这种差额可以看作是熟悉城市的心里费用；二是为人力资本的支付，因为即使不熟练的工人也比新从农村补充进来的工人要好用；三是这种差额可能代表传统标准的差别，即资本主义部门工人所要求的嗜好与社会身份通常已被更高的实际工资所承认；四是这种差额可能由于工会的维持所致。
总之，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是由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是维系传统部门家庭成员生存的最低标准，并且它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的差额并不受二元经济系统的内生因素影响，因此这种差额可以看作是不变的。在一个经济社会里，由于维系传统部门家庭的收入标准长期稳定，并且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与维系传统部门生计收入的差额长期稳定，因而从逻辑上讲，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也基本上是长期不变的。
当然，这种长期不变，也不是绝对的，它也受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发生变化。但刘易斯的工资不变假说，主要是指工资不受经济模型的内生变量影响而发生变化。
3.不变工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
在不变工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的重要假设，也是受到非议最多的假设之一。简单地说，刘易斯认为，无限供给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因为“在每一个职位后面都排着等待工作的长队”。他在进一步解释无限供给的本原含义时，指出无限供给实质上讲的就是一种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
刘易斯认为，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里，无限供给假设甚至比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还要重要。因为边际生产率为零不是他构建二元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却是他构建二元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
(四)古典假设的真实内涵
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主要是针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或者说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初级阶段时期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阶段，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以及相应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逻辑并存。
在非市场的传统一元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分工没有细化的客观现实存在，家庭作为生活与生产单位功能是统一的，因此家庭的理性是两个层次的复合理性——生存伦理统摄下的经济理性；由于资本高度稀缺，劳动力十分丰富，所以对劳动力要素的关注不及对资本要素的关注。对照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成熟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学逻辑。由于生产力发展，分工细化，家庭就不再是生产单位，它被厂商取而代之。厂商负责思考经济利润最大化，与厂商在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对立博弈的劳动者就思考自身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逻辑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个人效用最大化所替代。
两个逻辑的差异很明显，但两个逻辑的统一也是现实的。特别是在存在着明显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里，两种逻辑在空间上是并存的。简单地讲，研究二元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同时考虑两种逻辑。单纯地用新古典经济学逻辑思考二元经济的发展是不顾及客观现实的形而上学。相反，古典假设实质上就是研究二元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当然并不排除部分运用新古典分析，就像刘易斯做的那样)。
二、古典模型
(一)古典模型的图形表述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剩余的使用。刘易斯主要是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创造理论出发，来解释资本形成、积累与劳动的关系。
按照模型中的分析前提，刘易斯认为资本家会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剩余，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这一经济发展过程在图形中表现为边际产量曲线不断向上移动，见图1，“生产剩余”(由工资与劳动力需求曲线一劳动力边际产量曲线之间围成的部门)不断地增加。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生产过程赶上劳动力的过度供给，直至工业过度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时候才会伴随工资率的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这种增长和就业扩张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从而经济从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工资开始出现增长的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图1中由T点表示。
刘易斯用图形模型来表述他关于二元经济发展的思想时，虽然借用了_些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和研究技术，但他的思想内核是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因为他的模型暗含了一个推论，即所有资本以及所有社会产品都是劳动创造的。换言之，从他的模型中可以推出，劳动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条件下，会不断创造“劳动力要素租金”，并不断积累为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是运用价值理论去解释经济发展问题。他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并回归了古典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主题(这里的发展是狭义的发展，主要指以财富创造为中心的经济增长)。
(二)古典模型的重构
刘易斯并没有用数学模型来表述他的二元经济理论。但他对劳动转移、资本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然解释得非常清晰了。依据他表述的逻辑，可以构建一个由劳动力转移，导致资本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古典模型。
首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暗含着一个推论，即资本家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资本家在生产时会使用最节约资本的生产方式。但是，必须承认，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他所用的资本必须有一个最低规模限制。换言之，每一劳动力从事生产所需的资本有一个最小单位，例如皮鞋手工生产时必须按人头配备的剪刀、捶子等工具。同时，由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会尽量地使成本变小，因此他们不会雇佣过多的劳动力，即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是不会多余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二元经济里资本主义生产函数是莱昂惕夫生产函数：
Qt=f(Lt，kt)=min(Lt/m，Kt/n) (1) 式中，Q指产量；L、K分别指劳动和资本，下标t是指时间序列；f(Lt，Kt)表示生产函数的抽象形式，min(Lt/m，Kt/n)表示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m、n是常数。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核心是说明这种特殊经济的发展问题。但应该看到，发展并不是二元经济中各类经济主体的直接目标，相反发展只是各类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各类经济行为的附属性后果。因此，刘易斯在表述其二元经济理论时，先说明了劳动转移与资本增长的关系，然后才说明资本增长的后果是引起产量的增长。简言之，虽然刘易斯构建古典模型的目的是说明经济增长，但它的重点却是说明资本是如何增长的。
由资本主义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推导出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关系：
Kt=n/m/Lt (2)
从表面上看，这一关系虽然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时的劳动技术关系，但实际上它却蕴涵了不发达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演绎古典模型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
静态地看，运用全微分定理对上式进行全微分，可以发现：
KdK=n/m/dL (3)
上式的含义是，劳动力的增长会引起资本的增长；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解释为资本的增长是因为劳动的增长。但是，应该注意到模型中的n/m，它表示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率和资本家的积累率的乘积。
动态地看，对式(3)两边取对数，得到：
InKt=ln/n/m+lnLt (4)
再用时间对式(4)两边分别求导，得到：
dKt/dt/Kt=dLt/dt/Lt (5)
即
GK=GJ (6)
式(6)表明资本的成长率只与劳动力的增长率相关，并且多大的劳动力增长率就决定了多大的资本成长率。这就是刘易斯古典模型的数学表述的核心结论。
(三)古典模型的评析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刘易斯事实上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仍然认为在价格理论体系之上，应该有一个价值理论。只有对价值源泉有一个清楚的说明，才能把握住经济发展的关键。
L和K是不同类型的事物，为什么它们能相等呢?新古典分析对此只作了表面解释，即认为它们都是用货币表示的，即它们的价格都用货币表示，所以单位是统一的。但显然，刘易斯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认识。他从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认为它们之所以能统一，关键在于它们都有统一的本源，即它们实质上都是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都是由劳动完成的。这就是刘易斯模型所蕴含的价值理论(并且还是价值源泉一元化的价值理论)。静态地看，在每一期的生产中，它们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剩余价值模型中的预付的两类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按照刘易斯古典模型的逻辑，可反推出：经济的发展是由于资本的增长，而资本的增长又是因为劳动的增长产生的劳动生产剩余的增长(劳动力要素的租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古典模型从本质上讲，就是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只不过他用这一模型来说明剩余价值生产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然而，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他没有考察生产关系的内生变化(制度的内生变化，抑或说演化)。实际上，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指明了这种生产方式会产生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内生变化的依据，刘易斯模型则对这些内生变化统统存而不论。
第一，刘易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分配关系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存在因果关系。他只是简单地运用了一些经验事实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他认为劳动是丰富的，资本是稀缺的，所以劳动会因为劳动者追求更高的收入而不断地“自愿”被资本剥削。他并不探究这种剥削的形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即他并没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确立、发展的。事实上，“二元经济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
第二，刘易斯并没说明这种生产关系会如何发展。笔者以为，因为刘易斯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在生产方式之上还有生产关系这一存在层次，所以他不可能对生产关系内生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机制有更深的认识。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向我们昭示：劳动不只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源泉(深厚的古典传统结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是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回归。这一点，从该理论的古典假设和古典模型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印证。
[责任编辑：张岩林]